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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处于上述人类文化诸阶段中的各部落和民族的状况，实质上也就是在研究我们自己的远古祖先的历史和状况。
第一部分生存的技术（1）
人类征服地球———以控制生活资料为条件———只有人类控制了生活资料———顺序相承的五种生存技术———（一）天然食物；（二）鱼类食物；（三）淀粉食物；（四）肉类和乳类食物；（五）通过田野农业而获得无穷食物———从一种生存技术到另一种生存技术都经历很长一段时间距离
人类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出发，向高级阶段上升，这一重要事实，由顺序相承的各种人类生存技术上可以看得非常明显。人类能不能征服地球，完全取决于他们生存技术之巧拙。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类才能说对食物的生产取得了绝对控制权；但在最早的时候，人类在这方面也并不比其他动物高明。假如不扩大生活资料的基础，人类就不可能繁殖到那些不出产原有食物的外地去，更不可能最后繁殖遍于全球；归根到底，假如人类对食物的品种和数量不能绝对掌握，就不可能繁衍为许多人口稠密的民族。因此，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大概多少都与生活资源的扩大有着相应一致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人类的食物资源分为五种；对于创造这些食物资源的方法，可以称之为许多顺序相承的技术，这些技术一一累加，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出现一次革新。前两种食物资源创始于蒙昧阶段，后三种创始于野蛮阶段。兹按其出现顺序分述如下：
（一）在局限的生活环境内以植物的根和果实作为天然食物这个主题把我们引回到人类极其原始的时代。那个时代，人口稀少，生活资源简单，栖息的地域有限，人类刚刚进入他们新的生活。在这样遥远的一个时代，既谈不上有任何技术，也谈不上有任何制度；但是，有一项发明是属于这个时代的，那就是语言。从本节题目所标出的食物性质来推测，可以断定当时的气候是热带型的或亚热带型的。人们一般都认为原始人的栖息地带就处于这种气候下。我们一向认为我们的始祖诞生在热带阳光照射之下的果木林中，这是很有道理的。各种动物在时间顺序上均早于人类。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当人类初出现时，动物在数量上和力量上正处于其全盛时期。古典时代的诗人笔下所描写的人类部落正居住在树丛中、在洞穴里和森林中，他们为了占有这块栖息之所而与野兽作斗争①———同时，他们依靠大地的天然果实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如果说，人类初诞生之时既无经验，又无武器，而周围到处都是凶猛的野兽，那么，为了保障安全，他们很可能栖息在树上，至少部分人是如此。
无论哪一种动物都需要不断获取食物来维持生命，这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如果我们按照生理结构的演化程序向原始形式下推，每降一级，其食物就愈益简单，直到简单得毫无奥妙之可言；但如果我们反过来往上推，食物就越来越复杂，直到最高级的人体结构，其食物的复杂性也就达到顶点。自有人类以后，智力便成为一个更加突出的因素。人类很可能从极早的时代起就把动物列入其食物项目之内。从生理结构上看，人类是一种杂食动物，但在很古的时代，他们实际上以果实为主要食物；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否积极地找寻动物作为食物，这一点只有付诸猜测了。上述的生活方式属于极其原始的时期。
（二）鱼类食物我们必须承认鱼类是最早的一种人工食物，因为要充分使用这种食物就必须烹饪。人类最先使用火，其目的未必不在于此。鱼类的分布无处不有，可以无限制地供应，而且是惟一可以在任何时候获取的食物。在原始时代，谷物即使实际存在，也还没有为人类所知晓；而狩猎又太无保证，始终不能成为维持人类生活的专门手段。人类依靠鱼类食物才开始摆脱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他们（这时候他们正处在蒙昧状态中）沿着海岸或湖岸、沿着河道四处散布，可以遍及于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我们在各个大陆上都发现处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燧石器和石器遗物，其中有充分的资料足以证明上述人类迁移的事实。当人类还依靠果实之类的天然食物时，要想从原住地向外迁移是不可能的。人类采用鱼类食物后，随着出现了上述的大规模迁移运动，此后又间隔了一段漫长的时间，才开始种植淀粉类食用植物。它占去了蒙昧阶段的一大部分时光。不过，在这段时间内，食物的品种和数量都大为增加。例如，人们开始在地炉中烤面包薯①；又如，由于武器的进步，特别是由于发明了弓箭，猎物不断增多。弓箭的出现晚于戈矛和作武器用的棍棒。弓箭是一大发明，它给狩猎事业带来了第一件关键性的武器，其发明时间在蒙昧阶段晚期。②我们用弓箭作为高级蒙昧社会开始的标志。弓箭必然对古代社会起过强有力的推进作用，它对蒙昧阶段的影响正有如铁制刀剑之于野蛮阶段，有如火器之于文明时代。
除了广大的产鱼地区之外，其余地方所有的食物资源都没有保证，因此人类便不得不采取吃人的残酷手段。在古代，吃人之风普通流行，这一点现已逐渐得到了证实。
第一部分生存的技术（2）
