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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一直呆在办公室，只在星期一的午餐时间到医院来了一小时。她知道他不喜欢医院，知道看着她手上的绷带、身上的输液管、吃的药、医生和物理治疗都让他感到沮丧和无助。她知道整桩“意外”（按他的话说），让他感到愤怒。但是不知怎的，她却对他是怎么想的在意不起来。一想到他还过着正常的生活，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她就万分生气，因为事实上，一切都发生了，他们俩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星期二，她终于可以回家了，她一直以为这是自己希望的，但是当布罗德医生通知她出院时，她却控制不住地发抖。迈克尔本应该来接她，但他整个下午都被一番复杂的事务缠住分不开身。于是，妈妈和玛丽用轮椅把她推到医院大厅，爸爸租的车等候在外面。她可以走动，但是医院规定，在她上车前必须坐轮椅。
电梯的门在一楼大厅处打开了，玛丽推着她走了进去，里面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老人们坐在角落里的沙发上，几个警察在接待处闲晃。心烦意乱的父母抱着哭泣的孩子，护士和医务人员穿过大厅来回于电梯舱之间。
克洛的眼睛飞快地在人群中扫视，寻找他的踪影。一些人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坐在轮椅里的她，她仔细地观察他们的眼神和举动。一些人在三五成群地交谈，一些在低着头看报纸，还有些直视前方，没有特别注意什么东西。她的眼睛发疯似地在他们中间寻找。她的心跳加快，肾上腺素在体内汹涌奔腾。然而，不幸而绝望的事实是，他的眼睛可能是这许多她审视过的眼睛中的一对。他摘下面具，她认不出他。
从轮椅跨到车上就一小步，仍然引起了小腹的一阵灼痛，在妈妈和玛丽的帮助下，她小心地爬上汽车后座，手里拿着一袋按处方买的药。透过被雨淋花了的车窗，她看着面前宽大的停车场。他们的下一站是繁忙的北方大道，然后开上总是塞满车子的长岛高速公路。会看见许多张面孔，碰到许多陌生人。他随处都可能出现，他可能是她见到的任何一个人。
“宝贝，你坐好了吗？”没有回答。“宾妮？”爸爸温柔地问，明显是在等她回答。
“好了，爸爸，开车吧。”她迟疑了一下，然后平静地加了一句：“爸爸，以后别再这样叫我了。”
爸爸的表情很悲伤，但是他还是清醒地点点头，看着女儿把疲倦的脸庞转向车窗外。他发动了停在大厅停车台上的福特金牛车，穿过拥挤的停车场，驶上大西洋大街，往克洛在成功湖畔的新公寓行进。一路上，克洛都盯着窗外，无数辆车擦身而过，无数陌生人匆匆来又匆匆去。只有牙买加医院，在雨中被越来越远地抛在身后。
第一部分 1988年6月纽约城第10节 内心的恐惧
每天早晨，克洛总要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今天要彻底振作起来，明天肯定会更好。”但是到了明天，却好像变得更糟。内心的恐惧像癌症一样不可遏制地生根发芽，即使她的伤口已经愈合了，凹凸不平的疤痕也渐渐变浅，她仍然每个黑夜都经受着失眠的折磨，每个白天都生活得无精打采。
她本来在取得律师资格后要加入一家名叫弗兹&马蒂内利的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医疗事故律师，开创自己辉煌的法律事业的。她的合伙人焦急地打来电话询问她恢复的情况，看公司是否可以按原计划在九月开始营业，还是她需要更长一些时间疗伤。“我没事了，”她回答他，“所有的伤口都在愈合，三周后我还是按计划参加司法考试，谢谢你的关心。”
她相信自己说的话，每天，对每个人说的这番话。但是，往往毫无先兆，莫名其妙地，恐惧就会像个怪物似地伸出细长的爪子攫住她的心，在她的生命轨迹上突然让她冷彻肺腑——那么真实的恐惧，她简直就能嗅到它的气息。每当这时候，呼吸就会变得吃力而困难，整个房间都在天旋地转。坐在地铁上，她会猛地尝到塞在嘴里的布味道，或者感觉到刀尖在皮肤上划过。在电梯里，她仿佛能听到他的声音，嗅到甜美得让人恶心的椰香蜡烛味。开车时，她会在后视镜里看到他恶毒的笑容。她会突然被带回那天晚上。她给自己制定了时间表，想恢复曾经正常的生活。但是一星期又一星期的时间过去，她感到自己外表坚强的面具下生出些细小的、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裂缝，这些裂缝在逐渐扩展、蔓延，她肯定自己会在某一天像只受伤的花瓶，最终支离破碎。
她的父母在纽约住了两星期，终于收拾起行囊回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府。。在电梯旁，她微笑着，让表情掩藏起内心的感情，假装很自信，终于瞒过了父母；他们拥抱、亲吻了她，再次央求她一起搬回加利福尼亚，最后依依不舍地道别。
“我没事了。所有的伤口都在愈合，两周后我还是按计划参加司法考试。”
她笑着跟他们告别，电梯门关上，妈妈那张泪流满面的脸再也看不见了。克洛转身跑回到房间，闩上门，瘫坐在地板上，不能自已地哭了三个小时。
她继续在家复习参加司法考试。她知道一旦出门，很多陌生人就会一直盯着她看，好心的朋友们就会问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出门去听现场讲座。她参加的“巴布瑞”复习强化班给她提供讲座的录像带。所以，她几乎每天都呆坐在客厅的地板上，被成堆的法律复习书包围着，手里拿着个笔记本，茫然地瞪着电视屏幕，看着里面的教授嘴唇不停地开合，听着他们说的话，在她的脑子里却再也产生不了任何意义。她就是集中不了精力，她知道自己这次考试肯定过不了。
