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面临着“说谎”还是“说出真实”的矛盾。鲁迅去世那一年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要骗人》，这可以说是终生困扰着鲁迅的人生课题之一，鲁迅的《伤逝》描写的也就是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基本生存困境，而在操作的层面上，则有几条线。首先是高线，即说出自己心里的话，说出真实。如果不能说、不许说，就求其次，维护自己沉默的权利，即不说不想说的话。有时候，连沉默的权利也没有，只能说违心的话。但这仍然有几条不可逾越的底线：第一，要清醒：自己是在说假话，这是一个错误。这个是非界限必须清楚。千万要警惕，不要说假话成了习惯，把假话当作真话，甚至不知道如何说真话了。第二，说假话必须是被动的、无奈的，千万不要为了达到私利的目的，主动地去说假话。这个“口”一开，那就收不住了。第三，说假话也要以不损害他人为底线，也就是说，说谎话的苦果只能自己尝，绝不能因为自己的谎言而损害他人。——以上也算是我的人生经验，这经验是苦涩的，是为我自己的；因为你的信中涉及这样的问题，也就随手写出。
你大概就要（或者已经）走向社会了。进入以后就会有一个“适应环境”的问题。但这里仍有一个“度”。即是要在适应中保持一定的原则。这很难，但也非绝对做不到。人的一生大概就在这两者间不断挣扎吧。——挣扎也仍有意义，最可怕的是，连最后的挣扎都没有，那就真的被社会所改造，不，吞没了。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10）
我也正在挣扎着。因此又有了以上这番话。匆匆写此，即颂
文安
钱理群12月30日
二十二
（一位上海的研究生寄来一幅书法作品。）
××：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与理解。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正是我这几年的心情。我也由此得知“知我者”多有所在，我因此而感到欣慰。
在去年最艰苦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相互搀扶着。——这就够了。”先生的来信，使我更坚信这一点。
谢谢了。
赠上今年出的新著，算是对先生雪中送炭的答谢吧。
致
新年的祝福
理群12月31日
二十三
（一位年轻的学者寄来一篇关于“安徒生在中国”的论文。）
××：
……读了大作，感到很兴奋。因为安徒生是曾经给我以深刻影响的作家，以致从少年时代我就开始了做一个儿童文学家的梦。我所崇拜的外国儿童文学家还有一位是苏联的盖达尔，你可能已经不熟悉了。以后又有了研究儿童文学的梦，安徒生自然是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可惜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我涉足儿童文学，但每当看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总是很高兴，甚至会产生一种羡慕之情。儿童文学所展示的是人的最美好的情感，儿童文学研究更需要一颗美的心灵，这是一个美的阐释与创造的事业，是值得为之献身的。祝贺你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并坚持走下去。我们这个污浊的世界，实在是太需要美了。
即颂
文安
理群12月28日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能写的与不能写的（1）
——《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序坦白地说，对这本书的编选，我是踌躇再三的：这几年我的书出得不少，今年还会出好几本，现在又拿出这个选本，会不会增加愿读我的文字的读者的负担呢？朋友们却这样说服我：此书是给并不了解你的读者看的；难道你不愿意有更多的读者听到你的声音吗？这倒也对，写文章又公开发表了，当然是希望有人读，而且读的人越多越好的。这本《文选》就这么编出来了。但我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轻松：当要求我写篇“序言”时，竟久久交不出卷，不仅是因为忙（我是以此为理由一推再推的），更是由这本书的编选引发出许多自我的反省，一时竟是理不清楚了，即使是此刻坐在电脑前，也不知从何说起。而交稿的期限已近，又不得不勉力写几句，哪怕只是开一个头——我真的如一些朋友所说，成了写作的机器与奴隶了。
径直说，面对这一大堆选出来的文字，也可以说是自我生命的结晶吧，不能不给自己提出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你写了什么？你写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又可能存在什么陷阱？你在能写什么的同时，又不能写什么？这不能显示了你的自我的一种什么样的界限，或者局限？你还能写下去吗？你准备怎样继续写下去？……如此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自我进行一番刨根式的清理。或者就从我的成长背景这一点切入吧。这本也是我多次谈到过的：作为五六十年代接受中学与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我是在“批判封、资、修”的人文环境中长大的，这就决定了我的知识结构存在着某些先天性的缺陷，例如不懂外语，对20世纪西方文化的完全隔绝，对中国之外的东方文化的隔膜，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修养的不足，并由此造成的思维与视野等等方面的种种局限。但我也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一生目睹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套用年轻时最喜欢引用的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扉页里的那句名言，可以说是在“血水里浴（过）”、“碱水里煮（过）”，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共同煎熬过的，生命的沉湖第五辑魂归何处因此，对中国的国情、民性、人心，有着较为深切的观察，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也有着同样丰富的生命的体验。正是这些“丰富的痛苦”帮助我逐渐接近与认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并且化作了自己的血肉。