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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上午，六位代表和顾问、秘书等驱车至明故宫机场，伪立法院还特别休假半天，到机场送行。在京的国民党党政军大员亦多到机场相送。休息室内谈笑风生，气氛相当活跃。记得邵力子棋兴勃勃，和他人对弈，李宗仁、张治中旁立观战。
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但是对和谈都有一点共同的，就是希望划江而治，平分秋色，以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蒋介石向来把和谈作为反革命两手中的一手使用。他时刻不忘的是消灭共产党，绝不甘心于和平。所以张治中、吴忠信3月上旬在溪口向蒋陈述意见时，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时，蒋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但是他又考虑到形势太坏，能否做到没有把握，所以还向张、吴说：“我们虽然想保有若干完整的地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可是共产党是不愿我们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也不容易做到。”在谈到何应钦组阁问题时，蒋更赤裸裸地说：“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主，不宜分心！”当时蒋的心腹参谋总长顾祝同曾向蒋建议，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残部全部撤至长江南岸，编组成若干强大兵团，防止共军渡江，以确保江南半壁。同时把江南各军、师管区的新兵迅速编组成二线兵团，以备最后决战。蒋同意了，并把防守江南的任务交由汤恩伯负责，编组二线兵团则由顾祝同负责。
在蒋介石授意下，不但军事上作划江而治的准备，政治上也是同样的配合。从3月26日中共广播决定4月1日在北平开始和谈的消息后，南京、上海等地，以CC为骨干的各种团体纷纷举行集会，以各种名义如“全国和平促进会”、“国大代表上海联谊会”、“留穗立法委员联谊会”、“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委及政治委员谈话会”等，大肆叫嚷什么“国体不容更易”，“宪法之修改必须依法律程序”，“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军队国家化，仍应遵循不变”，“无条件停止一切战斗行为”等，以为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气氛，对中共施加压力，为实现划江而治做后盾。
至于李宗仁，在和谈问题上，和蒋介石有同有不同。希望划江而治是相同的。他曾对刘斐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足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对备战以求和也是相同的，他曾对唐生智说：“能战才能和，和时才能对等。”他幻想的是“对等的和平”，而不是他对国民党和谈代表所说的“只要你们同意，我就同意，纵然在和谈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也愿签字”。但在和谈的动机和目的方面，蒋介石与李宗仁大不相同。蒋希望在划江而治之下，积蓄力量，向中共反扑过去。李则希望在划江而治之后，联美、联苏、联共以压蒋，取而代之。所以李宗仁一方面通过傅泾波、司徒雷登向美国乞求军火，计划武装桂系部队；另一方面又派人拉拢苏联驻华武官罗申。他交给刘斐的任务，就是要他到北平后见机行事，联共压蒋。李认为，全国人民主和，立法院支持他，美国政府支持他，苏联不反对他领导和谈，只要把中共联络上了，就可以利用这几方面的力量来压蒋。
至于六位代表，张治中和邵力子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刘斐属桂系，李蒸派系色彩不浓厚，章士钊属社会贤达。他们对和谈的态度也各不相同。章在同年2月间以上海人民代表团名义，邵以个人名义到过北平，心中早已有数，知道划江而治不可能，而且已作好不回南京的准备。张治中长期参加国共和谈，对国民党军政腐败有深刻的认识，照理也是心中有数的，他离南京前对友好和笔者已表示此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他和蒋的关系太深，所以仍然作划江而治的梦想，在溪口时也是这样和蒋介石谈的。刘斐则是受李宗仁之托，当然希望能取得划江而治的结果。
中共所提八条，是要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国民党方面则作隔江而治的美梦，双方可谓南辕而北辙，和谈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4月4日，毛泽东发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明确指出：“不管你们签字与否，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向前进军的。”这不啻给蒋介石等人以当头一棒！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飞抵北平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于4月1日上午由南京起飞，下午三时到达北平。一下飞机，看到迎接的人不仅寥寥可数，连一个中共代表都没到场。经过介绍，才知道来接的有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府秘书长薛子正和一些其他人。我当时觉得很纳闷。原来设想首席代表周恩来会来接，现在连一个代表都没有，心下实在有点狐疑。同时，大家随身的简单行李还要检查，心下颇感不快。代表和工作人员一起被接到六国饭店，又看到“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标语。这几件事凑在一起，我的疑团更大了。
从郊区机场进到市区，发现一个引人注意的奇特现象，就是锣鼓声声，秧歌阵阵。出于好奇，到六国饭店一放下行李就跑到街上看个究竟。原来是群众自发地跳秧歌，庆祝解放。三街六巷，到处人流如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各种不同服装的，在大街上尽情地扭动，人人汗流满脸，喜形于色，兴致之高，热情之盛，难以形容。为什么人们如此兴高采烈？这使我联想到大革命时代，当国民革命军每到一地，群众箪食壶浆、争来欢迎的景象。这是解放区的新气象，使我们内心触动很大。
