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丁出生时本是个“早产儿”，因为在娘胎里少呆了一个月，生下来就猫一样的可怜。不仅如此，落生后又赶上唐山大地震，大人都得住抗震棚，弱小的郝丁就被母亲送回了山西老家，请奶妈抚养。后来发现他身体实在很差，10个月后又被接回了天津。小的时候感冒发烧是常事，经常闹痢疾、肺炎，半夜三更由母亲一个人抱着去医院看急诊（那时郝麦收还没有从部队转业回到天津），可以说郝丁是在母亲的怜惜和抱怨中一天天“熬”大的。对于这么一个“病秧子”“小可怜儿”，母亲孙子芳只觉得能把他养活，别半路夭折了就谢天谢，哪里还有过高的期望要求孩子成龙成凤？因为我也是母亲，也有一个从小体弱的孩子，所以非常同情孙子芳。
我不知道天下像我们这样的妈妈会不会赞成郝麦收那样的做法，还是大多数人都宁愿自己的弱儿在父母的呵护下，以身体健康为第一，长大了也就靠父母安排一个一般一点的工作，谁会狠心用“协议”的办法强行把孩子推向社会，逼着他早点自立，只为了将来“有出息”？
孙子芳告诉我：她的思想并不是那么保守，在企业，她一直是搞政工的。如果按照她的本意，她是宁愿让郝丁平平庸庸的，也不愿意看着郝丁这么受自己父亲的折磨。“天下的父亲和母亲到底不一样，郝丁毕竟是我一个人惊一天险一宿地把他带大的，现在都长到二十几了，你看他还是那么瘦小枯干，要是依着我自己，我可下不了他父亲那样的‘狠心’。”她说着，几次忍不住泪，弄得我心里也潮潮的。
怎么办呢？郝丁已经软软弱弱地长到了20岁，父亲郝麦收却就是因为他长到了20岁还那么软软弱弱地不成器才决定逼他，一场战争不可避免。郝麦收把《父子协议》看成一场志在必得的“实验”，那么郝丁呢，他成了什么？我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的角色？郝丁苦着脸：怎么不知道？用我同学经常嘲笑我的话说：“我就是我父亲实验室里的那只完全被动的‘小白鼠’！”冷战
1996年的“9·18”，郝麦收和儿子郝丁签下了《父子协议》，由于儿子无法接受“四不管”的“苛刻”条件，父子俩展开了长达半年的“冷战”。在这半年的“冷战”中，郝丁根本不和父亲说话，有的时候连晚饭也不出来吃，得由母亲端进他的房间，等他吃完了再悄悄地去收拾。
一边，父子俩在“僵持”，两个人都在暗暗较劲；另一边，母亲孙子芳经常叹气，实在憋不住了就和丈夫吵，要丈夫收回成命，终止合同，打电话给开发区的朋友马上替儿子安排个工作。
郝麦收呢，这段日子何尝好过？
往日亲昵的儿子不仅不再叫一声“爸爸”，同在一个屋檐下见了老爸如同仇人，而且更要命的是郝丁尽管已经在协议上签了字，但这份协议在他心里根本就没有“生效”。郝丁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当真，他用无言的敌视来煎熬着父亲的“良心”，还是“我就这么等着，看你怎么办？”“我就是不出去找工作，就在家里24小时地睡大觉，看你有本事哪一天真的把我一脚踢出门？”有的时候郝麦收实在看不下儿子的横眉立目，他也曾一个人老泪横流地躲在屋里一遍遍地问自己：“我这是何苦，何苦呢？”
多少个尴尬的白天、夜晚，郝麦收尽管心里犯着“堵”，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他知道他正在和儿子斗志，他明白这个时候时间在考验儿子，也在考验自己，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后退。
家庭革命家庭革命（2）
采访中我不断地深究郝麦收究竟为什么一定要用《父子协议》的形式逼迫郝丁自立，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难道这种办法不觉得让儿子实在难以接受？难道这么做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做实验成、败两存，难道他就真的不怕失败？这种实验万一失败，往小里说他和孙子芳年过半百了可能会从此失去儿子的爱；往大里说儿子会不会因为不能理解父母的做法，在这段时间里出什么事？什么事？比如离家出走，四处碰撞，遇到坏人，酗酒赌博，吸毒鬼混，甚至抢劫偷盗，违法入狱。毕竟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复杂，到处都是陷阱，什么都可能发生，那样不是反而把孩子给糟蹋了吗？郝麦收被我问得有些无奈。他告诉我，他也明白现在社会上危险处处存在，他的赌注押的是自己的宝贝儿子，不是一个学术课题。当家长用“协议”这样冷酷的办法对待自己“不争气”的孩子的时候，他实验的对象是人，的确不是一件东西。但是郝麦收没有丝毫的后悔，采访中他用几个小时的声情并茂、激昂陈词，起码让我看到了他的考虑、他的协议出台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对这件事他已经深思熟虑了很多年：
讲老实话，我也并不是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20年来我已经说破了嘴，但是光靠说，孩子只当耳旁风，多了还逆反。俗话说“响鼓要用重锤敲”，说教不是重锤，那是软锤子，敲不响，也不管用。怎么才能让儿子真正独立？我觉得非得找一种特殊的力量让他震撼，引起他强烈的情绪激荡。为什么一定要找契约这种方式？商品社会对人最好的制约手段就是“合同”。因为协议是你自己签的，说明你同意这么做。国家现在要走向法治，要依法治国，我想我也可以在我们家里尝试着“依法治家”。1992年，我们单位开始办老年婚介所，采取协议的方式，让再婚的双方对各自婚前的财产归属、婚后的生活有一个书面约定，结果证明，这种办法的稳定率很高，没有《婚前协议》的老人再婚的离婚率如果在70％，我们的就只有5％，这些都是我的参考指数。我是可以在开发区给郝丁安排一个工作，但他后半生的路可怎么走？中国的孩子大多数只有一次断奶，那是物质的断奶，我觉得他们需要第二次，第二次是精神的“断奶”。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都反对，包括我父亲。