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们在裁决中指出，“选择自由”并不违法，但是“选择自由”本身不能代替废除黑白分校的目标。黑白分校制度是否废除，要看实际效果。大法官们指出，该县一千三百名小学生，七百四十名是黑人，1965年只有
三十五人“自由选择”去白人学校，虽然1967年增加到一百一十五人，百分之八十五的黑人学生仍然在全黑人的学校里，而白人都没有“自由选择”去黑人学校的。也就是说，这个县基本上还是黑白两个学校。结论是，“选择自由”的规定，并没有达到废除黑白分校的目标，是不够的。
大法官们随后提出，黑白分校的不公平制度是否废除，要看几个方面的措施和效果，包括设施、教师、员工、交通和课外活动。如果这几项达到黑白合并了，这个学区才算是废除了黑白分校制度。这几个方面，后来就被称为“格林要素”。
那么，怎样来达到各项格林要素呢，最高法院指出，这是学校委员会的责任，来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来保证迅速地不拖延地废除黑白分校制度。任何做不到这一点的方案，都是不可容忍的。
最高法院对格林案的裁决，实际上发出了加速废除黑白分校制度的指令：学校委员会有责任，以强迫性措施来实现黑白合校，而不再能犹豫和拖延。
第二辑橘黄色的校车来了（3）
巧的是，1954年的布朗案宣布要采取“审慎的速度”，“布朗（Brown）”在英语里是橘黄色的意思；1968年的格林案发出了加快废除黑白分校的信息，“格林（Green）”在英语里是绿色的意思。沃伦大法官在给起草裁决书的布列南大法官的信里说：“这份意见书一下达，（黑白合校的）交通灯总算要从Brown（黄灯）变成Green
（绿灯）了。”
黄灯变成绿灯，加快走向教育制度的平等，美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格林案是发生在历史性的1968年，这一年最高法院辩论格林案的第二天，马丁·路德·金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暗杀，全国处于困惑和紧张之
中。一个月后，最高法院公布此案判决，命令把黄灯转为绿灯。三年后的1971年，最高法院在斯万案中裁决，针对农村地区黑白居住区相隔太远的困难，肯定了动用美国从三十年代开始就标准化的校车制度，把白人学生用校车送往黑人居住区，把黑人学生送往白人居住区，用校车强行把黑白学生混合，来实现黑白合校的目的。
五、黑白合校和白人流失
我去问我们的朋友琳恩和安琪。琳恩生长在西弗吉尼亚矿山小镇上的白人穷人家，那是美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电影《矿工的女儿》的故事就发生在她家乡附近，她自己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矿工女儿。我要她给我说说小时候的学校。
那是六十年代初的情况。琳恩的小学，就是乡间的三间房子，两个年级合用一间教室，教室当中是一个大煤炉。好在煤矿地区，有的是不要钱的煤。孩子们每天一人带一个大土豆，放在炉子上烤着，就是中午的午饭。琳恩说，大煤炉成天烧着，孩子们小脸小手成天都黑乎乎的。学校离家不远，每天孩子们自己走来，不过从她家到学校有一个下坡，冬天满地是雪，非摔跤不可。她干脆到这儿就一屁股坐下，顺坡滑下去。可是坡底下就是一条小溪流，冬天也不上冻。比她大两岁的姐姐，每天先滑下去，然后做好一个老母鸡的姿势，把滑下来的妹妹挡住。有一次没挡成，她就一下子滑进溪流，坐在冰水里，到学校后在炉子边站了半天才把裤子烤干。
说起这些，五十一岁的琳恩一脸的怀念。我问，你们学校有黑人同学吗？
没有，一个也没有。这个矿山地区，有一小半工人是黑人。黑人聚集在一起居住，他们有自己的学校。黑人的孩子从不和白人孩子来往，黑人的学校和白人的学校从不混淆。
那么，后来呢？琳恩说，后来这个小学校就废弃了，同样简陋的黑人学校也废弃了。在另外的地方盖了更好更大的学校。那时候，从家到学校的路就远了。可是琳恩说，我们有校车接送了。
我问，黑白合校以后好吗？琳恩说，对我来说，很好，因为我母亲从来就教导我们，不能看不起穷人，也不能看不起黑人。你们的妈妈就是穷人，任何人看不起穷人，看不起黑人，就是看不起你们妈妈。但是，黑人同学大多有一段艰难的日子，因为他们是少数，他们的考试成绩普遍差一些，他们的习惯和举止和白人有所不同，有些教师和同学对待他们很蛮横粗鲁，欺负他们。黑人同学普遍感到胆怯、孤独。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过上几年就越来越好了。琳恩说，等到她的四个女儿上学的时候，黑白合校已经完成。她的女儿有黑人小朋友，谁也不会感到奇怪。但是，她说，与此同时，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普遍趋向自由化，黑白合校以后，教师在用纪律惩罚性地约束学生方面有更大的顾虑，甚至不再约束，导致过分放纵学生，教学秩序不能保证。这些是现在有孩子的美国人非常担心的事情。
我问安琪：“那么你呢？你小时候是怎么上学的？”
安琪生长在南方小镇的白人大家庭，是地方上富有且受人尊敬的士绅人家。她今年四十岁，刚好是“黄灯转成绿灯”时候上的小学。安琪却不好意思地咕噜了一句。
我没听明白，正要再问，琳恩在旁边开她玩笑了：“人家是有钱人的孩子。”我立即明白了，安琪说的是：“我上的私立学校。”
这就是黑白合校进程的另一方面。美国的黑白合校，是为了实现教育的平等而作出的努力。但是，教育一天也不停顿地影响着千家万户，影响每一个孩子。不仅影响教育状态得到改善的黑人，也影响原来比较稳定的白人。使用校车把黑白学生运到一起，实现公立学校黑白合校以后，普遍提高了原来黑人学校的水准，但是也降低了一些原来白人学校的水准。更为现实的是，家长不再是想让孩子上哪个学校就能上哪个学校，而是报名以后由学区来统一分配学校，以保证黑白合校。家门口的学校不能上，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成为一种常见现象。
