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超收十分之五，米粮遂剩余更多。
英宗正统初年，淮阳有灾害，盐税亏损。文襄公巡视时，奏请朝廷诏令苏州等府拨付余米，每县拨十二万石，运到扬州盐场，可抵第二年的田租，听任制盐人家缴私盐来换取米。当时米价贵，盐价廉，官府可以存盐，而人民有米吃，公私都得到好处。
文襄公在江南二十二年之间，每遇凶灾荒年，就相机行事，用余米来补救。除了田赋之外，没有征收任何额外的税，凡是各种进贡，及官署、学校、祠堂、古墓、桥梁、河道的修理整治，一切都从余米支付。
［冯评译文］
后来户部说救济农民的余米，失于掌理考核，奏请派官吏将余米完全收归官府，于是征税名目繁杂，而百姓欠税的情形也愈来愈多。
储备余米，本来是要救济人民的，完全收归官府后，公家不见得增加多少存粮，而人民却失去依靠。试想当今春秋两次征收的耗米，真的只收十分之一吗？还是征收十分之五、，十分之六呢？从前为什么税收少而有剩余，现在为什么加重税赋反而不够用？
江南的百姓怎能不怀念文襄公，而且对他祭祀不断呢？
何良俊说：
“周文襄任江南巡抚十八年，常常乘坐一艘小船，沿着村里巷道，到处探访，遇到一个纯朴的老农夫，就将他带回来，安排在榻下，问他地方上的事，民情习俗，无不一清二楚。因而定出论粮征收耗米的制度。
顾文僖认为顺着民情就会安定，逆着民情则天下大乱，绝不是假话。
但是自从欧石罔改变为论田征收耗米之后，就败坏了国家的务税，留下无穷的祸害。治理地方政事的人，能不留意吗？”
325、樊莹
【原文】
樊莹知松江府。松赋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后，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大者运夫耗折，称贷积累，权豪索偿无虚岁，而仓场书手移新蔽陈，百计侵盗。众皆知之，而未有以处。莹至，昼夜讲画，尽得其要领，曰：“运之耗，以解者皆齐民，无所统一，利归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税军需，粮运纲费，与供应织造走递之用，皆出自秋粮，余米既收复粜，展转迂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请革民夫，俾粮长专运，而宽其纲用以优之；税粮除常运本色外，其余应变易者，尽征收白银，见数支遣。部运者，既关系切身，无敢浪费，掌计之人又出入有限，无可蔽藏；而白银入官，视输米又率有宽剩，民欢趋之。于是积年之弊十去八九，复革收粮团户，以消粮长之侵渔；取布行人代粮长输布，而听其赍持私货，以赡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抚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之。
［冯述评］
可以补周文襄与况伯律所未满。
今日粮长之弊，又一变矣。当事何以策之？
【译文】
明朝人樊莹（常山人，字廷璧）任松江府知府时，松江的赋税繁重，自从周文襄公以后，法令虽还是原来的法令，但负责执行政的官员已多非其人，因此弊病百出，其中较严重的是运输时耗损问题，公家累积了很沉重的债务，有权势的家族每年都要求偿还，而掌理仓库的文书人员又想尽各种方法侵占窃取。众人都知道这种事，却也想不出怎么处理。
樊莹到任以后，先是每天谨慎地了解筹划，很快就完全把握解决问题的要领。
他以为，运送时有所耗损，主要是因为运夫无人统一指挥，于是一些狡诈之徒有机会从中动手脚，倒楣的却是一些老实善良的人。而依照原来的规定，夏季的田赋是供给军队的需要，而运粮食与供应织造递送的费用，都出自秋粮，往往必须往后运送，耗损既多，弊病也由此发生。
于是樊莹上请不招募民间的运夫，使用粮长的专职运送来替代，而宽减各种货物的费用来优待他，税赋除了常运米以外，其余的一律征收白银，这样一来，那些被派遣专职运粮的人，因为与切身利害有关，都不敢浪费，而掌管收纳计算的人，因出入的数量都有明确的记载，无法私自吞没，而以白银来纳税，人良的负担反而比用粮食减轻，因此人民也乐意配合，于是累积多年的弊病一下子除去了十分之八、九。
又革除收购米粮的囤积户，以减少粮长的侵占，又以民间商人来代粮长运送布匹，而以淮许其顺道运送私人的商品贩卖，做为帮公家运送的代价，巡抚下令其他各州都实行这些方法。
［冯评译文］
樊莹的做法可以补充周文襄与钟伯律所不足之处。
而当今粮长的弊病又不同了，当事的人该如何来策划呢？
326、陈霁岩
【原文】
陈霁岩知开州，时万历己巳，大水，无蠲而有赈，府下有司议，公倡议：极贫谷一石，次贫五斗，务沾实惠。放赈时编号执旗，鱼贯而进，虽万人无敢哗者。公自坐仓门小棚，执笔点名，视其衣服容貌，于极贫者暗记之。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赈极贫者，书吏禀出示另报，公曰：“不必也！”第出前点名册中暗记极贫者，径开唤领，乡民咸以为神，盖前领赈时不暇妆点，尽见真态故也。
