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他好在哪儿呢？
王光美：他好在哪儿呢？我佩服他就是因为我读过他的书，另外看他做什么工作都特别专心刻苦，然后他在找我的过程中，有时候跟我说话多点儿，以后不是上我们单位参观就是上我们屋，观察什么都特细。
杨澜：您那时跟少奇结婚，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您妈妈在场她会同意吗？
王光美：那个我倒没有想，因为已经没有可能去问她了，隔那么远。
杨澜：但是您觉得他们会同意吗？
王光美：我现在很糊涂，但是他们不过问我和谁结婚的事，我不许他们过问。和自己的母亲一样，王光美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很多岁的有孩子的男人。婚后她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在工作中，两个人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在生活里，像所有的夫妻一样，他们有时候也会闹点小别扭。王光美：我刚和他结婚那时，礼拜六看电影，警卫员拉着他去看电影了，他就没想起找老婆一块儿去，被警卫员拉着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后来我想我一个人待在这儿也不对呀。像这种笑话，也是有很多的。进了中南海，也有类似的事。中央开完会，他直接去怀仁堂看戏去了，然后通知我说：我现在直接到怀仁堂看戏去了，你来。我又生气了。我说：既然开完会了，你下了班不回家一次，把我也接过去看戏？他真是不懂爱人心理，后来他才懂，知道我在乎这种事情。
杨澜：是不是生孩子的时候，他对您特别照顾和体贴？
王光美：也看你怎么说。他知道我要生了，其实还是挺关心的。我高龄难产，可是偏偏他那天主持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会很晚才来。我能谅解这个的。
杨澜：他来看到你是怎么样一种表现，看到新出生的孩子是怎么样一种表现？
王光美：看到孩子和看到我，还真不是一个时候，因为小孩已经进婴儿室了，他到婴儿室看的时候人家抱起来给他看。到我那儿，他就亲我一下，总得慰问一下吧。
刘亭亭：当妈妈和我爸结婚以后，她完全变为一个辅助性的角色了。因为和我爸爸的工作来比，当然她很愿意为我爸爸的工作节省时间。有了我们以后，她很愿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我爸爸的工作和我们这个家庭，所以她这一生后来扮演的都是比较辅助的角色。就她这个人的个性而言，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对比她的学习时期和后面一生所走的道路，前一时期的准备和后一时期真正的生活。我说她英文那么好，原子物理那么好，这些知识一天也没用上过。在中南海里，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家是有名的幸福家庭。也有人说也许正是他的家庭生活太美满了，才使他对即将来临的政治风暴缺乏警惕。杨澜：您在跟少奇结婚之前，应该说是从学校到学校，是在一个非常单纯的生活环境里长大的，而且也是衣食无忧。搬进中南海以后，就陆陆续续自己生小孩，然后您还要带少奇前妻生的孩子。这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对于您来说困难不困难呀？一下子协调那么多人，那么复杂的一个大家庭的关系？
王光美：这跟我母亲有关系，我父亲跟我母亲也不是第一次结婚，我有3个哥哥就不是我母亲生的，可是他们跟我母亲相处得也非常好，我母亲对于不是她亲生的这几个孩子特别好。我们小时候，就是因为二哥爱看球什么的，她就老带我们出去，所以这兄妹之间也没觉得有隔阂，没有不是一个母亲所生的感觉。
刘亭亭：实际上这和我外婆很有关系。我外婆从来都不讲孩子中间谁是她亲生的，谁不是她亲生的。所以我外婆就把他们家全部的钱都交给了前几个实际上不是她亲生的孩子去国外上学，那么最后到她亲生的这几个孩子该受教育的时候就没钱了。所以后来我妈妈以下的姨姨们连上大学都上不起。我妈妈也是这样。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知道淘淘和丁丁不是我母亲生的……所以这方面她和我外婆比较像。
杨澜：据说您把您母亲接来中南海，帮您带这些孩子的时候，您的其他哥哥妹妹都不同意？
王光美：不同意。为什么？就是进中南海难，要是我妈妈在外面，他们随时想去就到我母亲那儿，见面容易。他们说妈妈一进中南海，将来我们看望她都麻烦，进中南海要手续吧，门口不是要登记吗？我说没那么困难，你们来时打个电话，我们在家一通知保卫人员就能进来，没想像的那么难。所以后来他们也没什么意见。
杨澜：后来董老夫人，也因为受到你们的事情的牵连，在监狱中生病，遭到很多折磨。您后来是不是很后悔当初把她接进来，她当初要是没进中南海……
王光美：可是你接不接，她跑不了呀。因为是我的妈妈，你说能放过她吗？接不接进中南海她也跑不了，躲不过去。
杨澜：您还记得造反派勒令她搬出中南海之前你们母女最后一次见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王光美：那场面反正是挺惨的，但她一点儿都没有怨言。
杨澜：但是我不知道您跟她之间的感觉？
王光美：搬走之前，我们在外院一块儿又走了几步路，因为那个时候在家里已经开斗争会了。反正我跟她说你暂时不在这儿住也好，就住在我们单位的招待所嘛。那时候谁都不能掌握命运。
杨澜：那个时候是您安慰您母亲呢还是您母亲安慰您呢？