前几天我还和大学的一位同学谈到这一点：20世纪中国有了鲁迅，这真是我们民族的大幸；对于我这一辈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果没有鲁迅精神的支撑，几乎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尽管不断有人说什么“对鲁迅讲得太多，太过头”，宣布要将鲁迅“送进博物馆”，使其成为与现实无关的“古董”，甚至批判与否定鲁迅；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至今对鲁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潜在价值，还是认识得不够，现在不是讲得太多，而是要求讲得更深入，更不能将鲁迅送进博物馆，而要进一步在知识分子与全民族中发扬鲁迅精神传统。我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与学术、写作的基本立足点，可以这样说，二十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具体地说，我的关注、思考与研究主要是四大块：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二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对自我）的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三是对本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与总结，最近几年又涉及鲁迅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与现代性目标的确立等为现实生活所激发的新问题；四是对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寻踪，精神谱系的续接。——这就是我想写、能写，并且已经写了的；这大概也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读者自可去看文章，就不必多说了。
要说的是我的讲说的局限与可能存在的陷阱。前述先天的不足，知识结构的缺陷，使得我对鲁迅的“讲”与“接着说”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并难免出现误读与盲点，这都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坦白地说，我对此感到十分的痛苦与无奈，正因为如此，看到一切超越于我，比我更深刻、更富有创造力的讲说，我都会感到极大的欣慰，尽管也不免暗含着几分嫉妒与对自己无能、无力的沮丧，但我仍从中吸取，丰富自己，为此而暗暗感激这些我的同行，并期待着有更多的给我以刺激与启示的后来者。而对我自身的讲说，特别是这些讲说在学生与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我是一则以喜——有了回响，说明自己的工作于己于人都有点意义，自然是高兴的；但又不能不继之以忧——会不会因为我讲得不准确，或者不清楚，而造成某种误解，以至曲解呢？会不会再度出现世纪思想史中曾经发生过的“从这间屋子走进去，却从那间屋子走出来”的悲喜剧呢？记得鲁迅当年对他说的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就曾“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北京通信》）那么，对我自己的讲说，是否也应该附加几句话呢？大概是有必要的吧。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能写的与不能写的（2）
比如说，批判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的弱点，不能因此而导致对民众的蔑视、恐惧与排斥；同样，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也绝不能引向对知识分子与知识的贬抑与否定。——以上两种倾向在本世纪都曾出现过，但是被鲁迅所明确拒绝与批判的；在鲁迅看来；“觉悟的智识者”是既“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的（《门外文谈》）。而今天似乎也还有这样两种立场或倾向，却也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检讨本世纪历史中的许多弊端时，不能忘记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无论是普通国民，还是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处于被奴役、压迫的境地，尽管他们自身的弱点，特别是根深柢固的奴性，成为了强权统治的社会基础，但“奴隶”与“主子”、“奴才”的区别却是不可混淆的（至于“奴”与“主”之间的转化是另一个问题）；因此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目的是要启发民众自己觉悟，反抗压迫与压迫者。鲁迅是把自己的批判锋芒最终引向奴役者与奴役制度本身的，并因此对任何有可能（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帮助压迫者逃脱罪责的言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尖锐地指出：“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是杀人的帮凶而已”（《论秦理斋夫人事》）。鲁迅还向人们发出过这样的警告：以为“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卸责于清流或舆论”，这是“古已有之”的老调子（《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书》），这个传统我们今天是万万不能继承的。
这里，也还有一个在进行国民性弱点与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批判时，将自身置于什么位置的问题，这涉及我们对所说的“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理解与认识。鲁迅指出：“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这就是说，这种批判，不是高居于众人之外、之上的审判，而是把自己也摆进去的，因此鲁迅说，我无情地批判别人，更是无情地批判自己的。当然，由于思想的超前，或者如鲁迅说的比别人更敏感，看得更透，精神界战士身居于大众之中，也会有一种孤独感、寂寞感与绝望感。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