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父母对孩子都是“无限责任公司”的经理，传统文化缔造的父子关系都是一种“双向依赖”的关系，子代靠父代养育长大，父母要供他们上学，给他们找工作，给他们盖房、买房，帮他们结婚，甚至以后还要替他们看孩子，为此付出了几乎全部的精力；孩子长大了呢，必须按传统习俗孝敬父母，给他们养老送终，不孝敬就违法，“孝敬”不了也得孝敬。这是小农经济的亲子关系，不是大工业社会的亲子关系。所以我说这种观念要变，我们只能管孩子一段，不能管他们一生。事实上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我们想管也管不了，而我们最该“管”的就是想办法让他们在成人的时候已经学会了自立。我们只能做“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这恰恰不是绝情，是大的有情。如果我们不“绝情”，孩子就会在父母的羽翼下一辈子不“断奶”，那样很难想像他们长大之后会成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人，那样做才有可能真正毁了他们。
中国的传统文化多少年来总是讲“情”，但就是不讲“理”。我们太缺乏“理”，从来也没有人认真地挖掘过父子关系中的“理”，更重要的应当是“理”。所以，有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对郝丁的做法不仅仅是在解决我们郝家一个家庭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孩子的教育改革，有的时候，我觉得这应该是全中国的父亲对全中国的独生子女都应该做的当务之急。
走出家门
郝麦收的话不能不说闪耀着理性的光辉，他那由自己的一家之子忧及天下之子的情怀也不能不让人感动。但是毕竟我们中华民族是最讲“情”的民族，郝麦收的做法尽管再有道理，表面上总是让人觉得太缺少“人情味儿”，不是吗？我问郝麦收：“您这样做就真的不怕郝丁将来恨您？”郝麦收这样回答我：“但是我们不‘狠心’不行啊！你想想，中国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我们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我们的孩子在家里不是‘小皇帝’，就是‘小公主’，他们有太强的依赖性，以自我为中心，没有责任感，付不了辛苦，没有机会体味人生的艰难，不懂得什么是责任感。这些孩子一旦长大成人，成了国家的栋梁，他们必然会把身上的弱点和先天成长的不足带到工作中去，那时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那时候他们就不会埋怨我们当家长的没有在他们成长的时候给他们一定的挫折教育吗？我相信郝丁最终不会恨我，因为‘协议’虽然签了，但我和郝丁的父子亲情并没有结束，相反，那是一种新的‘亲情’的开始。”
事实上，在用“一纸协议”把郝丁“推”出家门以后，郝麦收并没有停止对儿子生活上的关爱。这位意志刚强的老军人一辈子从来没有为什么事向什么人低过头，但在和儿子“冷战”的那段日子里他却常常要“看”儿子的脸色行事，好吃好喝地对待他，只是原则问题不动摇。曾经，孙子芳为了帮助儿子，偷偷从自己的奖金中扣下了一部分钱给郝丁存了起来，郝麦收发现后立刻没收，并劝阻妻子：“你可不能这样，咱们的儿子就要从痛苦中走出来了，你偷偷给他存钱，万一让他知道了还有后路，我们的计划就得前功尽弃。”妻子只好又到一边去抹眼泪儿。
但是郝丁呢，虽然他父亲和我讲的这些道理过去也和他无数次地讲过，可是一旦“协议”真的来了，他会被这场家庭革命“革”成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得再回到六年前父子冷战时的郝家。
我很想知道《父子协议》后郝丁在家里睡大觉一直睡到了什么时候，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冷战的前两个月基本上是委屈、怨恨、气愤、恨，还有理直气壮地赌气！”
“赌气怎么还‘理直气壮’呢？”我问。
“因为在我心里既然我是他们的孩子，那么爸爸妈妈给我一切包括吃穿、上学、工作、房子、结婚成家，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那时我真的就是这么想。”“你的同学、朋友也都这么认为？”“当然！”
“他们也都是独生子女吗？”“基本上都是。”
“那么两个月以后呢？你是什么心态？”我把问题引向实质。郝丁说：“后两个月嘛，开始和自己较劲。”“什么叫‘较劲’？”
“就是想往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呗。”
两个月后，郝丁职高毕业已经很长时间，同学们几乎都找到了工作，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开Party庆祝，而郝丁早在毕业前就向同学们夸下了海口，说他老爸在开发区有关系，一毕业他就会去开发区，具体单位都手拿把掐了，开发区人事局，到时候他肯定是班里最早一个上班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大伙别担心：“我肯定拿出来，你们挑地方，挑地方！”“冷战”的后半截，郝丁最怕家里来电话，一有电话找他准是他的同学，大家要么邀请他吃饭，要么问他的工作找到了没有，个别人还经常开玩笑：“嘿，郝丁，人事局怎么样？你都快当上科长了吧？”
“那段日子，”郝丁后来告诉我，“真是不好过。”
“难道你就没试着想想自己出去找找工作？”我问。
郝丁说：“是啊，后来没法子了，我就是想自己出去。白天晚上没事，我就翻床头一沓子的求职信息，我知道那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