第四章的标题是“伪和·伪造·模造”，在列举了中国商品中假冒伪劣货色泛滥的事例之后，他的“考察”结论是：“一、盗窃是支那的常习，比盗窃稍轻的罪恶是欺诈；二、为了金钱可以造谣，所以在一切事物和现象中，可以说欺诈横行；三、除盗窃外，欺诈可以得到更多的不正当利益，所以支那民族热衷欺诈是当然之事。”山崎的“概括”是：“一、支那的商品中，没有不是假冒品和仿制品的；二、连宣传、谣言也多是伪造，可以称之为虚假宣传；三、如此之类，在良心泯灭、欺诈横行的支那民族中，是家常便饭。”
第五章的标题是“官宪·官僚·统治阶级”，在列举了有关事例之后，山崎百治做出如下“概括”：“一、支那民族特别是知识阶层，都热切期望自己成为政治家、官僚、官吏，那是因为这确实是份好差事；二、一旦获得了这种地位，他们就一心营私，专事虐政、压榨，而不把民众的困难与痛苦放在眼里。……”
第六章的标题是“兵·兵匪·军阀”，在列举了当时军阀和大兵的所作所为后，山崎百治说：“一、军阀无论新旧，全都只考虑自家的利欲，其部下将兵，更是变本加厉。他们的离合聚散，也以利欲为转移。二、他们从不把一般民众的生命、财产放在眼里，滥施淫威，敲诈勒索。支那民族虽上上下下视之为蛇蝎，却无可奈何；三、如此，良心麻痹、现世本位的支那民族，却认为‘军阀在支那是最大的财主、最高的身份地位’而羡慕不已。”
第七章的标题是“宣传”。山崎百治认为，“支那民族”的宣传手法实在是高明，即“不像宣传的方法才是宣传”，“对着来客……介绍房间挂着的书法、照片，这就是高明的宣传”，“被数量庞大的图书，汉字的魅力而迷惑的外国学者，成了在世界上为‘中华’而宣传的斗士。由此，支那的真相实体被掩蔽，而获得了尊敬、热爱和同情。实在是‘不战而胜’的妙策”。他的“概括”是：“支那民族是个擅长宣传的民族。”
第八章的标题是“言与为·形式与实际·知与行”，山崎百治说：“真正的文化，不论是民族还是个人，应该以营造高度言行一致的良心的生活为基准，而不能以文献的多寡来决定；‘真实’或‘实际文化’、‘文献文化’，应有严格的区别。可以断言在支那没有‘实际文化’。”他称：“支那民族，言论是言论，实践是实践，形式是形式，实际是实际，它们都是不同的两回事，言行一致毫不顾及。在知识分子中，此弊尤为显著。”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5）
第九章的标题是“无知·无关心·漫不经心”。山崎百治认为，支那民族特别是一般民众，都是粗野无智，容易为谣言、迷信所迷惑；“支那民族，不分官民、阶级、职业，只注意处理与自我相关的事物，其他一切概不顾及。”
第十章的标题是“性欲”。山崎百治举例说，在“支那”的战争和兵变中，鞭尸的行为很多；在盛大的演出中、在乡村戏剧等各种各样的表演中，盛行猥亵的表演；在骂人、恶作剧和暴行中，关于“性”的东西甚多；黄色图画、读物极受欢迎；关于“性”的药剂、饮食很受欢迎，鸦片与性欲关系密切；支那上层阶级皆好色，下层阶级则性饥渴。他最后的“概括”是：“一、支那民族的性欲极其炽烈，极其执著，利用一切手段和方法，试图使性欲更刺激、更强烈、更持久。至于下层阶级，经常是性饥渴，蕴藏着一触即发的危险。二、‘生存欲，是支那民族的衷心欲求，而‘性欲’则是其核心。”
第十一章的标题是“鸦片·麻将·游乐”。在列举了“支那”人鸦片泛滥、吸烟成瘾、赌博成风、吃喝玩乐成风的事例后，结论是：“一、吸烟、赌博，在支那人的生活中是如此持久、广泛、深入，两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要严格禁止是非常困难的；二、食欲中有性欲，赌博中有利欲，吸烟又和性欲、赌博有关。充分满足食欲、赌博、吸烟、性欲等游兴，是支那民族特有的豪华版〔生活〕，是全民族向往的极致。他们将日本人的接待、招宴视为小儿游戏，也是理所当然。”
第十二章的标题是“忍耐·努力·执拗”。山崎百治概括出的结论是：“支那民族，为了‘生’，为了享乐，如何的艰难困苦都不在乎，而专心于发财致富。如有利可图，则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获得，决不死心断念，变‘没法子’为‘有法子’，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第十三章的标题是“防卫·结社·相互帮助·排他·面子”，在列举分析了有关事例后，结论是：“要而言之，由支那民族自身来建设统一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从外部得到强有力的援助和协力。在这方面，日本民族最可堪当此任，而现在正是首当其冲，可以说是天命注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要大声疾呼：1支那民族要彻底抛弃中华的、排外的思想，发挥真正的相互扶助精神！ 2日本民族，在对支关系的所有领域，都应该派去实践神道的挺身队！”
第十四章的标题是“直观”，认为“支那民族”“头脑灵活，直观敏锐”，但因太“直观”，对于“国家、社会、大事业、大公司的经营和运转，则很拙劣”，并且鼠目寸光，只顾眼前的利害得失，容易堕为“机会主义”，要改正之，除了由日本人“来领导他们以外，别无办法”。
第十五章的标题是“发现·发明·中华思想·轻日思想”，在这一章中，山崎百治不得不承认中华文化的悠久和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但他以设问的方式做出的结论是：“为什么支那古代文化不能在本国永葆繁荣，而被日本吸收后，却发挥其精华，使日本文化变得更伟大？为什么欧美文化在支那不能繁荣，在日本文化中却异常地发达？”他认为，必须使中国人“明白轻日思想的无意义，这对日支两国、两民族真正幸福的将来，都是极其重要的关键”。
