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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离开了三个月之久的安岳后，我听说铜匠已不在那里，他已返回老家荣昌县了。我心中惦着他的归信，因此派人去寻访；他反倒找上了门，告诉我不仅他自己，而且全家五个大人及几个孩子都想入教。他已尽可能对家人进行了教育，因此向我保证，只要我肯去他家——他热切地恳请我这样做，他们都将成为基督徒。我比他更希望去帮助他们，但为避免无益的周折，我问他目前是向谁租种的土地，他说是向一位亲戚租的，此人已知道他归信了基督教，因此这方面无任何可担心之事，甚至邻居方面也不必担心，还说他一切都考虑过了，我可以跟他去。其实他弄错了；但我信了他的话，所以决定跟他去。
跟我同行的是一名十七岁的初学教理者，名叫安德烈·杨（André Yang），其父是教我当地方言的一位基督徒。我还带了另外两名信徒，一个叫OangtseKoui，另一个叫ThangpeKouen，以便令其担任我将为之施洗者的教父。此外还有两人也愿陪我前往。我们一起离开了安岳城。5月24日，即圣体瞻礼节前夕，我们到达了铜匠家所在的县。
刚到不久，我们并不提防的租给铜匠家土地的地主便以拜访为名前来探听虚实了；他问我们是谁以及什么是我们的宗教。基督徒们以他们认为得体的话作了回答；我则避免在他跟前露面。他问我们是否有宗教书籍，有人给了他一本中文版的反对偶像崇拜的小册子。他拿起书便走了，并说不久还要来而且可能也会信奉我们圣教。
5月30日星期二上午，他果然又来了，还带着他召集的四五个异教徒。他们把我们拿下捆绑起来，要把我们送往荣昌县城，扬言要从县官那里知道究竟我们的宗教是正确的抑或是一种迷信。他们还把铜匠、其兄弟和内兄弟这三位新信徒也抓了起来。我亲吻着套在脖子上的绳子，同时想保全带耶稣像的十字架，因此将其藏进了一只袜子（当地的袜子很宽大）里。但他们发现了这一切，愤怒地把它夺了过去，留作控告我的物证。这样，我只剩下放在钱袋里未被他们看见的一盒圣物和一盒圣油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2）
傍晚时分到达县城后，我们的案子被交到了（县丞）老爷手里，因为知县不在。控告人起草诉状之际，我们被看押在一家客栈里，在那里遭到了成群结队围着我们的异教徒的纠缠和嘲笑。约过了两个小时，有人把我们带到了老爷跟前。地主和他的一个亲戚（向老爷）作了自我介绍，随之呈递了控告我们的诉状。老爷答道，他感谢他们热心公益，还说把我们这样的人送到他这里提起诉讼，这样做非常明智，因为我们的宗教与白莲教肯定是一丘之貉。接着，他传唤了铜匠，要他交待我们的教理和经文，最后还让他说出教他的人是谁。为不连累我，铜匠便说是一个叫Oangthiensio的中国人教他的。有人马上把这个中国人带了上来；他告诉老爷，铜匠在他家里时自己确实对铜匠谈起过我们的宗教而且解释过教理。老爷当即命人将这个可怜的中国人掌颊二十，接着便问我来自何方。我告诉他自己是欧洲人。“你到这里干啥？”他又问道。“我来布讲基督教。”我对他说道，“而且，它不是您所知道的那个白莲教。我们的宗教是皇帝承认的，甚至宫廷里也有欧洲人跟我一样在传教。他们在北京有开放的教堂，人们于其中公开举行我们圣教的活动，康熙皇帝当初差一点也信了教，帝国各省皆有基督教徒，凡了解教理的人从未像老爷您这样将其混同于可耻的白莲教。”
于是，老爷又问我们的宗教有何用处。我答道，它可使信奉并实践它的人免遭地狱永罚并引导他们得享天福。他还问我们是否不崇拜偶像。当我愤怒地以使他无可辩驳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后，他说道：“听你说来，你的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了？”“是的，”我告诉他，“它是不可或缺的。”他又道：“你大老远到我们帝国来传播宗教，图什么呢？”我答道：“除了我对上帝的爱以及因为上帝而对众生的爱以外，我什么也不图。”——“你有父母吗？”——“只有母亲还健在。”——“你为何不留在母亲身边伺候她？怎么能认为容许信奉者抛弃父母的宗教是一种好宗教呢？”我答道：“我母亲不需要我伺候，她非常乐意我到这里来传教。”这时，他拿起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要我解释这一圣像。我尽可能对他作了说明后，他又想知道我在哪些地方传过教、信徒有多少。我列举了姓Toan的一户人家及另外几个人，不过是笼统说的。或许我最好一个名字也不说出来，但我认为这样说是合适的，这样才不会让人觉得我像那些谋反者了，因为这些人是不肯说出与之过从甚密并与之有交情或利害关系者的名字的。我觉得应当显得爽直，因为这种品质适合于坚信自己无辜而且不怕让人了解自己的人。说这些，是想表明我内心的想法，而不是自我辩解。倘若我在这一场合应答有误，请阅读这一叙述的人为我求得上帝宽恕。此外我要表明，我在此既要讲述上帝赐我的恩典，也要说说自己的疏失。这便是我忆及的第一次审讯的全部情况了。
