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他为自己当初轻率的选择痛悔不已，为自己要白白浪费四年时光痛悔不已。因为他已决定，一出校门就改行。那么，这四年的学习就几乎是无意义的了。已经上大三的陈忠说他不会中途退学，他说他无论如何也要坚持混到毕业，因为出校门后改行，大学文凭仍是一块敲门砖。没有大学文凭，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从湘西一个小镇来的打工仔。在学非所爱的大学生中，类似陈忠这样糊里糊涂进错了门的人还真不少。一些大学生是走进了大学以后，才真正明白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是什么，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因为在大学，他们不再像在中学时那样背负着高考的压力、无暇或无心去观看教室外的风景，他们看到了一个精彩的、热闹的，充满了各种各样机会的世界，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路，重新开始给自己的人生定位。可是这时他们发现，白纸黑字填写的志愿，已经使他们几乎失去了重新选择的可能性。
糊里糊涂进错了门的学生，还有的是缺少信息，缺少指导。招生学校提供的信息和介绍大都简短而空泛，要么是笼而统之、充满溢美之词的介绍资料，要么是简单的、没有专业介绍、只有招生人数的招生计划。不了解详情的学生，就只能将自己的命运像掷骰子一样抛出去。撞对了，是运气；撞错了，也许就错了一生。
某大学一位在读的研究生，当初考大学时填报的专业令他自己也啼笑皆非。
因为家庭贫困，他填报了一所师范院校，这所学校设有几十个专业，填报哪个专业呢，他拿不定主意。他很想了解各个专业的情况，填报一个适合自己的专业，可是招生资料上没有这方面的介绍。后来，他看到招生计划中有一个“特殊教育”专业，这“特殊教育”是干什么的，他一无所知。于是他就想当然地认为，“特殊教育”会比一般的教育更有学问，会比一般的教育更有发展前途。于是，便在志愿表上填写了“特殊教育”专业。进了大学他才知道，这个“特殊教育”专业并不是特别有学问、特别有发展前途的专业，由于它针对的是一群非正常智力儿童的教育，所以才冠以“特殊”二字。得知真相，他仿佛掉进了冰窖。他无法想像自己一辈子要去跟一群痴呆的、自闭的孩子打交道，不是他缺少爱心，而是他的性格根本就不可能干好这一行。
调换专业的可能性为零。他要么退学，要么硬着头皮念下去。好不容易才考出来，好不容易才摆脱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无论如何他不能再回去了，即使能让他第二年重新参加高考，谁又能保证一定能考得上呢？他只能选择后者，虽然这种选择太痛苦、太无奈。学“特殊教育”专业的大都是女孩子，五大三粗的他坐在她们中间，连他自己也觉得别扭。最令他难堪和无奈的是去这种“特殊”学校实习，面对那些无法正常交流的孩子，他觉得自己很笨拙很无能，他无法进入角色，更无法走进那些孩子的心灵。
四年的学习是痛苦的。更让他痛苦的是，毕业后他果然去了一所这样的“特殊”学校，做了一群弱智儿童的老师。他本不想去，但是他所学的专业限制了他的选择，他的就业方向在学这个专业时似乎就已经确定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错误的“志愿”会影响自己的一生。他在那所学校痛苦地呆了一年后，决定报考研究生。这也许是改变命运的惟一机会和惟一途径。经过一年的准备后，他如愿以偿，改学了一门自己喜欢的专业。
在走了一段对于他来说是错误的航程后，虽然他终于抓住机会改正了错误，驶进了一条自己重新选择的新航线。但是，他为那个错误付出的代价毕竟太大了，那是整整六年啊，那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本应该快乐地学习和工作的一段人生。而且，那次错误的选择给他带来的痛苦和身心折磨，又怎会说忘就忘了呢！
学非所爱，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它还给本就短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带来一种浪费，造成了一种隐性的低效率、低回报。因为，如果有40％的大学生在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那么，用于这40％大学生身上的教育资源，所得到的回报率实际上是较低的。
据一位教育专家估计，大学毕业后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人只有50％左右。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因为不喜欢本专业而改行的。对于这部分用非所学的人来说，国家投入在他们身上的培养经费是低回报的，而他们为了改行重新学习，又造成了国家在教育经费上对同一个人的复投入。另外，尽管一些不喜欢所学专业的人走出校门后仍在从事本专业工作，但他们中，真正学了这行渐渐爱上这行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也许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能改行。这些想改行而没有能改行的人，如果仅仅将工作视作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而缺少工作热情，缺少创造冲动，那么对于社会来讲，这实际上仍是一种低回报。
志愿上什么大学，志愿学什么专业，本应是一种自觉的、快乐的选择，它不应该是一种苦涩、一种无奈，更不应该是一种痛苦。要达到这种美好的境界，需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科学、真正合理，并能充分激发每个人创造性的教育体制，只有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学生才会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选择和选择的能力。要达到这种美好的境界，需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科学、真正合理，并充满人文关怀的高等教育招生体制，只有在这样的招生体制下，“志愿”才能回归真实，才能真正体现本人意愿。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目前有的学校开始允许学生跨系、跨专业选修课程；有的学校开始实行双学位制，允许学生在学习一个专业的同时学习一个新的专业。有的学校开始打破壁垒，允许少数学生转系、换专业。这些措施在专业的壁垒上凿开了一条缝，在专业的鸿沟上搭起了一座座可以通行的便桥，给一些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更广阔的学习空间、更自由的学习环境，给那些有意或无意报错了“志愿”的学生，提供了改正“志愿”的机会。
