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勇也常常给婷婷打打电话，但是婷婷的态度很冷淡，后来电话也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婷婷每年过生日，他仍有电话来，有时还会托人给婷婷送来一份礼物。紫琼决定在电话里跟鲍勇好好谈谈。没想到电话打过去，鲍勇很痛快地答应了，同意将女儿改判给他，同意将女儿的户口办到他身边。鲍勇结婚后，没再要孩子，他对女儿一直怀有愧疚，他希望有机会对她进行补偿，现在紫琼愿意将女儿送到他身边，他正求之不得。
北京市政府虽然出台了放宽户口的政策，但是办理起来难度仍不小，仍有不少条条框框的限制。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鲍勇到底还是在女儿上高二的那个暑假将这件事给办成了，女儿的户口进了他的户口簿。
当紫琼将办户口和转学的事告诉婷婷时，婷婷沉默了好久后说：“我有一个条件，我去北京后，不住他家，我要到学校住宿。”
紫琼将婷婷的意思委婉地告诉了鲍勇。鲍勇答应了，并很快就在离家不远的朝阳区为婷婷联系好了学校。那是一所重点中学，学校有住宿条件。
八月底，紫琼送女儿到北京上学。鲍勇到火车站来接她们。这是他们离婚后的第一次见面，彼此都有点尴尬。在匆匆的一瞥中，俩人都发现了岁月在对方脸上留下的印痕。见到女儿，鲍勇百感交集，当年他离开时，女儿刚上小学二年级，还扎着两根羊角辫，现在却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那眼睛、鼻子都跟他这当父亲的像极了。那一刻，鲍勇强烈地感到，无论是时间还是距离都无法改变他们之间的骨肉亲情。出车站，鲍勇说已在学校附近的宾馆为她们订好了房间。
鲍勇开车将她们送到宾馆，安顿好后，鲍勇说一起去吃饭。饭桌上，鲍勇当着婷婷的面对紫琼说：“这些年，我没有对婷婷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往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照顾她，你就放心。”鲍勇说当年紫琼不肯要婷婷的抚养费，但他仍每个月给婷婷存了1000元钱，他说往后婷婷的生活和教育费用都不用紫琼操心。
紫琼并不想将女儿就此推给鲍勇，当年她有勇气独自担起抚育女儿的责任，今天她仍有这样的勇气。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前途，她不会找鲍勇，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和他坐在一起。她正准备向他表明她的意思，婷婷抢在她前面说话了：“这些年都是妈妈带我，你也该为我尽点责任，往后需要钱了我会找你要，但你放心，我不会随便挥霍你的钱。”婷婷的这番话，让鲍勇感到一阵冷冷的凉意，他知道要走近女儿，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新学期开学，婷婷成了一名高三学生。紫琼在北京陪女儿住了几天后准备回去上班，临走时，她跟婷婷做了一次长谈。她希望解开女儿的心结，从感情上接纳她的父亲，只有这样，她在北京才会过得快乐，才能心情愉快地学习。她对婷婷说：“送你到北京来就是希望你能考上大学，你一定要争气。爸爸和妈妈之间的事是大人之间的事，他是你的爸爸，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不要去怨恨他……”婷婷搂着她的脖子说：“妈妈，我会想你……”
紫琼说：“妈妈也会想你的，但是咱们无论如何也要坚持这一年，等你考上大学就好了。”
紫琼回武汉了，可是她的心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在北京的女儿。
鲍勇几乎每天都到学校来看婷婷。周末，他提出想带婷婷回家，婷婷说：“学校挺好的，我不去。”她不愿看见那个将爸爸从妈妈身边抢走的女人。鲍勇不好再勉强，只好每个周末带她在外面吃顿饭，并尽量点些好吃的。
开学没多久，学校开了一次高三学生家长会，鲍勇去了。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家长会，与紫琼离婚前，女儿才上二年级，那时他在海南，每次开家长会都是紫琼去。
高三学生家长会有点像战前动员会，校长分析明年的高考形势，提出该校的奋斗目标，根据目标给家长提出若干点希望。开完家长会后，鲍勇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他第一次体会到紫琼的艰辛，一个单身母亲独自抚育和培养孩子的艰辛，也第一次知道做一个高三学生家长所要担负的沉甸甸的担子。紫琼将女儿交给他，如果女儿没能考上大学，他无法向紫琼交代，只有女儿考上了大学，他才能减轻一点内心的愧疚。
婷婷对他仍很冷淡，虽然也喊“爸爸”，但仍有意无意流露出对他的怨恨。她几乎每天都与紫琼通电话，却从未主动跟他打过电话。他很想走近女儿，可是女儿似乎在拒绝他的走近；他曾试图与女儿沟通，但女儿似乎并不愿跟他多说话。开完家长会，鲍勇知道，在高三这一年，他要面对的将是双重压力———做一个高三学生家长的压力和与婷婷沟通的压力。近年来，像小铉和婷婷这样为高考而移民的学生越来越多。在高考独木桥上拥挤、拼杀的考生和家长，近年来忽然意识到：成败并不全部来自个人奋斗，只要变换户籍所在地，考生的命运也许就会发生重大转变。随着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户口迁移不再是难事，由于高考地区分数差异引发的为高考而移民的现象在近年出现了高潮。
2002年8月7日，千龙新闻网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人往低处流高考‘大移民’愈演愈烈》。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大移民”的现象作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剖析：高考大移民，给各地学生家长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其社会影响也正日趋显现出来。
