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同时还酝酿国旗图案。全国征集图案两千多幅，审阅小组通过党中央提出了三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横杠。说明是：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手中的另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征询大家意见，多数人倾向三横杠的一幅。张治中表示不同意见：“（1）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2）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上三根金箍棒干吗？因此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毛泽东觉得张治中所言有理，建议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五十六位委员就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五十六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探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想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仍不愿讲话。于是张给毛直接去信，中有：“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式的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毛对张说：“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张说：“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毛还是不同意。但是到大会开幕时，毛讲话了，而且很全面、扼要，有力量。讲话中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句尤为重要，受到全党全国的欢迎，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会议休息时，毛幽默地对张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1957年整风反右刚开始时，张治中当众坦然说：“现在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这样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又那样巨大，谁还敢出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整风反右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张的话当然具有针对性，包含了批评和不同意见。但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张治中仍然敢于直言。他在全国政协的发言《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中，指出党与非党关系存在三个问题：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关于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方法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的友好合作问题。然后提出四项建议：第一，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第二，要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要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要从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
第五部分九、张治中与毛泽东：在“文革”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疗养，听说红卫兵在北京大搞打砸抢，心中惊疑不定。后来，中央统战部派人到北戴河邀集一批民主人士，传达中央文件，特别强调，“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红卫兵是毛主席派来的，要正确对待。张才放心回京，谁知回家才两小时，红卫兵就找上门来了，楼上楼下，翻箱倒箧，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名为破四旧，实则打砸抢。红卫兵走后，张对我及其家属说：“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这是一次非常严厉的批评，运动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这个批评当然有针对性。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形而上学猖獗，非马列的东西泛滥，激起了张治中极度的愤懑。红卫兵要求室内张挂毛泽东语录，我无意中在张的坐椅对面墙上悬贴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张问：“这段话出在那里？”我说：“就在《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张又问：“你的看法呢？”我答：“这很清楚嘛。论时间，是1927年；论空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论对象，是地主阶级。”张听了脸上极不好看，但不做声。——这是无言的批评，当然是有针对性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每次张治中都看电视，我在旁陪伴。天安门上空随风飘扬的四个伟大万岁的标语，字特大，非常显眼，张看了一个劲地摇头，但不吭气。他的意思我清楚：“我们不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吗？”
1967年国庆，张治中的病体已很不支，但仍由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楼。张见到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5％了吧？！”——这可以说是张对毛的最后批评。在这种时候，这样的场合，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有多大的勇气呀！
第五部分十、张治中与周恩来：黄埔军校一见如故
