彳亍，讥讽你衣衫的褴褛，嘲弄你饥寒的窘迫，把玩你流血的伤痛，调戏你生理的欲望，折磨你肉体的软弱，刺探你囊中的羞涩，奚落你绝望的处境，一直搞到把你的社会人格全面瓦解，让你自身内部构造中为人处世的那部分世俗经验也跳出来骂你，闹到你精神分裂，五内俱焚，死无葬身之地。
这就是一个白痴所要经历的一切！你革命吧，造反吧，抗议吧，创新吧！但请你记住：任何时候，你都是自由的；任何时候，你也都将咎由自取！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三部分红布和蓝布
以下是安和我的一次闲谈，内容涉及个体和理想等问题，现去芜存精，把主要的方面整理出来并加上标题，以便阅读。
谈话如下：
安：那么理想呢？
张：我什么时候不在说理想？哪一句话与理想无关？
安：我觉得你更多谈及的是个人。
张：没有个人，哪来理想？所谓人类的当务之急，一急自己，二急理想，先搞清楚自己，才会有自己的理想。
安：在我们的印象中，理想主义的那个时代是个霞光万丈的年代——人们为了某个崇高的使命而奋斗，所有工作、学习、交流都变得异常有意义；生活是如此的充实，歌声四起，篝火连营，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心里流淌着蜜糖一样的甜美；人的思想没有那么复杂，互相友爱，利他为公；物质尽管有限，但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张：我也看过另一种理想主义——说一块红布蒙住了双眼，看不见天，也看不见地，只看到幸福。于是乎，扯去那骗人的红布，想要看看眼见的真实。结果，扯去了红布，又蒙上了蓝布。曾几何时，北京街头，是男孩就弹吉他，是女孩就背个画夹，人手拿着一个可乐瓶子，腰里围着件牛仔衫，逢人便说，这是个性。在个性的旗帜下，我们依然感觉到心里流淌着甜美。但人人个性，那还叫个性吗？人人CEO，人人先锋野兽，那还叫特别吗？出一个木子美，就有无数铁子美、铜子美尾随；出一个丽江，就铁鞋踏破，门槛踩烂。这和当年红卫兵的串联何其相似！不过是从一种群众运动到另一种群众运动！
安：此也不是，彼也不是。照你这种说法，我感到有陷入虚无的危险。
张：你不妨说，张广天这也反对，那也反对，目的就是希望别人只支持他自己。我听过这样的论调。说这话的人是懒人，懒于自己思考，懒于直面日日更新的人生。他们最好有现成的东西放在跟前。他们什么都缺就不缺热情——洒狗血，扭秧歌，哭哭啼啼，装疯卖傻，起哄帮腔……说什么来什么，就怕没得崇拜，没得歌颂。
二、自己就是世界
安：要发现自我，难道必先陷入虚无吗？
张：如果你走在大街上，忽然觉得空空如也，一无所靠，觉得万家灯火的城市没有一处可以容身，觉得每一张面孔都那么冷漠，那么没心没肺，觉得每件事情都引不起你的兴致，要我说，你这就有救了，真的变得有点生气了，真的有可能打算自己走路了。
安：你说的自己，就是个人，就是个人奋斗吗？
张：个人奋斗是什么？我先做文秘，再晋升为主管，随后争取做经理，目的是攀爬到董事长的位置。“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打拼苦斗，为赢得别人对你的认同。最后，掌声响起来，眼泪流出来。而我说的个人，是与别人不相干的个人，是自我选择的个人。他有自我独立的成败标准，与你们的掌声和嘘声毫无关系。你们认为精彩的，在我看来或许很失败。我不要别人的眼光成为我的评判！比如，全体自由化，集体摇滚乐，在我看来就跟法轮功没什么两样。
安：你不是新左派吗，共产主义者吗，毛主义者吗？
张：你没发现我的毛主席像章不见了？那时候，你们都戴哈耶克，都戴比尔·盖茨像章，我戴毛主席像章；现在你们跟着张广天开始戴毛主席像章，张广天自然就不戴了。这是标新立异吗？是为了不一样就拼了命的不一样吗？不。你们可以平静地看毛主席了，我就可以去做些别的事情了，还有很多具体的事情等着我做呢。再说，张广天不只讨厌别的群众运动，也讨厌因他而起的群众运动。
安：那自己到底是什么？
张：自己就是世界。人们常说“我国”、“我国”。什么是“我国”？不是“我们的国”，而是“我的国”。没有我，世界还有什么意义？没有我，太阳为什么要出来？河流为什么要奔腾？山川为什么要秀丽？女人为什么要娇艳？你别说我自大狂，别说我自恋，我说的是责任，是担当。
安：我听人讲，总是先要模仿，才好创作；总是先要学习，才好创造发明。
张：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四年大学，两年读研，三年学博，外加留洋三年，一共二十四年，再加你学龄前六年，总共三十年，如果你晚入学一年，又读预科一年，或碰上五年制六年制的本科，稍不注意还留了一级，这就又多加四五年。三十五岁才出来做事，你不觉得有点晚吗？你都已经半截入土了，生理心理都开始衰老，你还会有多少作为？我排戏从来不用三十岁以上的演员，三十岁朝上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怎么在舞台上大幅度活动？在商品社会里，三十岁的女人几近暮年，连生孩子都有难产的危险！人，为什么不可以在创造中学习，不可以在错误中修正？再说了，那二十四年的教育，真的很正确吗？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三部分切·格瓦拉和包二奶
安：那你为什么宣扬格瓦拉，在舞台上唱《国际歌》？你不怕人们信了格瓦拉，都挎上背包，去丛林里打游击吗？