（三）由种植得来的淀粉食物现在我们已离开蒙昧阶段而进入低级野蛮社会。在西半球，只有那些脱离了蒙昧阶段的部落才知道种植谷类等作物；而在东半球，似乎要到亚洲和欧洲部落度过了低级野蛮社会而临近于中级野蛮社会快结束时才知道种植谷物。美洲土著在低级野蛮社会即已掌握园艺，比之东半球的居民竟早出整整一个文化期，这一点使我们感到很奇怪。这是由于东西两半球的天然资源不相等所造成的结果；东半球出产所有适宜于饲养的动物（只有一种除外）以及大多数谷类作物；而西半球仅有一种宜于种植的谷物，不过它却是最好的一种。这个因素促使东半球的野蛮阶段初期时间延长，而使西半球的这一期的时间缩短；就这一期言，自然环境对美洲土著更为有利。但是，到野蛮阶段中期开始之时，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虽然不知有谷物，却已经有了家畜，因而能得到肉类和乳类的供应，他们的生活状况远胜于美洲土著；处于同期的美洲土著虽会种植玉蜀黍等作物，却没有家畜。闪族和雅利安族之从大群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似乎就是由饲养家畜开始的。
雅利安人发现谷物和种植谷物晚于他们之饲养牲畜，这一点可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在雅利安语系的各种方言中，这些牲畜的名称彼此相同，而谷类或其他农作物的名称彼此不同。蒙森指出在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牲畜的名称是相同的（其后马克斯·缪勒又把此说推及雅利安语系其他各种方言上①），从而证明：在这些民族彼此尚未分离以前便已经知道这些牲畜，并可能已经饲养它们了。他接着说：“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是否已经存在农业，我们还没有肯定的证据。从语言上来看，颇倾向于否定这一点。希腊—拉丁语中的谷物名称与梵语中所见者全不相同，惟一的例外只有ξα一词，该词在语源上相当于梵语中的yavas，但印度语以此词指大麦，而希腊语用以指斯佩耳特小麦。可是我们应当认为，尽管农作物的名称如此不同（这与牲畜名称之基本相同截然相反），但不能因此绝对否定在这些民族当中可能有过共同起源的农业。印度人种植稻谷，希腊人种植小麦和斯佩耳特小麦，日耳曼人和克尔特人种植裸麦和燕麦，这些都可能追溯到一种共同起源的耕作方法。”②蒙森最末尾的这个结论是很牵强的。按农田（ager）一词仅泛指有疆界之土地，而园圃（hortos）一词则直接表示“被圈围的场地”；但园圃的出现早于农田，所以园艺的出现早于田野农业。然而，人们懂得耕作又必然更早于圈围园圃。其自然发展顺序如下：第一步，在漫无疆界的冲积土地上一小块一小块地进行耕作；第二步，在被圈围的场地或园圃中进行耕作；第三步，利用畜力拉犁在农田里进行耕作。豌豆、菜豆、萝卜、防风菜③、甜菜、南瓜、甜瓜等作物的种植，是否有一两种早于谷物，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无从了解。这些作物中，有一些名称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著名的语言学家惠特尼教授④却向我保证说：在希腊语或拉丁语同梵语二者之间，这些作物名称无一共同者。
看来，园艺的兴起与其说是出于人类自身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饲养家畜的需要。在西半球，园艺始于玉蜀黍的种植。这一新纪元的开辟，在东西两半球虽不同时，但对于人类命运的影响却极为巨大。我们有理由相信，种植技术的兴起以及使淀粉食物成为人类的主要生活资料，都需要经历若干年代。在美洲，种植业的兴起带来了定居的村落生活，因此，它势必取代渔猎，特别在村居印第安人当中是这样。而且，人类自从有了谷类等农作物以后，破天荒地产生了能够使食物充裕的印象。
美洲的先进部落有了淀粉食物，亚洲和欧洲的先进部落有了家畜，他们既已得到这种供应之后，自可免于吃人的惨剧了。我们根据本书下文所谈的情况，有理由相信吃人的风气在整个蒙昧阶段是普遍流行的，平时吃被俘获的敌人，遇到饥荒的时候，就连自己的朋友和亲属也会被吃掉。在战争中，作战双方在战场上互吃对方的人，这种风气仍残存在美洲土著当中，不仅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如此，而且，那些处于中级野蛮社会的部落，如易洛魁人和阿兹特克人等，也是如此。不过，这种风气已经不再普遍流行了。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食物之不断增加对于改善人类生活状况起很大的作用。
（四）肉类和乳类食物西半球除了骆马以外别无其他动物适于饲养，①而东西两半球的谷物品种又各不相同，这对于彼此两处居民的发展进度都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天然资源的不同，虽然对处于蒙昧阶段的人无关紧要，对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人也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对进入中级野蛮社会的那一部分人来说，就产生了根本的分歧。掌握家畜饲养业的部落能保证肉类和乳类食物的供应，因而得以从一大群其他的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在西半球，如仅靠狩猎获取肉类食物，供应得不到保证。村居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仅限于一种，这对他们是不利的；这一点无疑地充分足以说明他们的头颅之所以小于那些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印第安人的头颅。在东半球，因饲养家畜而使得勤俭的居民能保证肉类及乳类食物的供应；毫无疑问，这种食物对于增强种族的体质和活力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