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只写了一本书，叫《我的无产阶级生活》，一种生活而已。我更不属于资产阶级，我只属于我自己。我和京不特是两棵不同树上的果子，却不是相同沙漠里的沙子。”
有个沙弥这时走了进来，托着个巨大的铜钵，在我们面前二话没说就唱诵起来。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安看出他的意图，把一些缅币投到铜钵里。只见钱币入钵，歌声即止。
我说：“京不特出家的时候讲，去做比丘在中国看来是一种投降。佛的道理在我们国家从来就不是主流，寺庙更像是难民营，那些学儒不能仕进、科举不得功名的，便转向山林释门，仿佛那里只是庇荫，却不是求道的舟筏。因此，他选择出家当和尚是很困难的，邻里街坊和亲朋好友会把他当做失败者看待。人们会说，你没问题出的哪门子家呀！人们究竟不明白，在世俗功利之外，人原本是可以认真选择一种信仰的。”
安问：“出家不就成了释众了吗？释众不是一种集体理想主义吗？他们不是说要普度众生吗？这和为普天下受苦人求解放有什么不同？”
我说：“所以，京不特后来走向了小乘。这或许可以看做他为自己的路所做的挣扎吧。”
店快打烊了。我和安起身离去。我发现安的身体很不适，走路轻飘飘的。可能是旅途疲顿，也有点水土不服吧。我劝她回旅店早点休息。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一部分抹谷的鸽血红
回到旅店，引跃如和大不韪已经在等我们。他们看上去并不是醉醺醺的酒气冲天，而是饶有兴致地在那里吟风弄月。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弄来了几块红宝石原石，其中一颗居然有三四克拉，据他们说是真正的抹谷鸽血红。
引跃如说：“如今这鸽血红早就成了稀世珍宝，香港拍卖行一块五克拉大小的，竟拍到二十万港元。别看缅甸盛产红宝石，连年开掘导致资源殆尽，上品的东西更是几近绝迹，只在几个仰光的将军的保险柜里才有。”
我有些疑虑，拿过红宝石在光底下透视。问道：“那你们咋就这么走运，得了稀奇宝贝？”
大不韪说：“说来也巧。我们跑遍差不多半个曼德勒都没找见真正的酒吧。这个城市黑的，除了地摊、小铺子，正经楼房没有几座，亏得它还号称全国第二大都市、佛国古都呢！倒是老皇宫附近有几家中国人开的珠宝店还行，我们在那里转了转……”
安凑近我，插话道：“给我看看。”我把宝石递给她。我们只顾欣赏，忘了安才是这方面的权威。她爸爸是科学院地质所的，家里各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标本少说也有几千种，没学过鉴定，打小耳濡目染也成了半个行家。
安说：“不是我打击你们，两位哥哥，这东西根本不是红宝石，而是一种叫尖晶石的矿物。要说颜色，倒是地道的鸽血红。”
大不韪一听就急了：“说什么呢，小丫头片子？！你懂个啥！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看看，看看，睁大眼睛看看，这宝石可是嵌在白云石大理岩里的，原封不动地从矿上拿来的。怎么会有假？”
安解释道：“嵌在白云石大理岩里不假，但白云石大理岩里也出尖晶石，它们往往是伴生的。尖晶石是六面晶体。你看，这块，是标准的六边形。（大家围视晶体形状）不过，你们也别泄气，尖晶石也算宝石，咱中国清代官员的红顶子几乎全是用它做的，俗称‘大红宝’；俄罗斯沙皇皇冠上的那一大颗铁木尔红宝石，最近鉴定出来就是大红宝，原先是俄国人在北京花了两千六百七十二个金币买回去的，有三百九十八克拉重呢，目前它被作为必须保护的七颗皇家宝石被俄国人珍藏起来。咳！反正都是宝贝，何必贵此贱彼呢？人呀，就是势利眼，听人说红宝石昂贵，便趋之若鹜，跟风追捧，搭着性命为别人的价值推波助澜，结果都炒到天价了，实际上只是空洞的概念股！要说天下从品质上跟红宝石不相上下的东西还很多，有石榴石、尖晶石、红碧玺、红色绿柱石……举不胜举，但都各有其彩，只是黑心商人硬把这些往红宝石家族凑，到头来蒙蔽了大家的眼睛，还坏了这些宝石的名声……”
安有点亢奋，一说起宝石就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引跃如和大不韪只剩下听她教诲的份，在一旁连连点头称是，刚才兴高采烈的情致也渐渐淡了下去。我劝他们：“所谓各有其志、各有所好、各得其所。每样宝石都蕴藏天地精华，买不到红宝石，得了尖晶石，也可谓值得庆贺的事了，这就是所谓‘石缘’，不必强求……得了，趁早歇息吧，都奔波一天了。要不，横竖来回瞅着不顺眼。不如把宝石送给小妹妹？”
二位没有答话，我便从工具箱内取了锥子，从白云石大理岩里撬出一块二克拉左右的尖晶石，给了安。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一部分安病了
第二天早晨，安病了，高烧四十度，神昏谵语。我们不得不带她到附近的华人医院就诊。而所谓医院，其实就是一家跟豆腐店一样大小的破落铺子。这铺子就开在路边，走近了看你会以为是兜售假药的黑店。可是缅甸人说这家很灵，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病急乱投医。
诊所里挂满了戴博士帽的医生的照片，仿佛在向病人证明，这是有权威机构背景的，有高尚学府证明的，而不是江湖郎中跳大神的。不过，大夫看起来倒还严肃，是个矮个子中年人，诊病似乎也蛮有经验。他说安得了热病，是外来人常有的，打两针就好了。回头，他便嘱咐护士给安做静脉注射。他们的注射方法和国内不一样，看着挺可怕的，几毫升的抗生素不做任何稀释，直接就往血管里推。
