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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田尚在第一篇“序说”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关于支那的知识贫乏”，“表现出的是无知”，但他接着赞扬了日本的军部，认为“对支那持有关心并不懈地予以重要研究的只有军部。军部早在蒋政权统一的时候就洞察到日本应如何出手。这一洞察成为军部的一种传统并对支那研究大有促进”。他断言：“除去军部之外，了解支那的人没有。”所以他呼吁重视对支那的研究，特别是重视对支那“文化工作”的研究。
宇田尚强调对支文化工作要有明确的“指导精神”，认为：“正确的文化工作必须以正确的理念为基础，而各种工作都是这一根本理念的体现。换言之，只要不先确立正确的理念，文化工作将无法协同有序地进行。”“因此，对支文化工作必须首先有一个确实的理念——即指导精神。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假如不确立这种指导精神（也可以称为对支国策）的话，国民就难以从内心里理解并支持。”他还强调对支文化工作要服从日本的侵华国策。说：“我国的知识阶级历来主张学术的自由。学问的独立不能受外部因素的侵犯。学术的尊严性就建立在它本身的权威之上。这种想法是随着日本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普泛化而必然产生的现象。故在日本只要克服自由主义，学术的独立、学问的自由的思想同时也就必须克服。”他认为，今后在日本任何的学术研究都得“服从国是”，都不能有违“国体”。
宇田尚一连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论述所谓的“今次事变的思想性”。他指出，一般日本人都认识到这次事变不仅仅是武力战、经济战，也是思想战，但要问这次事变有什么“思想性”，未必有明确认识。他强调，“这次事变和思想有着重大而且根本的关系，这就是这次事变的特征”。他认为，这次战争和别的战争内容与性质完全不一样，因为在支那背后有着拼命维护欧洲资本主义剥削的英美法苏联等国家，有他们所提倡的自由主义，而这次战争就是要纠正吸亚细亚鲜血的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并以此积极地“教化支那民众”。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在这一点上失败了，那么即使军事战和经济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那也是一时的胜利，不能使胜利的成果保持长久。这就使得“这次事变具有高度的思想的性格，这就是事变的真正的特征”。他又进一步指出，这次事变就是要以军事行动彻底打垮蒋介石政权，为什么？就是因为蒋介石是欧美文化的代表，蒋介石统治下的支那，和日本人的教养根本不同，因为支那人丢掉了“东洋的教养”，而彻底地欧美化了，如果放任蒋介石在欧美文化的道路上走下去的话，“那么，支那越是‘进步’，就越凶恶，就越破坏东亚的和平。这就好比让一个疯子持刀在大街上乱砍一样”。由此，宇田断言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圣战”。“从战争的目的上来区分，大体可以分为圣战和侵略战两种。圣战是必须打的战争，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又能够矫正对方的错误，这就是圣战；又，将那些阻碍人类进步的、妨碍高尚文化的推进和创造的人打倒，就是圣战。相反，侵略战只是为了本国一方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这是要不得的战争，是在世界上制造不公正的战争。”他进一步把日本发动的战争说成是弘扬所谓“东洋文化”的战争。他说：世界文化可以分为东洋文化和欧洲文化。其中欧洲文化已走向穷途末路，“东洋文化在支那和印度早已失去了生命。东洋文化的精神只保存在日本文化之中”。
宇田尚设问道：“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化的可能的创造者是谁？人们早就说非日本莫属。但这些说法还有浓厚的独断色彩，还没有超出盲目信念的范围，还缺乏更正确的说明。谁是可能者，这是有诸种条件所决定的，日本民族果真具备了这些资格吗？这需要严密地论证。”宇田尚的所谓“严密的论证”是这样的：有资格创造新文化的国民，其第一个资格“是对东洋的精神的、综合的、静的、保守的文化有充分的理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具有直觉力、选择力、吸收力和拥抱力的国民”；第二个资格是“对于欧洲的物质的、斗争的、积极的文化，也要有同样应对能力的国民”；第三个资格是“将东西方的两种不同的文化综合起来，调和起来，依靠其综合能力而把握东西方异质文化各自的长处，并由此具备创造新文化的可能性”。他认为日本是唯一具备这三项资格的民族——
为了维护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之血肉的东洋文化——只有日本人才保有这样的文化——在此基础上融合欧洲文化并创造新文化，并将这种文化推向世界，就无论如何也要彻底打倒蒋政权。这就是今次事变的内在的意义，也是打倒蒋政权的必须具备的第一义的理由。（《对支文化工作草案》第67页）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一份典型的“对支文化工作草案”（2）