教育对人的一生影响实在太大，谁也不敢对子女的教育掉以轻心。即使是支持黑白合校的人，有时候也不得不采取别的做法来保证自己孩子获得令自己放心的教育。很多家长就像安琪的父母一样，把孩子送往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普遍要求家长更多地参与对孩子的教育和管束，家长更放心一些。我问安琪：“私立学校很贵吗？”是的，很贵，安琪回答。
等到安琪的两个孩子上学的时候，她和丈夫采取的办法是搬家，搬到较好的学区，能够分配到较好学校的地方。为此，他们搬了两次家。为孩子的教育而搬家是一种普遍现象，大多是白人。弗吉尼亚首府里士满市，在十余年时间里白人学生只剩下一半。这种情况，被称为“白人流失（White
flight）”。
六、科尔曼报告
说到美国的公共教育，有一个人的名字不能不提。这个人叫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
第二辑橘黄色的校车来了（4）
话要从1964年说起。1964年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新的民权法案，奠定了全面废除南方种族隔离制度、实现种族平等的法律基础。这时，最高法院宣布公立学校黑白分校制度违宪的布朗案裁决已有十年，黑白合校的过程还在以“审慎的速度”进行之中，而全国范围内，黑人儿童的教育条件和水平究竟如何，有没有值得政府和社会注意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人们并不是很清楚。因此国会在1964年民权法第四条中提出，要对公共教育制度各个层次作出专门的调查，调查不同种族、肤色、宗教等平等教育机会的问题，以便在调查基础上，形成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这一调查任务落到了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科尔曼的身上。
科尔曼教授带着一班人，收集了美国各地四千个学校六十万个学童的数据，这是教育领域所做的规模最大的调研。然后，他们关在一家旅馆房间里，进行了三个月的分析。1966年，在国会规定的期限前，科尔曼向国会递交了《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性的报告》。这就是社会学史上著名的科尔曼报告，它被公认为20世纪社会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研究结论，出乎了科尔曼自己的意料。
在此以前，人们只知道，黑人儿童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而且越往后差距越大。科尔曼和大多数人一样，都以为这种差距主要是学校的物质水平和条件造成的。调查结果却发现，原来的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在
校舍、设施、教师工资等有形条件上的差距，并不像以前想的那么大。而且在分析学童学习水平的因果相关性以后发现，造成黑人儿童学习水平低的原因，主要不是学校的有形条件，而是学校的社会构成，即学童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
科尔曼发现，如果一个学校里大多数学生是经济比较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那么所有学童，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表现出比较好的学习成绩，而全是穷学生的学校，学生的成绩就普遍较低。在黑白合校而大部分是白人学生的学校里，黑人学生的学习比在全是黑人的学校里好。他还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习成绩有很强的相关性。
那么，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怎么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的呢？科尔曼研究发现，黑人和其他弱势少数族裔，如拉丁裔和印第安人，相比白人中产阶级，缺乏一种改变和控制自己前途的自信，科尔曼名之为“自我评估（self…esteem）”。受种族肤色等因素造成社会地位的影响，这些处于弱势的学生，自我评估比较低。也就是说，他们觉得环境过于强大，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觉得没有盼头，学习的“士气”就比较低，从而造成学习成绩较差，而且差距越往后越大。
人们发现，造成了黑人和弱势人群学童“自我评估”
较低的原因，是社会现实。最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分布。法学院和医学院是公认的精英阶层，在这两种院校里，弱势人群的比例历来偏低。1965年，全国法学院学生只有百分之一点五是黑人，而黑人占的人口比例接近百分之十三。加利福尼亚州六十年代有二百万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裔公民，直到1969年，他
们中只有三个本州法学院的毕业生。亚利桑纳州，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都有很多印第安人，却从来没有印第安裔的法学院毕业生。
科尔曼报告的历史性意义是，它把教育的平等，放到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考察。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它向国会证明，教育机会的平等，不仅要从教育的投入来考察，即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