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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长期以来，我是在大学里作文学的教学工作，常常感觉到自己没有创作经验，谈文学的理论问题比较隔膜。我们的前辈，从沈从文先生开始，到我们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等，他们既是小说家、诗人，又是文学教授。我听吴组缃先生的课就有这个感觉，他对文学，对作家，非常理解，不隔膜——不隔。现在，曹文轩达到了这种境界。王蒙先生倡导过作家要学者化、作家学者化，在曹文轩这儿基本做到了。希望大学里有更多的这样的作家。
高洪波：一些专门家对曹文轩在《小说选刊》上发表的专栏文章都非常重视，他们是把这些文章作为关于重要的小说写作技巧的入门文字来研究的。我记得他的长篇小说《红瓦》出版时，我在研讨会上谈了对文轩作品的三个感觉，称他的作品是“三优牌”的作品：用一种很优美的文字，来表现他所熟悉的江南水乡的生活；采取一种优雅的写作姿态——他的写作姿态非常优雅；一种忧郁的审美品格，读文轩的作品，总能读出一种深深的忧郁——川端康成认为忧郁是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俄罗斯文学也讲究忧郁。
李国文：作家很多，多如过江之鲫；学者也很多，多如牛毛。学者兼作家的，很多，但作家兼学者的好像并不是十分的多。中国作家，普遍缺乏学养，缺乏一些最基本的学业上的准备。像文轩这样既有学者风度又有作家风范的这么一个全能型的，真是不多。所以，他这套书的出版，是一个值得大家高兴的事。作家出版社对这批还拥有二十年、三十年写作生涯的作家，出他们的文集呀，是一个长线的投资。中国作家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早熟型的，这个早熟型的，写了一阵以后，再也没有力量写了；另一种，就像曹文轩这样的，积累到现在，已是具有很大潜力的作家。这是最好的创作年华，因此我觉得作家出版社舍得花这么多钱，作这么一个远线的投资，掌握这么一个作家，也是成功之举。
束沛德：曹文轩是一个在艺术上有所开拓、有所创新，不断有他自己的追求的作家。他关于儿童文学的一些想法，比如在八十年代他提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的观点，后来他提出的“儿童文学要多一点浪漫主义”，等等，他的这样一些创作主张，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有创作主张，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实践，他的一部一部文学作品在儿童文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作品在宋庆龄文学奖的评奖中，两次获得金奖。这一次的宋庆龄文学评奖又有他的作品参评。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今天是九卷本的《曹文轩文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以后，可能又会有新的九卷。
温儒敏：这是对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作家创作的集中展示，显示了出版社的眼光。
而且在这样一个典雅的书店开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格调符合。曹文轩并非如网上所说是“当红作家”。他的文章风格大概不会大红大紫的，不适合太消闲的阅读，太浮嚣粗糙的口味在曹这里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我理解的曹文轩并不那么热闹，在当今文坛上甚至有些另类，有些寂寞，这有点象不久前弃世的孙犁，他们是属于审美口味比较古典高雅的少部分读者的。他大概不会“当红”也不适合炒作，或者说不忍心炒作。曹文轩如果真的能被弄得大红大紫了，那就可能是另外一个大路货的曹文轩了。
我最喜欢曹文轩作品中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理解。他习惯写青少年的成长过程，总是非常细致真切地观察描写人在成长过程的心理变化，包括种种迷惘与困扰。在他的作品中常常看到天真的灵魂如何在社会化、成人化，也还有现代过程中失去本真。读这样的描写，我们也许会感到忧伤、无奈，会想到我们自己同样有过的某些美好的东西也是这样就消失了。但我们会为这些美的回忆感动，这些最能体现人性中美好的方面，可能就会与我们周遭许多机械的、沉闷的、肮脏的生活形成比照。曹的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可能就是对人性美的关怀。现在到处都在讲什么终极关怀，可是文坛又有那么多人热衷于表现污浊的东西，连中学生的创作很多都在追求暴露、颠覆、调侃（当然我并不是说调侃就不好），好像谁喜欢冰心，孙犁，谁就是“前现代”的。所以曹文轩作品对生命的尊重、人性的关怀，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作品的纯净、向善的风格，反而显得可贵。
曹文轩的小说中总是有他童年的回忆。他是把童年人性化、诗化了。读他的小说，我们也常常就退回到记忆的世界中，重温那难于释怀的童年旧事。这有点类似读沈从文，可以在他那些梦幻般美丽的湘西山水中，找到遥远的记忆，找到可以暂时让我们超离这个烦杂世界的寄托，做一番白日梦，一番精神的体操。不过，沈从文是要在他的湘西题材的小说中构筑“希腊小庙”，来表现他对人性的理解，对化外之境的带乌托邦性质的不同的人生形式的理解。曹则更现实一些，更贴近生活一些，也更容易被接受与认同。
