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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红真：凡参加关于曹文轩的会，我历来都是不发言的，因为那个档次特别高。我看了一本《草房子》、一本《红瓦》，我觉得它们激活了我很多童年的印象。我也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长大的。他的小说里写的很多场景、细节，虽然是在南方，但是一般乡村孩子都有对这样的处境的体验。我觉得他的小说，在一个很喧嚣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很温馨的、很优美的、很抒情的、一种田园的、一种精神的东西，一种风格，或者说，一种情调。大学老师要整天编教材，自己也编得一副书呆子气，小说也写不好了。但是我很惊异，曹文轩学问、教学和创作能够三栖，这一点，很让我羡慕。我也像雷达一样，觉得他有这么大的创造力，能做这么多的事情。今天出他的文集，很高兴，替他高兴，替北大高兴，然后替当代文学高兴。
李青：衷心的祝贺曹文轩，在他的第四个本命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出版了这么壮观的文集，九卷本。感谢作家出版社，给我们这些曹文轩作品的爱好者，提供了这么一套精美的读物。
徐坤：这个作家，无论他为人、为文，都给我们竖立起了一个榜样，竖立起一个高度。我最初读到曹老师的《小说门》的时候，是在《小说选刊》上，然后我就跟踪在阅读。当时我觉得特别震惊，我说这个东西写得简直是太好了，它既可以作为作家写小说入门的指导性的书，同时它也是学者进行科学研究的书。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现在都是流行这种个性化的创作和研究，有“一个人的战争”，和“一个人的排行榜”，那么我想曹老师他这个《小说门》，就是“一个人的小说史”。
蒋翠林：这套书是我们出版社今年的精品，而且是我们出版社的拳头产品。这套文集不仅是内容好，而且从这套书的制作上、封面设计上，从原料上，可以说我们出版社都拿出了最后的。在这次图书定货会上，这套书也是非常抢眼的。大家看了这套书，也在纷纷订购。第一，我们感谢曹文轩能将这么好的书交我们出版社出版，第二，我们出版社从领导到责编到印制一直到发行，可以说是去；全力以赴，为这套书，大家都尽力了。我们希望听到大家的表扬，也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我代表社长总编辑谢谢大家。
张颐武：我来晚了，但我无论如何得赶来。我觉得曹老师的这个创作和理论研究，都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使我们有“高山仰止”的感觉。曹老师始终一方面是站在时代的前面，另一方面——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一方面他又有一颗“童心”。他能够不断地和自然之间和生命之间直接的接触。作为他创作的一个信念，他是始终能够把“童心”的精神能够带到文学写作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作家。另外，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古典情怀”。他的文字始终是和一种“古典的诗意”、一种“精神的家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全球化”的、越来越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的这个“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里面，曹老师能够完全地把这种“古典的精神”延续下来——我觉得这个古典精神是一种真正的灵魂。我觉得曹老师的创作是一个“另类”，但又是紧紧地和这个时代扣联在一起的，给我们时代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另类的一个见证。“消费主义”的潮流，把我们大家的心灵冲击得很厉害。我们都被“消费主义”席卷。我们买房买车，我们每天被这些东西所席卷。另外一面则是全球反恐，一种绝对正义的、谁也不敢惹的意识形态，这高的低的都确立了。我发现我们自己选择的空间是极少的，大家几乎没有机会去选择自己生存的空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会有“左”的“右”的，非常悲愤的“左派”和非常悲愤的“右派”。这个时候，我觉得曹老师提供了另外的一种路子，另外的一个建设。既不在“高端”，也不在“低端”，他追求一种“童心”和“人文”的“古典的情怀”。我觉得《草房子》和《红瓦》是可企及的作品。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曹老师的这种作品？我觉得这写文字永远会给我们一种灵魂上的启迪，就是说我们还有另外的选择。我们有《草房子》、《红瓦》那样一种世界。他不管那些，在一片混乱中，他写出的还是非常“清净的”、“经典的”小说。曹老师创造的这个世界还会延续下去，九卷本的文集只是一个开端。我想十八卷、三十六卷，也是可以期望的。一个“童心世界”，一个“古典世界”，还没有展现出来。当十八卷、三十六卷不断地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在这儿开会，觉得意义会非常伟大的。
袁敏：今天真是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这套书得到大家的高度的评价，作为责编，我心里感到非常非常的安慰。我也是曹老师的学生，我当年是“北大首届作家班”的学员，曹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当时他还给我们讲一门课，叫“思维论”。他的讲课非常有魅力，才华横溢。那个时候我虽然是“作家班”的首届学员，但是我的职业是“小说编辑”。我当时就想，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为曹老师作责编。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我真是非常激动。……更让我高兴的是，这套书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评价。就现在在图书市场来讲，做文集实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但是我相信真正的图书市场需要畅销书，更需要有“高品位”的书。那么曹老师这套书……我非常激动，就说这些吧，就是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在这儿除了感谢曹老师给我们提供这么优秀的作品以外，还要感谢我们的社长张胜友同志对我工作的支持，因为没有社长对这套文集的支持的话，这套书也做不到今天这样的高质量。