王光美：当然是我安慰我母亲，因为我母亲不爱说话。她是一个比较深沉的人，不是特别爱讲话，也可能对眼前的形势有精神准备，我觉得她在斗争会上处理得挺冷静，也没有害怕，有人说老太太吓得直哆嗦，是绝对没有的事。王光美和她的母亲在命运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同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她们都嫁给了一个比自己长很多岁，曾经结过婚有孩子的丈夫，而在婚后她们又都扮演了一个传统的女性角色，作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然而她们在性格上的相似之处恐怕更为突出，那就是克制与坚强。当大难临头，男人们都不得不沉默的时候，这些平日里柔弱的女性却爆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胆识。生活中的一些决定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一生的命运。有时候我不禁会想，如果王光美当初不是选择去延安，而是像她原先所计划的那样出国留学的话，她后半生的轨迹又将是怎样的呢？但是也许命运拒绝这样的假设，无论如何，在那场中国当代最大的悲剧当中，王光美是女主角。采访中不免要提起那段家破人亡的痛苦经历，所以我在采访前特地对她说，对不起，可能要引起您那些伤心事，而她却很快地回答我说，没关系，你问吧，我受得了。
在喧闹的北京市中心有一处宁静的院落，这里就是百灵寺。现在它的一个部分已经成为友谊博物馆，里面收藏的都是建国后历届元首出访时所收到的礼物。在馆内一个不起眼的保险柜里，保留着一条来自缅甸的红宝石项链。送礼的人是缅甸前总理奈温，他当初大概没有想到，这份美丽而善意的礼物后来竟成为受礼人羞辱与灾难的祸端。王光美：我到东南亚访问的时候，因为没有首饰什么的，外交部就到外贸部给我借了一个别针，说你起码得有个别针，还有一个就是项链。偏偏到额不里海滨游泳的时候缅甸总理来跟我们说话。说话时，手一拽，项链就散了，我一把没抓住。我就怕它丢，因为我自己知道这是借的，我得还。但奈温说没关系，他口气特大，说没事，我下海给你捞，管他掉几颗就掉几颗，没事。
杨澜：那您挨斗的时候，站在台子上，他们硬要您穿上旗袍和高跟鞋，高跟鞋是让您穿上还是挂在您的脖子上？
王光美：那个我现在说不太准了。好像是我还住中南海的时候，有辆车子开到中南海府右街西门，然后进来几个人，到我们家说要抄我们家。正好我们家有个特点，我出访的衣服因为我平常用不着就放在一个小套间里，比如衣服、鞋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好像挑了一些，在裤子上给我套上旗袍。
杨澜：在30万人面前，他们非常侮辱性地给您戴上乒乓球项链，您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您害怕吗？
王光美：我不害怕，因为我有准备。我听这些人坐在吉普车里吹牛，说他们从哪里调了多少人……反正我多少有点儿精神准备。我觉得少奇真的还是特冤，本来少奇是一直帮毛主席的，从我接触来看，他凡事都以党中央为重，“毛主席并党中央：”报头都是这么写的，内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而且他送主席去医院，起草主席的报告。因为我是他的机要秘书，那些都会从我这儿过。我觉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为主席着想，怎么后来就全都不对了呢？那时候他还是替毛主席承担很多，可是这时候，江青蹦出来，用主席的名义打击刘少奇。
杨澜：所以您心里有这个冤，所以就不服气了？
王光美：冤，我就豁出去了，只有我豁出去，我不能把少奇豁出去。恨，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应该恨谁。反正是挺为难的。因为我一看，薄一波等几个我挺尊敬的领导干部都一个一个给弄成这样。
杨澜：您还顶了造反派？
王光美：是，我还顶他们，而且我还回头看那些挂在后面的谁的像片，不是挂着江青的像片，那是挂的谁的像片……
杨澜：毛泽东的像片？
王光美：对，反正那时候我也有点儿愣劲。
杨澜：“文革”前您跟江青的私人交往也不是很多，是吧？
王光美：是不多。因为作为毛主席的夫人，我很尊敬她。她不给我打电话，我不敢给她打电话。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为了她上苏联治病的事吧，电话是毛主席接的，我就紧张得不得了。
杨澜：您觉得江青对您的态度中有没有嫉妒的成分呢？
王光美：我跟少奇出国是组织上批示的。她跟主席不能一块儿出去，但关键不在这儿。后来她搞样板戏，她想通过样板戏抓领导权，她对文艺界演什么戏有很多很多意见，可是她跟我说。那时候我是少奇的秘书，我接触谁特别是接触这些负责人，有什么话我都跟他讲，回来汇报，当然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也有这条件。我跟他说了江青对演戏的意见，少奇就对我说你别管了，我就不管了。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就听卫士长说少奇约了江青谈了话，说你别跟光美谈这乱七八糟的事情，说了她几句。
杨澜：那时候恐怕也只有他敢说江青吧？
王光美：就是，也就是少奇，江青就怕少奇。少奇他是负责的态度，这里有很多人哪敢批评江青什么！
杨澜：江青自杀死了以后，您当时感觉是什么？这个人跟您有很多恩怨呢。
王光美：这个呀，还不是私人恩仇。江青确实给党带来很大破坏，她损害党的利益，危害党的事业，因为这一点她真是该死。至于她怎么死的，我听人说她就用袜子接起来，自己勒死了。那时她已经绝望了。
杨澜：批斗回来以后，少奇他有没有安慰您，怎么安慰您？
王光美：少奇没法说，他一说就等于对这运动的性质表态了。
杨澜：那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不能说两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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