但是，面对近40％学非所爱、希望调换专业的大学生群体，这种改革目前仍是有限的，这种改革的步子仍是迟缓的。在许多大学，专业之间的流动、院校之间的流动仍步履维艰；转系、改换专业仍困难重重。即使是在一些已有松动的学校，受名额限制，因经济原因，大部分有此愿望的学生仍望门兴叹，难以如愿。
因为学非所爱，学习便成了一种负累，因而变得索然无味。然而，这并不是一些大学生逃出或想逃出大学的惟一原因。记得那天小路骑自行车到报社来找我时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之所以愿意见我，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关注到他们这个群体的记者。当他说出“我们这个群体”时，我心里曾暗暗吃惊，我一直以为逃出大学的小路只是一个个别案例。可是当我走进大学校园，走近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群体，我发现，这些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好不容易挤过独木桥的大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并没有胜利者的喜悦，许多人心里充满了失望和迷茫。
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灵魂导游者的使命无意间，我读到了一位大学生的自述。自述者是2000年从某著名高等院校计算机系毕业的许知远———
我对于1995年的9月印象深刻。那是个不太炎热的秋天，19岁的我背着一个破烂军挎书包在第三教学楼里乱窜。这时候，我刚刚成为不可一世的大一新生。因为第一个月没有安排正式课程，于是，我开始在三教里寻找消遣。我无比怀念那时候自己拥有的勇气和热忱。我常常是上课时间在楼道里逡巡，一双拖鞋和我左摇右晃的身体完美地搭配着。我会一个教室挨一个教室地观察授课教师的样子，让人满意，我就会摇摇晃晃地推门进去，直挺挺地坐下来开始听课。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听了十几门课程，其中涉及了文学、历史、政治、法律、计算机，甚至还有一门有机化学。当然，大多数课我都没有听完，我常常是在把凳子坐热之前就离开。这些课程，让我生硬地知道了一些名词，听到了一些朦胧的概念……
我怀疑，这一个月耗尽了我对上课的所有热忱。因为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上课只给我带来了无休止的厌倦与疲惫。我和宿舍里的同学们，积极去抢占教室的最后一排位置，然后通过睡眠与交流色情笑话熬过漫长的50分钟。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干脆逃避上课。我总觉得，讲台上那个正说话的人，与我缺乏关联，他讲的东西只是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获得某项资格证书。
一种致命的平庸与现实感死死地围困着我，周围的同学要么疯狂地学习，努力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生；要么就终日无所事事，通过玩电脑游戏消磨时光；还有一少部分乐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厅与录像厅为核心的社交场所……
快结束大学生活的时候，我阅读到阿兰·布鲁姆的一段话，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认为，作为老师，他得到的最大奉承，是他最欣赏的一个学生在游历意大利时寄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你不但是一个政治哲学教授，而且还是导游。”阿兰感慨道：“作为一个教育者，没有什么比这能更好地表达我的动机。他认为我已经给他的所见所闻作好了准备，然后他可以独立地思考了……在我们的时代，教育应该去发现学生们渴望完美的任何东西，重建一种知识体系，能让他们自发地去追求完美。”
这段略嫌口罗唆的话精确地说明了我厌倦的原因———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回忆起入学的第一个月，如果说得夸张与抽象一点，那应该是颗充满稚气的灵魂在三教里游荡，它本能地在寻找着一些东西，它渴望与某些目标发生亲近。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执著地在三教里游荡的一个主要原因，源于对大学的幻觉。
对于样子懵懂的19岁少年来讲，前方的道路光明却无序。他希望在这充满分岔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而在此之前，我阅读到的一切书籍都向我暗示，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有许多充满智慧的长者，向你传达他们积累多年的经验，帮助你辨明方向。他们可以激发出你的热情，激活你的心智。我怀疑，我不知疲倦地在三教里乱窜，正是出于这一本能性的渴望。
可是，我渴望寻找方向的灵魂遭受了粗暴的冷遇。我的老师似乎更习惯于让我的大脑塞入各种公式数据或者理论，他们没有热情或者没有能力赋予这些公式数据理论以意义，更糟糕的是，他们似乎压根看不出台下那群头发乱蓬蓬、满脸一触即发的热情的家伙们，是一颗颗灵魂，而这些灵魂是如此渴望被引入某种奇特的旅行之中……
我不知道阿兰·布鲁姆是如何去充当这个灵魂的导游者的。但是后来，我读到一本有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德勒的书。这位教授的授课方式是这样的，他每周布置一本经典著作让学生阅读，在下周的课堂上，将就这本书展开讨论。每个学生都必须阐述其独特的观点，而艾德勒像一位窥视者一样，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