几十年前，有一个批评家提出一种文学的理解，认为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无非是两在类，一类是浪漫的，一类是古典的。他认为所谓古典，就是健康的，均衡的，常态的，符合普遍人性的，而其他的创作，则是浪漫的、偏激的，病态的，走极端的，由此也是非人性的。他对五四以及后来文坛的偏激很是不满。这个人就是梁实秋。对梁氏的理论当然可以讨论。但这里我愿意借用他的说法来评说曹文轩的创作。可以说，曹文轩的小说都是古典的追求。这使得他在这个社会和文坛上显得有些另类。
我想，什么时候人们更多的能够欣赏纯真的文学，能够领略真正的悲剧，我们这个文坛连同我们的读者、出版家，就可能比较常态，成熟和健康了。谢谢曹为文坛贡献这么多好作品。
第二部分王蒙、格非等名家品评曹文轩（2）
陈建功：我参加过几次国家图书奖的评奖活动，在评奖活动中遇到这样的困难，曹文轩的作品经常两三部同时报上来，并且都有获奖的可能，但又不可能都获奖，最后斟酌再三，只好选其中一部作品，其它几部就只能遗憾地放置一边。这几年来，文轩的作品，在儿童文学界和小说界，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这次，作家出版社为他出版非常精美的这么一套文集，也是他的创作与学术研究的一次总结，所以我非常高兴，觉得应该向文轩表示祝贺，也应该向作家出版社表示祝贺。谢谢。
王干：曹文轩先生这个文集的出版，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件重要的事。一般来说，批评界对曹文轩的创作都比较注意，但对他的评论、理论，一般不太注意。其实曹文轩作为一个批评家，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跟踪、描述、研究，是非常有贡献的。我这里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作家学者化的问题。王蒙先生在二十年前提出了“作家学者化”的问题，而今天的“曹文轩现象”，说明的是一个“学者作家化”的问题。过去，有一大批的学者，他们都是作家。在老一代作家里头，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相对比较容易。那么在年轻一代的作家里面，好像比较单一，学者就是学者，作家就是作家，但到了曹文轩这里又得到了一个完美的统一。季羡林先生、吴组缃先生、金克木先生，他们都是学者，但他们同时又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作家写作跟学者做学问，应该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简单地说，学者就是要把不清楚的东西说明白，作家就是要把清楚的东西说不明白。一个人同时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两种不同的思路，是很难的。他在作为批评家时写小说，往往把小说写得“意义大于语言”，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惟恐人家不知道。曹文轩他的小说和他的评论，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两种不同的表达语系。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曹文轩对当代文学研究、或者当代文学批评的贡献。这几天我重点看了一下《小说门》，看完之后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非常“解渴”。他把我们近二十年来的小说创作实践，还有近二十年来从西方过来的文学理论，给作了一个比较完美、比较深刻的一个整合。我觉得这本书将来是可以作为我们大学中文系的教材的。在《小说门》里，曹文轩把很多小说创作或者文艺理论中的一些问题，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说清楚了。他对当代文学批评，特别是小说理论，有许多总结性的概括。对于现在那个流行的所谓的“大文化批评”或者说所谓的“泛文化批评”，我把它比喻成“先结婚后恋爱式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就是先找一个批评的理论框架，然后找一个作品、一个作家，也有非常合适的，也有非常不合适的；还有一种就是，“感觉式”的批评，对这个“感觉式”的批评，我把它比喻成是“同居式的批评”，就是这个走到哪儿算哪儿，很飘，没有一个起点也没有终点，就是很好看，也很花哨。那么曹文轩的这种批评呢，是一种“先恋爱后结婚式的”批评。我看了曹文轩的几本著作，觉得他对理论的选择、对作品的选择，都是先“自由恋爱”，然后成婚，一点不勉强，一点也不牵强。我觉得今天的批评界——刚才如王蒙先生所说的，看不到文学批评了。他说得很对。曹文轩的这种文学批评，对我们矫正今天这种浮躁的、空泛的、大而无当的文学批评，有很清醒的认识。我觉得他的贡献就是“把文学批评审美化、技术化”。曹文轩本人的小说就特别讲究“技术”。《小说门》也好，或者他其他学术著作也好，他对小说的叙述技术、叙述技巧都有很好的研究。什么叫“学理式的批评”？曹文轩的批评就是这种批评。
《小说门》里边有一个概念特别有意思，叫“渗延”。“渗延”这个概念可能是曹文轩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渗延”这个概念，把小说创作中很多难以表达、难以言说、难以界定的一些状态化的东西，较好地表达出来了。曹文轩自己的整个写作也是一种“渗延式的”。第三问题是关于如何给曹文轩的创作定位的问题。如果给曹文轩的创作定位的话，可以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