1日晚六时，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六人来六国饭店看望南京和谈代表，并设便宴款待代表团全体人员。饭后双方代表即开始商谈。商谈采取分头、个别对话的方式。周恩来、林伯渠和张治中、邵力子对谈。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与周恩来的争吵
这次交谈，据我事后从张、邵口中所知，谈及三方面的问题。
周恩来一开始就以极其严肃的态度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离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这样突如其来的质问，使张治中蓦然一惊，正想加以解释，周接着说：“你这种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的所谓下野是假的，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张治中急忙反复解释：“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要去的。既不是蒋叫我去，也不是李宗仁要我去。我所以要去，一则想到蒋虽然下野，实力还是掌握在手上，我们虽然接受以毛主席所提八条作为和谈基础，但蒋究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二则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六个代表中除章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外，其余都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也不好全都去，我是首席代表，只好我去。三则近来京沪间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到很多主张，给和谈制造障碍，我去溪口并且在回南京后马上发表新闻，对这些人起到威慑的作用。蒋既然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这些人就不敢反对了。”张的反复解释和补充，没能使周恩来满意。周最后说：“不管你怎样说，只能说明蒋介石还在发纵指示，说明你们不是真要和平，这种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感到反复解释无效，也就动了一点感情，引起双方的争执。以后在另两次不同的场合下，周还一再提出责难。张在解放后写回忆录时还对笔者说，中共对我去溪口反应如此激烈，实非始料所及，这件事对和谈的情绪是实在有影响的。我认为，这段经过反映了周恩来严肃的原则性，中共代表不到机场迎接和六国饭店张贴的标语，是绝非偶然的。
其次，谈到和平问题。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你们听到了，你们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何具体的意见？”张治中答：“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方的——当然这是以八项条件为基础。”周说：“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们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然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让双方讨论。当然，你们也已意识到形势发展得很快，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际上除美帝及其追随者外，也都希望中国出现和平，这是不能再拖延的。”
然后双方谈到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主要是张治中谈了他一贯的看法。而周、林、邵未作表示。张的话大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轴心国失败了，同盟国也感到精疲力竭，各国政府都希望有个比较长期的和平，以便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全世界人民更是厌恶战争，渴望过和平的日子，中国也不例外。和平，是世界大势所趋，对中国人来说，和平统一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次到北平来，就是抱着一片真诚来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不过，国家和平统一之后，最重要的是有正确的外交政策。我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长期以来奉行一条一面倒亲美的错误外交政策。我主张，我们今后要实行美苏并重的外交政策。就是说，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以亲美又亲苏的美苏并重来消除美苏的对立，促进美苏的合作，使中国成为美苏关系的桥梁。这对中国有利，对美苏有利，对世界和平也有利。别的不说，就单从军事观点来说，如果在美苏对立中，中国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对抗苏联，则美国为了支援中国，必须调动大量的海陆空军横渡太平洋到中国大陆，这样，中国就成为美国的负担。反过来说，如果中国联合苏联来对美作战，苏联为了支援中国，也必须出动大量的军队越过遥远的西伯利亚来援助中国，不但是苏联的负担，而且使苏联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所以中国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们应该好好运用的。但是，归根到底，还是首先要谋取中国的和平统一，国家不和平统一，是谈不到实行这个外交政策的。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会晤毛泽东
从同月2日至7日，双方代表继续个别对话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主席在香山分别会见了国民党的六位代表和秘书长，第一天，张治中；第二天，邵力子与章士钊；第三天，黄绍与刘斐；第四天，李蒸与卢郁文。事后张治中曾两次向我谈到他会见毛主席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