一位来自内蒙古的高三家长送孩子去海南读高三，路经北京时，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他孩子就读的学校，今年有五十多名学生把户口迁到了海南，目的是准备在海南参加高考。
这些孩子原来就读的学校，是一所重点高中，教学质量也不错。大批学生放弃教学质量较好、守家在地的高中，千里迢迢从祖国的北部跑到最南端，到教育质量相对落后的海南求学的理由很简单：海南高考的录取分数线远远低于内地。在内地进不了录取线的，到海南能进录取线；在内地进不了重点大学的，到海南就能上重点大学。
据从有关部门得到的数据：省外就读生在海南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1998年有100多人，1999年有200多人，2001年达到500多人，2002年则有1000多人。但从了解到的情况看，真实数据远远大于这个统计结果。不仅在海南，国内很多地区也同样存在类似情况。
就在这五十多名学生迁往海南的同时，那所内蒙古高中今年同样接收了数十名来自山东的学生。理由同样简单：内蒙古的高考分数线低于山东。
同样，在浙江、江苏、湖南……这些高考分数线较高的地区，考生外流已经不是秘密。
像北京、上海等分数线相对较低的大城市，由于户籍管理严格，想“移民”进去比较难，一些人便在北京周边一些小城镇投资50万元，再买上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这样就能获得北京市户口。许多外地人在北京周边地区投资买房，就是为了孩子高考能享受北京考生的低分数线。
2002年，全国有527万考生参加高考，预计录取率52％。但北京、上海、海南、新疆等地预测录取率都超过70％，其中，海南的录取率预计高达76％。从录取分数线看，以文科重点为例，2002年北京462分，上海497分，新疆490分。而山东是568分，河南562分，浙江560分。
北京与山东等地相差100分左右。
由于存在这种“地区差”，武汉市的一家报纸登出招生广告：某校在汉招收的学生可获得某自治区学籍参加高考。京西某楼盘称，与北京某中学签订合作协议，不论是本市还是外省，购楼后，其子女都优惠录取进入这所学校，保证其考上大学，某大学会以定向生录取，毕业后户口留京。其“优势”之处显然就在于其较好地运用了“地区差”。在浙江，2002年高考刚结束，一张“到北京读高复，可以转北京户口，享受北京考生待遇”的招生广告，便在杭州诸多有考生的家长中快速流传。一所名为“北京清华志清中学”的学校称，进这所学校的高考复读生由京郊延庆县中鲁科技园负责办理北京户口。不少家长闻讯后纷纷前往打听消息。
《人往低处流高考‘大移民’愈演愈烈》一文的作者分析说：“户籍改革为‘高考移民’创造了条件。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深入，一些城市对户籍的限制正逐步取消，这为人口的迁移创造了条件。但在高考地区分数线的差异上，户口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既然户口迁移不再是难事，为了孩子的前途，许多家长都会不遗余力地为孩子创造条件。这也是出现高中学生大迁移的最重要原因。户籍、学籍、高考、录取分数线这个怪圈，首先在户籍制度这个最关键的一环被打破。高考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相应跟上，类似高考大移民的事情就不可能消除。”
高考“大移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考生和他们的家长在得到的同时又失去了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陪读母亲见到乔珍，是她从火车站送儿子回来。儿子考上了成都一所大学，欢天喜地地上学去了。
三年没见到乔珍，她老多了，变化也大极了，才43岁，两鬓就有了白发，额上、脸上也牵上了细细密密的皱纹。这三年，她是陪着儿子在大别山区的一个小县城里度过的。三年的陪读生活似乎绞干了她生命的活力，在我们相处的五六个小时里，我竟没见她笑过。过去，她可是一个爱说爱笑爱闹的女人。
她说，儿子走了，我的心一下子空了。这些年来，我的希望我的注意力，我全部的喜怒哀乐都在儿子身上。现在，这一切似乎都被儿子带走了。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自己已经千疮百孔的婚姻。她接下来的讲述听起来让人百感交集：
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按说我应该感到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可是为了这个结果，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大，不仅仅是孩子，还有我，也许还有他，也就是孩子他爸。因为他说了，如果你不离开，如果你不是一走就是三年，我就不会去碰别的女人。我知道他这是在给自己的出轨行为找理由，但是话说回来，他毕竟是一个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大活男人。
中考，儿子考得出乎意料地差，分数只够上普通高中，而且只能去三类学校，这种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几乎为零。湖北省历年都是全国高考的高分地区，孩子只有进了重点中学，考大学才有希望。在我们周围，有不少家长将孩子送到武汉市以外的市县重点中学借读，仅我儿子那所学校，在外地借读的学生就有几十个，有的学生从初中开始就外出借读，直到高考时才回来。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作“土插队”。那些日子，我俩为孩子的事愁得吃饭不香睡觉不宁。开始，我们并没有想送孩子去“土插队”，我们想在武汉给儿子找一个重点中学借读，可是没有熟人，加上孩子分数太低，没学校愿意接收。
商量来商量去，我们最后决定将孩子送到某县一中借读，那是一所在省内小有名气的重点中学，每年的高考升学率都在百分之九十左右。有人告诉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