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1933年。在他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多余的人———他曾有个兄弟姐妹，活下来6个，他排行老三。这么多嘴巴，父母早已不堪重负。生母早逝，他在家里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爱和童年的快乐。上学了，瘦弱多病的他一副窝囊样子，让人觉得选他作为炫耀力量和发泄的对象毫无危险，因此很快就成了校园暴力的攻击对象。他挨打的时候一声不吭，既不叫疼也不求饶，这就更勾起了施暴者的摧残欲望。而他，就在拳打脚踢之中完成了对自己坚韧和耐力的培养。这时候，如同石缝里求生存一般艰难的陈景润，把演算数学题当成了他的治伤良药，当成了他的心灵慰籍，也当成了他的全部乐趣。
高中时代，正逢抗日战争，原是清华大学航空系的主任成了他的数学老师。就在他的课上，陈景润第一次听说了歌德巴赫猜想。
老师告诉他们，数学分为两大部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纯数学处理数的关系与空间形式。在处理数的关系这部分里，讨论整数性质的一个重要分支，名叫“数论”。在数论中，有一道著名的难题，叫歌德巴赫猜想。在1742年，德国数学家歌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说明这是确实的。但这需要予以证明，因为尚未经过证明只能称之为猜想。歌德巴赫自己不能证明，就写信告知赫赫有名的意大利数学家欧拉。但欧拉一直到死，也没能完成证明。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曾有无数人为之努力，但没人能够成功。
老师又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歌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自此，歌德巴赫猜想便深深地植根在陈景润的心中。老师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学生将成为穷其毕生去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人。
1950年，陈景润考取了厦门大学数学物理系，到三年级进入刚刚成立的数学系。虽然是大学，但陈景润享受的却是研究生待遇，因为数学系有4个教授、一个助教和4个学生。陈景润就像鱼儿游进了大海，开始了他最快乐、舒畅的生活。
1953年，由于成绩优异，百废待兴的国家又急需人才，陈景润和他的同学们就提前毕业了。他被分配到了北京，成为一名中学的数学教师。
陈景润对自己所获得的好运并没有欢天喜地，相反地，他感到忧愁和恐惧。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有许多缺点乃至缺陷的人，最要命的就是不善交往和言谈，这经常让他觉得与人打交道是一件又累又麻烦的事。而老师———传道授业解惑，自己能是一个好老师吗？
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同样是演算数学题，换在了课堂上，陈景润就感到不幸福。他口中呐呐，含糊不清，学生更是如坠云雾。他一次次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学生对他、还有数学也失去了耐心。这样的心境，再加上生活的过分简单随意，对他身体造成了伤害，他一年住了6次院，做了3次手术，成了有名的“病秧子”。
在这样的窘况下，他并没有放弃对数学的研究，他十分艰难地“啃”完了华罗庚的新著《堆垒素数论》。同时，他还开始为可能的失业做准备：节省每一分钱，以在失业后还能维持一段生活，让他能继续进行数学研究。至于以后怎么办，就不想了。对于数学他才思敏捷，可对于生活，他不愿动脑甚至无从动脑。
一次，陈景润所在中学的校长见到厦门大学校长、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立刻好好地把陈景润质疑了一番。王亚南非常吃惊，他一直认为陈景润是厦大最好的学生。他认为，即使陈景润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那也只是他不适合这个工作。王亚南把陈景润带回了厦大，把他安排在厦大图书馆，却又不让他管理图书，只让他潜心研究数学。
1954年，21岁的陈景润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对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的一个结论提出质疑，并做了改进。华罗庚从文章中看到了陈景润超人的数学才华。于是，1956年年底，陈景润又被召回北京，在数学研究所作实习研究员。
华罗庚所长提出：侧重于应用数学，但也要去奋力摘取那颗皇冠上的明珠———歌德巴赫猜想。
当时，陈景润住在中科院数学所集体宿舍的病号房，按照规定，晚上10点必须熄灯。熄灯之后，陈景润总是拿着纸和笔，到楼内洗手间席地而坐，埋头计算题目，常常通宵达旦。别人问他：“我经常失眠，就怕缺觉。我睡得比你多，精神没你足，这是怎么回事？”他想了想，认真地回答：“失眠说明不缺觉，应该起来工作。”
为了摘取歌德巴赫猜想这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他规定自己每天凌晨3点学外语，每天去图书馆。他投入到了痴迷发呆的程度。中午闭馆时间到了，管理员大声地问里面是否有人，全神贯注的陈景润听不见。等他发现自己被锁在里面，就又回到老地方，扎进书堆里去了。
《千万别成熟》 第四部分聪明人最愚蠢，呆傻人最智慧（2）
他的生活简单到了只是让他活着的地步，经常衣冠不整，脸上带着肺结核病人特有的红晕，连走路都在思考问题。一次撞在树上，还说：“对不起。”一时传为笑谈。