陈霁岩在开州。己巳之冬，仓谷几尽，抚台命各州县动支在库银二千两籴谷。此时谷价腾踊，每石银六钱，各县遵行，派大户领籴，给价五钱一石，每石赔已一钱，耗费复一钱，灾伤之余，大户何堪？而入仓谷止四千石，是上下两病也。公坚意不行，竟以此被参。以灾年仅免，至庚午秋，州之高乡大熟，邻境则尽熟，谷价减至三钱余。方申抚台动支银二千两，派大户分籴，报价三钱，即如数给之。自后时价益减至二钱五分。大户请扣除余银，公笑应之曰：“宁增谷，勿减银也。”比上年所买，多谷三千余石，而大户无累赔。报上司外，余谷七百余石，则尽以给流民之复业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连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数十处。庚午秋，当议填修，吏请役乡夫，公不许。会有两年被灾，流民闻已蠲荒粮，思还乡井。因遍出示招抚，云：“亟归种麦，官当赈尔。”乃出前大户所籴余谷，刻期给散。另出四五小牌于各门一里外，令各将盛谷袋，装土到城上，填崩塌处。总甲于面上用印，仓中验印发谷，再赈而城已修完。
北方州县，唯审均徭为治之大端。三年一审，合一州八十八里之民，集庭而校勘之，自极富至极贫，定为九则，赋役皆准此而派。区中首领，有里长、老人、书手，官唯据此三等人，三等人因得招权要贿。公莅任，轮审均徭尚在一年后，乃取旧册，查自上上至下上七则户，照名里开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辄以自随，或放告，或听断，或理杂务，看有晓事且朴实者，出其不意，唤至案前，问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户，问其“家道何如，比年间，何户骤富，何户渐消”，随其所答，手注簿内，如此数次，参验之，所答略同。又一日，点查农民，本州概有二百余人。即闭之后堂，各给一纸，令开本里自万金至百金等家，严戒勿欺。又因圣节，先扬言齐点各役。至期，拜毕，即唤里老、书手到察院，分作三处，各与纸笔，令开大户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开也。以上因事采访，编成底册。审时一甲人齐跪下堂，公自临视，择其中二三笃实人，作为公正，与里长同举大户应升应降诸人。因知底册甚明，咸以实举，遂从而酌验之，顷刻编定。一日审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边批：只此便是最善政。］
【译文】
陈霁岩任开州知府时，明神宗万历己巳年发生大水灾，没有减免税赋但有放粮救济。府中官吏共同商议救灾方法，陈霁岩建议最贫穷的发一石谷物，次贫的五斗，一定要给百姓能得到真正的救济。发放救济品时都加以编号，让灾民拿着号码旗依次前进，虽然上万人，无人敢吵闹争先。陈霁岩亲自坐在仓库门口的小棚下，拿着笔点名，看他们的衣服容貌，特别把最贫困的人记下来。
庚午年春，上级有公文通知再次救济最贫困的人，文书官禀告得再出告示寻求这批贫户，陈霁岩说不必，拿出以前点名册中作暗记的贫户，直接通知他们来领，乡民都非常惊讶陈霁岩对民间实况神准无比的理解。因为前次领救济品的人，都来不及装饰，完全可以看出贫户的真实面貌。
陈霁岩任职开州时，万历己巳年冬天，仓库中米谷的存量几乎用尽，抚台命令各州县动用公库的存银二千两买谷物。然而此时谷价大涨，每石要花费银子六钱，其他各县都遵照办理，且派地方殷实大户负责供应官府所需购买的谷物，统一给价一石谷子银子五钱，大户们每石已经赔一钱，正常的损耗又费一钱。在灾害发生已饱受损伤的状况下，又得负担这样的损失，大户怎么能承受得了？因此收购入仓的谷物只有四千石而已。如此一来，造成官方与民间同时受害，陈霁岩坚持不肯遵行，最后却因这件事被弹劾，因逢荒年才被赦免。
到庚午年秋天，开州地势高的乡里大熟，邻境的收成也都很好，谷价因而降到每石三钱多。陈霁岩此时才上报巡抚动用官银千两收购大户的谷子，报价每石三钱，谷子一到就如数给付。在收购期间谷价又降到每石二钱五分，大户请求官方扣回超付的银两，陈霁岩笑着说：“只要能多收购谷子就好，不考虑把收购价格降为二钱五分。”结果同样的钱，比去年各县所买的多出三千多石，而大户也不会一再赔钱。除了定额上报外，多余的七百石谷物，全数分给流落他乡的贫民回来复业。
先前本州的土城有十五座，因连年大雨浇灌，崩塌了数十处。庚午年秋天，商议填土修补，官吏请求在乡里征调役夫，陈霁岩不准。正逢这两年灾害，流浪他乡的贫民听说田赋免除，都想回乡，陈霁岩因而到处出告示，劝诱他们赶快回乡种麦，官府会给予救济。于是拨出以前从大户收购的余谷，限期发放给他们。
此外，在各城门一里外，挂出四，五个小告示牌，命令领谷的人，各用个人装谷的袋子，先装泥土送到城上崩塌处去填补，乡里的总管在袋子上盖过印后，拿到谷仓查验再发谷。救济贫民的工作完成后，城也修复好了。
北方的州县以审核徭役的均等与否当作是处理政事的根本。每三年审核一次，聚集一州八十八里的人民于一处而校勘。从极富到极贫定为九等，赋役都依这个标准来派定。由于每区的首领有里长，老人与文书，官府都依据这三种人所定的为标准，因此这三种人大权在握，往往借此向人民索贿。
陈霁岩到任后，徭役的审查工作还有一年，他就把旧的纪录拿出来，查出从上上等到下上等七级中，依照各里分写两册。每天上公堂，都随时带在手边。有时人民来申告，有时审判案子，有时整理杂务，看到有懂事而朴实的人，就出其不意地把他叫到案前。问他是哪一里人。选出那一里中的大户，问他大户的家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