周恩来是张治中历次国共和谈的主要对手和朋友。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周恩来、张治中虽分属中共和国民党，各有其立场和观点，但他俩毕生推诚相处，友谊之花，经久不衰。
性格豪爽的人朋友多。周恩来和张治中都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而且他们都具有豪爽、健谈的性格，所以他们的朋友都多。在大革命时期，两人在黄埔军校一见如故，张治中晚年写回忆录时说：“（周）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张治中一生，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他和周恩来之间友谊的基础。
1924年，大革命开始，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同年6月成立黄埔军校，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初任军事研究委员，后任入伍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张和周同恽代英、熊雄、高语罕以及邓演达，相互之间来往密切，和苏联顾问亦相处甚好。
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当时黄埔军校的斗争，正是两党斗争的一个缩影。黄埔军校建校伊始，就先后成立了反映中共主张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代表国民党右派主张的孙文主义学会，两者斗争激烈。张治中受中共朋友和苏联顾问的影响，政治上倾向青年军人联合会；但他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当时蒋介石手下重用的人，尤其黄埔军校众多的军事教官，除少数几个日本士官生外，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所以张治中就成为两派拉拢的对象。
张出身寒微，青年时代度过多年流浪生活，吃过很多苦头，这使他从感情上自然而然地趋向中共。张的主张、言论渐趋“左”倾，使提拔重用他的蒋介石起了疑心，蒋曾背后问过王懋功：“张治中是不是中共分子？”王力辩说：“不是。”这时正值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委第四届执委会改选，张得到多数票，被选为执行委员。不久，“中山舰事件”爆发，中共许多党员被逮捕，周恩来亦受软禁。这是蒋介石对中共采取的第一次阴谋行动，他本人却伪装不知，并召见了张治中和邓演达。张治中对此事提出批评，认为它将导致国共两党分裂，对国民革命不利，而且措辞尖锐，态度激昂。蒋略加解释。张、邓退出后，邓对张说：“你太胆大，太冒失！”这段时间，张起了参加中共的念头，向周恩来提出。周恩来很高兴，说：我得请示组织才能答复你。过了一些时候，周对张说：欢迎你参加，不过，你的目标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现在有所不便，不如稍待时机为好。但我们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新中国建立以后，周、张在北京曾谈起这段往事，张说：“这可能是我的政治生命的转折，如果当时成为中共党员，我的历史就得重写了。”周说：这很难说，有多种可能性。
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宣布北伐。北伐军由广州出发，迅速推进，1926年9月、10月先后克复武汉三镇，张治中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留驻武汉，周恩来则随军由前线转到上海，周、张接触因此中断。
蒋介石到南昌后，反对革命的凶相毕露。在1927年“四一二”前夕，黄埔一期生、原任张治中军官团连长的陈赓突然秘密来见张治中，说是要到上海去，需要旅费。张很关心周恩来的安全，问陈：“恩来先生现在何处？”陈说：“已到上海。”张弄了旅费给陈，一再叮嘱说：“情况不对，你到上海告诉他，行动务必小心！”显然，张已嗅到火药味了。
“四一二”事变爆发后，张治中由武汉到上海转南京，出国到欧美考察，回国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一干就是十年。他当时心情十分苦闷：眼看国共两党分裂，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遭到蒋介石的肆意蹂躏；又见蒋相继发动了五次对江西苏区的围剿……张治中要求担任中央军校的职务，用心良苦，是有意回避国共两党的斗争锋芒。这十来年中，他五次带兵打仗，两次是抗日，两次是军阀混战，还有一次是对李济深、蔡廷锴领导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作战，但从未与中共军队打过仗。
真诚的友谊，在逆境中，在患难相济间会愈加巩固。周恩来和张治中之间，在长时期中能相互谅解、合作、支援，他们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友谊。
第五部分十、张治中与周恩来：患难相济真诚合作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是年底，张治中从淞沪战场调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不久，周恩来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驻武汉，常到长沙；徐特立任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叶剑英任南岳游击训练班副主任，他们也常到长沙。于是，张治中和中共中断了十年的关系又恢复了。张、周、徐、叶时有过从。
1938年，武汉沦陷不久，湖南发生了长沙大火事件。火烧长沙是蒋介石下令并指定张治中负责执行的，张对部下是有明确指示的，但执行人员误信谣言，仓皇间不经请示批准，没有放空袭警报就到处点火。张治中在梦中惊醒时，火势已蔓延开来，电话线路不通，无法挽救颓局。他深知闯下了大祸，十分焦急。周恩来事后由郊外回城，看到张的惊恐、憔悴之状，就细细问明详情，指出其责任所在，并温言加以劝慰。张随即将以国民党中宣部和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送请周恩来审阅。周认为国民党政府单作军事抗战，不依靠、发动群众，实施所谓“焦土抗战”的方针是错误的，所以，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社论对此事给予严正的批评，同时对上述文稿字斟句酌，修改了多处，特别是对起火原因作了中肯的分析，除指出负责人误信谣言、准备不周、临时急躁外，还在两处加上“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自焚其屋”等字句。张治中对此由衷感激。认为正当各方责难纷来、落井下石之际，老朋友能对他持谅解态度实在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