曹文轩：我今天本来准备发表我对文学的一大堆“胡思乱想”的，但是没有时间了，就不说了。请容许我对作家出版社，对这套文集的责编袁敏女士，对我的老师、同事，对我的学生，对我的家人，对我的朋友，对万圣书园，表示深切的谢意，因为没有他们，这套文集的出版和今天的首发式，都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从韩国来的裴先生，他的夫人翻译了《红瓦》，现在正在翻译《草房子》和《根鸟》，他是特地赶来参加今天的首发式的。再一次说声谢谢。
第二部分访谈：古典的权利（1）
此文为1998年8月曹文轩接受《大学生》杂志谭五昌先生采访时的访谈录。
问：您的长篇新作《红瓦》、《草房子》问世后，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权威专家，都交口赞誉，一些新闻媒体在描述评论状况时用了“好评如潮”这个字眼。这是两部反映六七十年代青少年的生活经历与精神成长历程的长篇，按理说，题材是很陈旧的，却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呢？
答：我们陷入了一个理论上的误区，仿佛只有反映当下现实的作品，才可能引起当下人的注意。我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但我认为，我们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上一定出了问题。我们误解甚至曲解了“现实主义”。我们把“现实主义”肯定在“当下”、“现在”，以为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关注“当下”、“现在”，并且认为只有关注“当下”、“现在”，文学作品才具生命力。这种认识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自然也是非常浅薄的。从前的现实，也是现实。从前的现实与当下的现实，是平等的，无厚薄、轻重之区别。在“现实主义”与“现在”之间划等号，将“目光落在当下”看成是作家的惟一的观察姿态，偏离了现实主义的原旨，或者说，与现实主义原旨毫不相干。很显然，现实主义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写从前，写历史，一样可以使之成为现实主义的东西。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一种批判的或者说是建设性的人文精神。目光低垂、目光回顾与目光眺望，这些姿势都可以立足于现实主义。换一种说法：文学不是鸡蛋。鸡蛋越新鲜越好，刚生下的鸡蛋，当然比几个月前生的鸡蛋要好。可新鲜却不是文学的本质特性。情况倒可能相反──如果从审美或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远离我们的东西，反而可能更具美感或魅力，而经过时间沉淀之后，我们可能会对从前的现实有更深切的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红瓦》、《草房子》之被人注意，只能加强我的这些根深蒂固的看法。既然我一时无法消化“当下”，那么我就去写已经被我消化了并且已溶入了我的血液的“过去”。
问：根据我对您这两部小说的阅读感受，我认为您对人性的理解与感悟极其深刻，但在人性恶与人性善这两极上，从整体来看，您显然向后者倾斜，从而使您作品中的人物闪烁出“人性的光辉”，而时下许多所谓表现人性的小说，却把人性仅仅表现为丑陋的动物性。请您对此发表您的看法。
答：写人当然要写人性。小说无法回避人性。以往一些小说的肤浅，就正在于放弃了对人性的刺探、窥测与分析。人仅仅被当作了一种思想观念的载体，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但我对人性的看法与西方一些所谓深刻的小说家们不一样。在他们看来，必须将人性推至丑陋、恶毒、卑鄙无耻，推至动物性，才能见出他们目光的犀利与思想尖锐。其实，他们是不真实的，因为，他们把复杂的人性简单化了，将人性的恶极度夸张了。我以为真实的人性并非如此。我写人性，甚至是写一切，只想紧紧咬住一个单词：微妙。我在写每一个人物时，都是小心翼翼地去观察他们。我发现人性的变化是非常微妙的。似乎不是你所说的两极，而是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的模糊。这里，善与恶没有明显的界限，没有清晰的边缘，没有截然可分的阶段。我们不能为了达到那种所谓的深刻，非要将我们笔下的人物搞得腌不堪，面目狰狞，一个个都很猥琐。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人面兽心的家伙。但，我轻易不让这种人物进入我的作品。因为我心里明白，我在内心深处拒斥这种人物。我可能对善确实有所倾斜。这一点，可能与我的美学观有一定的关系。
问：你很在意你作品的美感。如果将人性描写成那种样子，大概就会使你的美学愿望无法实现了。
答：是的。善与美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无法接受现代主义对人性所采取的刻薄态度。我不想将自己的文字全都放在对人性的下作、猥琐部分的描绘与揭示上。其实，将人性写成那副样子，并不是件很难的事情。最难的是写出人性的微妙，是《红楼梦》中的那种微妙。那里头的人性是可以让人琢磨的，而现代主义的人性只能让人感到惊愕，毫无琢磨的可能。
问：在许多人看来，“美”已经是一个很矫情的字眼，而在你看来，它却是你创作中的一个核心单词。《红瓦》与《草房子》有别于当下的小说，也正在于你将这个单词溶解到了你的全部艺术构思中去了。你能就这个单词谈谈你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