显然，宇田尚在这里所使用的并非是“严密的逻辑”，而是彻头彻尾的“独断”。东洋文化如何在中国和印度“早已失去了生命”，又如何唯独在日本能够保持生命？为什么日本学习西方文化是“融合”，中国学习西方文化就不是“融合”？这些强词夺理的胡言乱语，却包含着宇田尚明确而清醒的意图，他就是要说明，此次对中国的战争，不能只是以武力征服和经济掠夺为目的，不能只在军事和经济层面上进行，那样的话，日本在中国的利益不能持久；重要的是要在思想层面上进行，以便从根本上、从精神上征服中国人。“事变”不过是第一步，“打倒蒋政权”也不过是一个前提。这就是他所说的“事变的思想性”的实质。
宇田尚说，要做好“对支文化工作”，前提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原理”，“指导原理”也就是“大东亚新政治体制”的“指导理论”。而这个“指导原理”的确立“对日本而言是一个最深刻的宿命的课题”。在他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现有的观点和看法有些混乱。他指出，在几个有关“指导原理”的看法中，把“王道”作为指导理论似乎最为有力，但他认为来自中国的“王道”这个词及其所包含的思想，不足以成为“指导理论”，而日本有“皇道”一词。“皇道”和“王道”有一些共同点。在中国，“王道”所赋予的王者的政治地位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中国的皇帝经常被推翻，便沦为“霸道”，没有日本天皇那样的纯粹性和权威性；而在日本，“皇道”中的天皇的地位是绝对的、“至纯至高”的、万世不变的。因此，只有“皇道”才有资格成为整个大东亚的根本的“指导原理”，并以此来处理东亚各国的关系。在宇田看来，以“皇道”作为东亚的“指导原理”，就是确立日本在思想上对“支那”等东亚各国的指导地位。换言之，“皇道”的确立，意味着日本是“指导国家”，而中国等则是“被指导国家”。而——
所谓指导，并不意味着指导国家的利己主义的指挥和强制地统帅。而是对被指导国家的正确成长予以积极的帮助。可以理解为父亲对儿子、兄长对小弟的愿望和行为的一种自然的主动的协力。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来指导东亚。我所主张的指导就是如此，别无其他。
“指导”的另一面具有强制的因素。在被指导国家的意志和行为正确实施的情况下，强制的因素不必表现出来。但当其意志出现了偏差，其行为在道德方向出现了错误，而且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错误却没有断然加以纠正的气魄，在此情况下，（日本作为指导国家的）强制的因素当然要表现出来。小弟出现了精神上的毛病，自己又不能改正，兄长强制他改正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兄长之情，兄长之理。这里有对弟弟的深深的爱，是不得不如此的自然行为。父亲与儿子关系亦如此，自不待言。
……
平等绝不是无差别的平等。在东洋根本就不存在那种无差别的平等的观念……对支那和日本来说，君臣、父子、长幼、上下级的自然的秩序是很被重视的，是自然存在的。
……
兄长作为兄长的权威必须得到承认。假若小弟不承认，不听从和依靠兄长的正确的指导，那么他就不能全面成长、健康的发展，就没有指望在新体制下和平安定。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必须是新体制的中心，必须立于指导者的立场。日本应该明确地宣布这一点。（《对支文化工作草案》第84～87页）
宇田尚在这里的意思已经讲得赤裸裸了。原来，以“皇道”作为指导中国的“原理”，就是以日本的思想来“指导”中国，以日本之“是”为“是”，以日本之“非”为“非”，日本是绝对的衡量标准，中国不能不服从；日本领导中国，正如长兄管教小弟，老子指导儿子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里，宇田尚是拿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来比喻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但问题是，家庭成员之间长幼关系是天然的，不可改变的，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究竟谁是“小弟”、谁是“兄长”，谁是“父亲”，谁是“儿子”，却是由他宇田尚来决定的、由日本来决定的。而中国倘若不服从管教，那就甭想“在新体制下和平安定”，这种“吾皇为天下之皇”的“皇道”思维，真是一种“霸道”的思维了。而宇田尚对这一点丝毫也不掩饰——
以天皇陛下为中心，在东亚结成新体制的日本，作为盟主必须得到拥戴。对于这一点，参加国假如同意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多说什么；假如有国家不同意，那就断言不允许它参加〔东亚新体制〕。难道日本不应该有这种信念和气魄吗？这不是日本人恣意的要求，这是历史的必然，道德的必然。（《对支文化工作草案》第88页）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一份典型的“对支文化工作草案”（3）
这就是宇田尚提出的“对支文化工作”的“指导原理”或“指导理论”。其实质，通过所谓“文化工作”，使中国人接受这种“原理”和“理论”。就是使中国人甘心情愿奉日本为“家长”、为“兄长”，沐浴在日本的天皇及其“皇道”的“皇恩浩荡”中。宇田尚在《对支文化工作草案》一书中，十分重视宗教工作在“文化工作”中的重要性，有专门的章节谈到“宗教工作”、谈到如何利用宗教。他提出，日本占领下的“新生支那”“应该采用儒教为国教”，认为只有儒教可以统一支那南北的思想。“但支那的儒学现在已处于濒死的状态，尽管还有一点对孔子子孙的崇拜之风，但儒教的精神几乎枯竭。”因此，必须“在儒教中注入新的生命，如何注入新的生命呢？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