其实，外表平和的他骨子里是一个心气极高的人。1957年，林群如（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问他：“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回答：“打倒维诺格拉多夫（苏联的世界级数学权威）。”对他的执著和痴迷，人们也有议论、误会，甚至嘲讽，他无暇顾及。
正在这时，“文革”开始了。陈景润理所当然地被批判了，他是修正主义苗子、白专道路典型、白痴、寄生虫、剥削者。过了一段时间，病重的陈景润回到了自己6平方米的小屋。虽然下面的锅炉房烟熏火燎，小屋里没有桌椅，但他又可以趴在床上读书运算了。他多么想躲在这颠倒了的世界里的一角，安静地搞研究啊！但总是有人不能忘记他，每天都有人来敲门查户口，还把他房间的电灯铰了下来，开关线也拉断了。陈景润买来一只煤油灯，在窗玻璃上糊上报纸遮光，神经极度衰弱的他在黑暗中挣扎着生活。他惟一的心灵安慰就是数学，6平方米的小屋成了数学研究的天堂。
后来，环境有所好转，允许他去图书馆了。支持他的人们把他藏在一个小书库的幽静角落里。更为宝贵的是，由于一些研究员的坚持，数学所一直订购世界各国的文献资料，从未间断。陈景润就像一个饥饿的人见到了面包，一个久涉沙漠的人见到了水，长久压抑的工作热情极大地爆发出来。因他多年凌晨3点起床学外语，已经掌握了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大学还学过俄语，这些积累终于得到了充分施展。
1973年春节，新上任的数学所领导看望了陈景润，还送了他一些水果。已被人遗忘多时的陈景润激动极了，这是第一次有领导来看望他。他端详着水果袋：“这是水果，我吃到了水果，这是头一次。”他把自己锁进小屋，再也没出来。春节假期过后第一天上班，他就把一份手稿交给领导，说：“这是我的论文。我把它交给党。”
就这样，一个世界奇迹诞生了：在恶劣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中，6平方米的小屋，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和一只笔，演绎了几麻袋的草稿，证明了“1＋2”———后来被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德国数学家李希特命名为陈氏定理。他们认为陈氏定理是“筛法”的“光辉顶点”。在国外的数学出版物上，“杰出的成就”、“辉煌的定理”等赞誉不胜枚举。
而此时的陈景润，生命已几近垂危。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陈景润住院治疗。
由于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的发表，陈景润闻名遐迩。其原因，一是他的成就，二是他的“怪”和“笨”。当时，许多老百姓把他的“怪”和“笨”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于，陈景润的这种特点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里知识分子形象的范本。
1978年，陈景润在医院对女医生由昆一见倾心，也就有了陈景润人生中惟一一次分心。不要说恋爱，陈景润和女性相处的经验都没有。他费尽心思找到了和由昆一起学习外语的借口，尽管由昆并不欢迎，但陈景润还是用英语说出了：我爱你。由昆马上用中文回答：“这不可能。”这时，陈景润的执著再一次显现出来，他仍然毫不停歇地进攻。慢慢地，由昆了解了陈景润，她终于接受他了。
1980年，47岁的陈景润和29岁的由昆结婚了。迟到的爱情和婚姻更容易让人沉醉，然而，陈景润仍然每天工作小时以上。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蜜月开始还没几天，陈景润就独自一人回到了他在中关村那间6平方米的小屋。他有自己的生活规律，也许他11点就要休息，也许到后半夜2点又要起床。而实际上，他又多么需要妻子的照顾！
陈景润“在科学上是巨人，在生活中是孩子”。早在厦门大学读书时，陈景润就不会照顾自己。他只有在十分饥饿时才去吃饭，衣服也要等到迫不得已时才脱下来，放在盆里浸一浸、搓几下，拿起来晾干就算洗过。1952年，系里开展思想改造活动时，陈景润才当众保证以后每天刷牙、洗脸。但没坚持几天，又搁下了。结婚后，陈景润也逃避刷牙，每次都被由昆“揪”来刷牙。陈景润刷牙的时候常常用力过大，把牙龈都刷出血来，由昆十分心疼，干脆替他刷。1984年后，陈景润一天刷两次牙，一周洗两次澡，两天刮一次胡子，两周剪一次指甲。这一切他自己都干不好，是由昆替他做和教他做。
对数学的挚爱，已使他忘记了一切外在的事情：饥不知食、食不知味，与人交谈口中呐呐不知所云、神情恍惚……这一切实在是由于过分投入而进入了忘我状态。除了事业，陈景润对做人的其余一切视而不见，目不斜视地向着既定目标。他竭尽全力发展了自己卓越的数学才能，而另外的方面则显得低能，以至于成为世人眼中的“怪人”、“畸形人”。但是，正是因为“怪”，科学家才成为科学家。陈景润的“怪”和“笨”是与他对数学的偏爱与痴迷分不开的，“怪”和“笨”成就了陈景润。
1984年，陈景润从书店出来，被一辆自行车撞倒，不省人事。几个月后，主管国家科技工作的方毅见到他呆板的“面具脸”，指示赶紧去医院做检查，被确诊为帕金森氏综合症。自此，病魔一直纠缠着他。在生命的最后年里，他依然呕心沥血地做着冲刺。在最后的几个月里，陈景润痛苦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手中还握着一本数学书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王元痛惜地说：“你就放弃它（歌德巴赫猜想）吧。你已取得的成就，至少本世纪无人能望其项背！”陈景润摇头，缓慢又坚决地说：“不！”
1996年3月19日下午1点10分，陈景润带着不能企及“1＋1”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遗憾，和不屈不灭的永恒追求，走了。他死不瞑目。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