张：我演《格瓦拉》那阵，你知道天底下有一个叫切·格瓦拉的人吗？你知道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当时，剧组坐在一起讨论，说拿《切·格瓦拉》作为剧名，恐怕没什么人来看，知道的太少了。我说，一定要用《切·格瓦拉》作剧名，否则演出毫无意义。现在，满大街都是格瓦拉T恤，格瓦拉像章，格瓦拉海报，甚至还有格瓦拉内裤，只是没有见到有谁扛着杆枪上山打游击的。所以，格瓦拉死了。昨天，天津的记者采访我，要我谈谈格瓦拉与中国当代青年的关系。我回答他，就是包二奶的关系。何以见得？
包二奶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不是出于生理需要，而是应着这种风尚。你包，我也包，否则面上不好看；格瓦拉今天不也这样吗？别人格瓦拉，我岂能不格瓦拉？所以我说，格瓦拉就是包二奶！采访结束时，记者要求我拿着顶印有格瓦拉头像的帽子拍照。我说，你觉得合适吗？刚才我的话你没听懂吗？不过，你实在要拍，我也可以配合，只是你报纸出版时，图片下面的说明文字这样写——看，这个包二奶的人！
安：那你当时就没有想过，万一《切·格瓦拉》一火，人们蜂拥而至，怎么办？
张：我当然想过。只是离开格瓦拉的日子，需要格瓦拉。再说，一种群众运动，不如被五十种群众运动替代好。如今，这摇滚乐又到体育馆老调重弹，结果票房不好。有人抑制不住，说，票房算个蛋，咱是原子弹！阿Q精神又来了。这些人实在不明白，那种靠着一种大一统的理想忽悠人的时代过去了，人们的思想不再那么轻易就会拧到一块儿，大家各有所想，各怀鬼胎，不再那么单纯了。全国人民看中央台，全国人民听摇滚，就让你一个人腰包鼓鼓，哪能一直有这样的好事？尽管目前远还没到人人觉悟的年代，但至少一种风尚统领几亿人的想法不再现实了。街上卖冷饮的，品种一多，顾客选择自然就有余地。因此，不是理想主义的时代过去了，而是集体理想主义的时代过去了。
四、新理想主义
安：按你这么说，反倒很乐观？今天理想主义非但没有缺失，反而比之前多了？
张：是的。还不能乐观地说，从集体理想主义已经到了个体理想主义，但至少已经从大集体理想主义到了小集体理想主义。独此一家的农村拉线广播，还能继续满足心思活跃的广大社员吗？你现在出一张唱片，卖七百万张，那简直就是做梦。你能卖出去八百张就不错了。这就是市场份额被切割了。蛋糕你一块，我也有一块。大家各自为政，多样化，好得很！
安：那么理想呢？
张：你为什么老是那么急，小妹妹？怎么又问理想的问题？个人问题没有解决，哪有什么理想的问题？
安：我已经清楚了。你的意思不就是说，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永垂不朽了，八十年代的群众运动也永垂不朽了！
张：我的理想主义，就是个体理想主义，自由理想主义。原先的理想主义斗来争去，各自有一套漂亮的说法，实际是为了独吞蛋糕。我的理想主义，只吃我的蛋糕，不会分给你吃。
安：你的蛋糕是格瓦拉？
张：我还排过《鲁迅先生》、《圣人孔子》，还排过女娲的戏；这些难道都是我的蛋糕吗？你们会问，你吃那么多不怕噎着吗？不，我吃不了那么多。这些只是切蛋糕的刀，不是蛋糕本身。
安：那你的蛋糕是什么？
张：我的蛋糕我自己吃，干你什么事？你想我分给你吗？那是妄想。但人毕竟生活在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他得了好处，得了好处，就要替别人着想。怎么想？教你用刀呀，也可以向你示范做刀嘛。
安：你的意思是说，意识形态老化以后，就成了精神文化资源，成了全社会的公共财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禀赋和倾向有所取舍？
张：是的。原先是意识形态利用我们，如今是我们利用意识形态。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生活，要活得好，要吃到蛋糕。为了吃到蛋糕，最好自己找刀。
安：还好，我对你的蛋糕向来不感兴趣，要是真的吃了，后果不堪设想。看来老话说得有理——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么说来，你这人用心还算好，没有拐骗少女的倾向。
张：我从来没想骗谁上当。谁傻呀？你傻吗？天下没有免费的宴席。
安：你为什么把自己推脱得那么干净？你不是说个体理想主义吗？这难道不算一种主张？你个体理想，我还可以个体不理想呢！为什么偏要理想？
张：所谓理想，在中国字里的意思，即不是空想，不是梦想，不是胡想，而是合乎情理的想。道家说本来面目，就是这个意思，一切要回到它原初的样子，回到尘埃不染的本真，像璞玉浑金那样，天然成就，好玉不雕，雕玉不好。还有一种传统，是流行在知识分子中的观念，这个传统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完美的概念。事物只是具体，并不是一般。一般才有形而上的普遍意义，才上升到完美。这个你可以借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看看，写得很棒的书。西学体系中的求真，讲的就是这番道理。要放之四海皆准，要绝对正确。理想主义大约源自于此。
安：你曾经在《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