第十六章的标题是“儒林·礼·道风·民心”，这也是山崎百治“支那民族性”论的最后一条，算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点“肯定”，在此介绍从略。
山崎百治在上述十六章中，用了十五章，历数了“支那民族性”的恶劣之处。到了第十七章“总括”中，山崎百治说：“没有绝对的善人，也没有绝对的恶人。活着的人总有善恶两面，不过是善的素质多的被称为‘善人’，恶的素质多的，被称为‘恶人’罢了。”也许他自己也觉得把“支那民族性”说得一无是处，有损于他的“科学的解析”之“科学”，所以他把上述的“支那民族性”分为“支那恶”和“支那善”两类。其中，“支那恶”共占十五条，“支那善”只占七条，而且在这七条中，有些“善”在山崎笔下实际上已经不是“善”，如“宣传”、“直观”、“中华思想”之类，他本来已基本上做了否定。看来，所谓“支那善”，不过是山崎标榜“科学解析”“支那恶”的几条陪衬罢了。
山崎对“支那国民性”的所谓“科学的解析”，在今天几乎没有再予以“解析”的价值，因为全书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加恶语中伤，作者抱着对中国人民的偏见乃至敌意，露骨地丑化中国及中国人，简直把中国及中国人描绘成了堕落的泥潭和罪恶的渊薮，他有意识地将旧中国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加以集中放大，进而将人类社会——也包括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负面文化说成是“支那人”特有的“民族性”。例如，“实利主义、商人根性”，稍懂日本历史文化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日本的历史文献乃至现实中，找出大量的事例；“掠夺、盗窃、欺诈、兵匪、军阀”等在日本历代横行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荒淫无耻的“性欲”在日本从古到今的所谓“好色”文学中更是俯拾皆是。山崎如此“解析”“支那民族性”，不但使他丧失了一个常人应有的理性，也丧失了作为一个“博士”的起码文德和良知。究其根源，则显然出于他对坚持抗日的中国人民的仇视心理，于是就以所谓“国民性解析”的方式在日本读者中煽动反华和侵华的狂热。他还在该书“结语”中，把“抗日”的中国人民说成是“支那恶”的代表，把投降的汉奸说成是“支那善”的化身。他写道：
日本期望扫荡、歼灭“支那恶”的元凶、蒋〔介石〕政权，援助、强化“支那善”的汪派政权，即使前者和平投降，也断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只要“支那恶”的巨魁、头目、先锋还残存，则“小支那恶”就会在支那全土繁衍开来。
假如道义的日本不与“支那善”的政府协力，依靠文武两战彻底地消灭“支那恶”，则东洋永久的和平就没有指望。应该认识到支那事变是超长期的或者是永远的圣战，是造成世界根本变化的前哨战。（《这就是支那》第470页）
在该书的后记中，山崎又说：
现在的支那事变，是日本民族对于支那民族的直接的报恩的行动。
一、“日本善”彻底打倒“支那恶”的元凶、巨魁，把被统治者从数千年的涂炭之苦中解救出来。
二、以“日本善”，援助远见卓识之士，使其发挥“支那善”。
三、让支那民族实现数千年来憧憬的孔〔子〕、孟〔子〕、老〔子〕的愿望。
自有史以来，如此大规模的国际的报恩行动绝对没有。我把它叫做“圣战”，意味就在这里。（《这就是支那》第476页）
山崎百治的这些画龙点睛的“点题”之语，明确地说明了他的“支那民族性”的“解析”及他罗列、凸现所谓“支那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以“日本善”来打倒“支那恶”，为了服务于对中国的所谓“圣战”，为此，他把“科学的解析”变成了所谓“文武两战”中的“文战”，亦即文化侵略的工具，并且还无耻地把日本的侵华称为对中国的“报恩”行动。由此，强盗加无赖的丑恶嘴脸便跃然纸上。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支那国民性研究”（1）
将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与侵略中国密切结合起来的典型案例，是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东京：严松堂书店1943）。大谷孝太郎曾在东亚同文书院做过教授，也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图21《支那国民性和经济精神》书影的教授，此前著有《现代支那人精神构造研究》，《最近支那经济要论》等书。经济学的背景使他的“支那国民性”研究与现实问题、与日本侵华的需要更加贴近。该书由绪论“支那国民性的实体性”和前后两编构成。前编是“支那人的性格与世界观”，后编是“支那人经济生活及其经济精神”。其中“前篇”观点较为集中，因篇幅所限，这里只分析其前编。
大谷孝太郎认为，“典型的支那人的精神是群的保身的散文的构造。构造形式是散文的，基本的内容是群的保身。”在这里他用了“散文的”、“群的保身”两个概念。他解释说：“支那人的生活的根本形式是散文的。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