司法考试前一天晚上，迈克尔在这里过夜，第二天早晨7点开车送她到曼哈顿的“嘉维茨”会议中心，考场就设在那里。她签名进入考场，和另外参考的三千名应试者一起坐在指定的位置上，8点，她准时得到了厚厚的多州司法考试卷子。考场上立刻安静下来，大家把精力集中在考卷上。8点零5分，克洛环视四周，感觉自己淹没在陌生面孔的海洋里，周围的人有的伏身看卷子，有的带着焦急、绝望的表情看着房间的某个地方思考。所有的人都让她紧张、害怕，头开始突突地跳着痛起来，身体也止不住地发抖，冷汗从背上冒出来。她突然一阵恶心。她举手，一个监考人员陪同她到卫生间，她跌跌撞撞冲进一个隔间，不顾一切地呕吐起来。然后她往脸上和颈上泼了些凉水，打开卫生间的门，直接走向考场的大门。8点26分，她乘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回家，再也没回去。
哈里森警探再也不打电话来了，所以克洛每天都给她打，询问案子的进展情况。不过，她得到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
“克洛，要有信心，我们正在积极地调查，希望不久就会拘捕嫌疑人。感谢你继续配合我们的工作。”
克洛肯定这位警探每天都要从一张提示卡片上学新东西，以便更好地作出回答，这张卡片应该是“法律规定的有效稳定未破案件受害者烦躁情绪的回答”。积日成周，克洛知道她的案子肯定经过固定的程序归属到悬案一类了。没有身份证明，没有指纹或其他物理证据，她这案子除了那人自首或者运气特别好，八成是没希望能破获了。但她还是坚持每天给哈里森警探打电话，就算是骚扰她也好，让她知道自己近期是不会放弃的。
司法考试惨败以后不久，她和迈克尔的关系也划上了句号。她知道他很生气，因为当时就这样走出了考场，连试也没有试过。他一直把那晚的事叫“意外”，自从那晚以后他们再也没做过爱，但是现在他们即使是牵手都觉得动作僵硬不自在。他没有每天晚上都来看她，只在周末露面。看到她再也不愿离开公寓出门，连出去吃饭都不行，他越来越灰心。他们之间有一种无法言语的冷落，而且与日俱增，但他们谁也不知道怎样去弥补。克洛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想和迈克尔回到从前，她很清楚，迈克尔的心里一直在因为那晚的事责怪她。他看着她的时候，他的眼睛告诉了她一切，然后他就不敢再看她。为这个，她再也不能原谅他。
“要是当时你让我在你那里过夜就好了。”
在克洛看来，他们俩都明白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不复存在了，只是谁也不想第一个提出分手。她怀疑迈克尔是很怕一旦他先提出来，犯罪感就会像雪崩一样砸在他头上。然后她就设想，如果最终有一天，迈克尔对她说“虽然我很爱你，但我不愿娶你为妻，我们做朋友吧”，那时，她的心情会是怎样？是轻松感、犯罪感，是愤怒还是悲伤？所以，他们的关系浮浮沉沉地拖过了夏天，恍恍惚惚地撞进秋天，他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谁也没有任何怨言。
弗兹&马提奈里公司催她2月重新参加司法考试，并给了她一个临时律师职位。她谢绝了。这个职位也仍然不能让她摆脱“性攻击受害者”的“头衔”。现在的情况已经够糟了，因为她已经被授予了“考场上临阵退缩的性攻击受害者”的“美誉”。
她接受了连续三个月的术后检查，妇科医生建议她去进行心理治疗。“性攻击受害者心里通常都有我们看不见的伤疤，”他说，“心理治疗可以帮助你更好地面对生活。”
“我没事了，所有的伤口都在愈合，我只是没有按原计划参加司法考试。谢谢你的关心。”说完，她离开医生的办公室，发誓永远都不会再踏进去半步。
10月，她申请了一个职位，在拉瓜迪亚机场旁的万豪大酒店当夜间预订登记人员——这是家大型的酒店，人来人往非常繁忙，这里的员工有几百人，但是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的工作间在背后面，一点也不起眼，工作时就需要一副耳机和一个送话器，她总算是远离了人群和一双双探询的眼睛。她没有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让父母知道她有个这样的工作也会觉得脸上无光。迈克尔更是嗤之以鼻，说她“没有抱负”。但是这地方让她在恐惧的夜晚感到安全，而且可以匿名工作，不用面对那些骚扰性的谈话，还可以赚钱，她的工作时间是晚上11点到早上7点。
那天，是她做这个工作的第四周，她接到一个电话。大约是6点钟的时候，换班前一个小时。
“拉瓜迪亚机场，万豪大酒店。这里是预订处，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我错过了班机，只有明天早晨才有飞机让我离开这里了。我需要一个房间，你们还有空的吗？”她听到说话声后面隐隐传来巴赫的名曲——《羊群安静地吃草》。
“先生，请等待查询。您持有万豪优惠的会员卡？”
“不，我不是。”
“单人房还是双人房？”
“单人房。”
“您吸烟吗？”
“不吸烟。”
“先生，您是几个人住？”
“就我一个，除非，你愿意和我一起住，克洛。”
她的心跳几乎停止了。她把耳机从头上扯下来扔到地板上，像盯着一只蟑螂一样盯着它。经理阿德勒和几个前台工作人员走过来。从地板上的耳机里传来细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