打完针后，我们几个人多少都有点担心，怕安有什么不良反应，便忧心忡忡地议论起来。议论来议论去，最后的结论是，赶紧打点行装回家，免得中途再发生什么意外。
仰光是去不成了，曼谷就更无缘了。整整走了七百英里的路，好不容易到了曼德勒，住了不到一天，就匆匆忙忙又往回赶。看来人都有自己的路，京不特走过去的，我们未必就走得过去。
直到这时，我们才暗暗怨恨这个姑娘，要是不带她出来就好了。我说：“什么是急事？身体坏了，性命攸关，是急事；脑子坏了，浑浑噩噩，也是急事。”
下午五点，引跃如买回了曼德勒直达昆明的机票。这时候，安的高烧退下去了些。我们不得不佩服缅甸郎中的医术，尽管手段野蛮，但药到病除，很有两下子。于是，夜里我们再去那家铺子打第二针时，就要恭敬得多。
引跃如说话：“身体病了，还有缓急的针药；这一大群傻子为着一个疯子卖命，怎么治？疯子死了，猢狲们作鸟兽散，三三两两搂在一起同床异梦，怎么治？猢狲中间又接连不断出新的疯猢狲，各自为政，互不相让，又怎么治？”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一部分春风沉醉的翠湖
昆明的气候就是好，去过缅甸才知道，为什么东南亚的华侨都是爱国的。这一夜，我们下榻在翠湖宾馆，沐浴着细软和煦的春风，美美地睡了一觉。十几年前，我就在宾馆对面的湖岸边卖唱，当时心想，将来有钱了一定要到翠湖宾馆住一住，没想这个心愿如今却在旅途的中转间实现了。
安这个姑娘太讨厌了，大家一路上都为她提心吊胆，可飞机在昆明机场一停稳，她的病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好了。
我们的计划破产了，来回1400英里，莫名其妙地在那里待了一宿，买来两块石头，到外国小诊所里转了一圈，这就不明不白地结束了，真让人不可思议！好在途中的讨论还有点收获，勾起了我要写这本书的愿望。
人类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呢？多少年来围绕着理想主义的上下求索，终于让我在原先流浪的路上驻足沉思。一方面有些人说，上帝死了，理想进棺材了，我们过把瘾就死；另一方面有人开始怀旧，开始重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开始鼓呼红色经典的回归，而我走着走着，猛回头蓦然发现，越来越多追随上来的都是懒人，懒于谋生，懒于思考，懒于面对自己的空虚和无能。“爸爸死了”的呼声常常不绝于耳，而隐约间我总是看见新爸爸替代了老爸爸，不论做公司、办厂子还是拍电影，谁个都想当把老大找感觉；红卫兵解散了，“白卫兵”又成立了；头上的辫子剪掉了，心里的辫子老是剪不掉。当务之急是什么？不是危言耸听的理想缺失，正是人们从一种迷信过渡到另一种迷信！人们在推倒圣像的同时并不习惯没有圣像的空荡，而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丛林中，在日记本上摘抄了一句诗——“人就是上帝！”
醒来后，我们四人到楼下大堂的自助餐厅用早餐，隔着明净的玻璃窗望外面湖水中的莲花，身心怡然。
安饕餮一番后，猛地放下手中的钢勺，忽然惊呼：“哎呀！我知道了，我这个病是在过登尼关卡时染上的！你们还记得我们的车停在那里等检查时，一群穿戴花花绿绿的老少女人拥过来卖饮料吗？我渴得不行，就买了罐可乐喝。那个可乐罐上的漆模模糊糊的，都磨得露出白铁皮了。当时我还寻思，会不会是用回收的旧铁罐装的劣质饮料。果不其然，我喝下去不到五分钟，肚子就开始转筋，身体一阵阵出虚汗……”
大不韪打断她：“难怪呀，你三里一停五里一歇的，敢情拉屎去了。”
引跃如似有发现：“哎，你们有没发现？这一路上就数登尼那儿的人与众不同了。缅甸尽管贫富分化严重，但不论穷人富人，待人还算诚恳，偏登尼那儿的人有些怪。你没看见那些小贩的眼神吗？含着笑定定地看着你，好像随时都等着趁你不备把你吞吃下去。那些卖东西的老少女人，穿红戴绿的，都一色地剃了光头，跟个纸人似的。你们不觉得有点恐怖吗？”
我说：“登尼原先属中国版图，清政府曾在那里设木邦宣慰司一职，甚至曼德勒也一度成为我们的地盘，南明末代皇帝朱由榔就逃到那里建朝廷。所以，曼德勒又被华侨称做瓦城。缅北是非常复杂的地区，掸邦由很多少数民族自治区构成，缅族人反而不多。原来有个叫“阿宏王国”的，有六百多年历史，就曾定都登尼。登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闹过缅共，是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地方。当时有场很重要的战役，就是攻打腊戍，为争夺登尼大桥战斗很激烈，有不少参加缅共的中国知青血洒疆场，永远安息在那里了。”
引跃如喟叹：“事过境迁呀！那些没有闹过暴动的地方，倒是更有秩序些，人们在老旧的等级制度里还各得其所，这闹过几年均贫富的，闹着闹着忽然又解散不干了，反而乱了套了。老百姓一下子失掉了主心骨，群龙无首，没了规矩。”
大不韪不无讥嘲地说：“不是所有乱象中的人都翘首盼明君吗？总是抱怨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思想可以统一人，仿佛有了权威，一夜之间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难题。”
安一直不语，显得很矜持，最后她不紧不慢地提到一部电影，我们听完后，都沉默无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