在我之后，他们传唤了与我形影不离的年轻的安德烈·杨。虽说我记不清他的全部回答，但我记得他与我所说的甚是契合。事毕，老爷下令将我们投入牢房。
第二天即5月31日，老爷携打手到我被捕之地搜查我的物品，在那里发现了我做弥撒用的全套器具，只有圣餐杯幸免——它已被人小心藏了起来。看到祭服时，他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我是白莲教中人了。祭披被当成我的“皇袍”，祭台前部成了我“御座”的饰物，烤圣餐面饼的铁器成了造币工具，我的书籍则被视为巫书。晚上返回县城后，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手下人，其中一个照例来给我们重新上锁时向我预示，我死期已近。果然，除锁链外，有人立即给我加戴了一个铁颈圈，此外还有一根1法尺半长的铁棍，一端连着我的颈圈，另一端与我手铐相连，使我的双手派不了任何用场，因为老爷认为我是巫师，他要剥夺我兴妖作怪的能力。当晚，他让人在我衬衣内侧盖上他的官印，然后命人对我作更严格的搜查。因此，我此前保留的圣物和圣油盒就被拿走了。老爷执意把我们当成白莲教徒，因此不等有更充分的情况便向重庆主官上了一道公文，告之以发生的事并请协助打击已在该县露头的以一名欧洲人为首的白莲教徒。
次日，星期四，老爷在等候知县回衙时翻阅起了在我物品中找到的宗教书籍。他的眼光落在了一本书上，上帝的诫律于其中有较详细的解释，而且附有几则神圣的故事。他惊诧于在其中发现了如此美好如此神圣的教理，只得承认我们的宗教是劝人为善的。他知道自己错了，但为时已晚。他已经向上司控告了我们，而当事情变得对他不利时，便竭力设法牺牲我们来为自己开脱。为此，他于当天下午把我们叫去盘问，以便看看我们答复中是否有该受指责之处。他先传唤OangthienKio原文如此。前文写为OangthienSio，后文中又写作Oangthientsio。——中译注，从他嘴里只问出了我们据十诫教理作忏悔的情况以及对我几件祭器的说明。随之又传安德烈·杨听审。老爷无法使他承认我们有什么巫术书籍，可又竭力想把我们当邪教信徒治罪，于是强迫这个孩子承认犯有曾使天火降临索多姆城的那种可耻行为索多姆（Sodme），死海附近地名，今属以色列。据《圣经》载，因该地风俗败坏，多有行鸡奸者，触怒上天，故降天火惩罚之。传教士以这一典故暗示：县丞老爷想逼这个十七岁的男孩承认与传教士有鸡奸行为。——中译注，安德烈·杨坚决拒绝。为惩罚他这一坚定态度，老爷几次命人打他五十耳光。严刑丝毫动摇不了他的坚贞，于是，老爷又让人先后四次在他右脚踝上敲了二十棍子。孩子的喊叫声使我心碎。他渐渐失去了声音，不久就衰弱不堪了。老爷见状只得停止用刑，将其押回牢房。把孩子的事情搁在一边后，他又派人传我问话。他只问了一些关于祭服的问题，我作了回答；随之又问我有多少信徒，我告诉他男女各约五十名。他很惊讶居然还有女信徒，对此我答道：“女子和男子一样，不是也需要拯救灵魂吗？”我的回答没能使他满意，于是他转而就教名问题问一个中国基督教徒，为什么我们取这样的名字。后者告诉他这是我们的习惯，旨在为自己确定一名应予效法的圣徒，以便像他一样得上天堂。这便是第二次审讯中发生的事，随后我们重新被押回牢房。在狱中，我痛苦地看到安德烈·杨这个孩子脸部极度肿胀，眼睛里往外渗着血，而且因脚部刚受过刑，所以几乎无法站立。尽管这种状况使他痛苦不堪，但一见到我，他又恢复了天性使然的那种可爱的温和及天真的快乐，而且，与类似情况下迥然不同的是，隔了一天，他就复原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3）
6月2日，荣昌知县回到了县城，而且在重庆方面的官员来县里前就知道了我们的案子。他传唤了我们，开始时和颜悦色地向我们表示，他不赞成（县丞）老爷于他不在时闹出的这场风波。在问了我诸如从何而来之类的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后，他又问我是否与其他人一样不崇拜偶像。“当然不！”我答道。他最着重的问题是我如何教化女子。他多次重复这一问题，以便让书记员有时间录下我的陈述。我每次都以同样的内容作答，即：当我在一户人家传教时，我坐在客厅底部，男人们聚在一侧，女人们聚在靠内室门的另一侧；相信教理者可入教，但我从不勉强不信教理者入教。知县问了我片刻后，有人通报道爷（Taoye）到了；于是，人们立即让我退下。
这位王爷是当朝国丈，露面时排场很大，不少下级官员照例簇拥着他，后面还跟着九百名士兵及一批校尉军官。这一排场引得四周啧啧称奇。众多官员同时云集于此，原本为处置和打击白莲教，却恼人地发现他们上了轻率冒失的（县丞）老爷的当。后者为此受到严厉斥责，还被罚了一笔颇叫他心疼的款子。
第二天6月4日原文如此。上文讲的是6月2日发生的事，因此，第二天应是6月3日。——中译注，都察爷（Toutaiye这个词前文作“Touthaiye”。——中译注）即一等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