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火的蔓延，照料伤员的任务正变得越来越艰巨。在纳粹党总部，原本仅能容纳15人左右的病房里已经挤进了30多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越来越多的伤员涌入。除了空间紧缺，必要的医疗绷带和药品也面临着严重的不足，但最令格特鲁德医生感到头痛的问题是缺水。
“快拿水来！”她经常这样绝望地呼喊。
如果想弄到水，就必须冒险前往威廉姆斯大街的另一端，在那儿会有临时供水车。刚开始我们使用大口果酱瓶装水，但很快发现效果不佳，首先是瓶盖密封不好容易漏水，其次在剧烈奔跑时那么多瓶子也不好拿。后来，我们得到了一些10升装的金属盆，这样每天来回取水的次数就大大减少了。真是感谢上帝，大大减轻了负担，要知道那时候我每天还忙着送急件呢。但到最后那一两天，取水的危险任务都交给了年纪更小的孩子们，不幸的是很多人都为此丢了性命。
当时，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装尸袋和毛毯，所有的死尸都被堆积在地下室的楼梯旁，等到苏军的炮火稍稍减弱时，再把这些尸体拖到后院中。有一次，苏军的进攻出现了短暂的停歇，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就决定冒险将他们年轻同伴的尸首挪到屋外掩埋。刚等他们跨出门口，一枚苏军迫击炮弹就从天而降，夺走了两个年轻的小生命。掩埋尸体的人自己却成了冰凉的尸体，这样的结局实在令人心酸。还有一次，我们四五个人聚集在出口边，等待着外面炮火的停息。过了一会儿，一个传令兵做了一个冲锋的手势，率先跑出了防空洞。几秒钟后，他在我们眼皮底下中弹身亡。
“他去见上帝了！”我身边的一个男孩惊呼道。
我大声说：“我们去救他回来！他可能还活着！”话音一落，我们3个人立即飞奔而出。其中两人去查看那个被击中的男孩，很不幸，他已经断气了。而我则直接跑向了地堡，并再次顺利抵达。后来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阿克斯曼，他立刻陷入沉默，没有说任何话。阿克斯曼总是用理查德·阿恩特（Richard Arndt）的例子来教育我们，阿恩特是一战时期德国的一位传奇人物，参加凡尔登战役时他年仅15岁，这在当时德军中绝无仅有。后来他出书记载了这段经历，也因此成为希特勒青年团顶礼膜拜的偶像。在纳粹的宣传下，二战末期德国参战的15岁少年兵达数千人之众，其中不少人都成了纳粹主义的牺牲品。
在阿克斯曼的蛊惑下，我们决心用阿恩特式的勇气来武装自己，天真地以为也能像他那样名垂青史。我们宣誓效忠希特勒，绝不辜负元首的期望。盲目的愚忠把我们变成了一具具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将纳粹主义看作至高无上的理想。在今天看来，那是一种充满罪恶的狂热，但当时的我根本毫无意识。当我们这些孩子冒着炮火在外面玩命时，制造这幕惨剧的纳粹官僚却悄悄地躲进了各自的地堡，或者早就逃之夭夭。越来越多的谣传开始出现，传说那些逃跑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都被遍布柏林的警察给绞死了。对此，我们深感震惊。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我并没有受过重伤，只是左手手指曾经被子弹片击中，导致整个手掌都被裹在石膏里，而且由于皮肤里的金属残渣作用，小手指也开始发炎。但在紧张的工作压力面前，我根本顾不上这些，我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疲劳和危险，永无安宁时刻。一天中至少工作18个小时，过度劳累让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入睡，同时也让我忘却了伤势，但格特鲁德医生却坚持让我去帝国大楼的急救医院里打一针。想来真是一种命运的嘲弄，我那么不顾一切地冒着生命危险冲过“死亡街道”，只是为了治好一个小小的指头。不过很不幸，由于注射了过量的破伤风疫苗，我全身开始长出水泡。
第三部分：地堡中的杀戮疯人院（3）
此时，无论是格特鲁德医生的诊所还是帝国大楼下面的急救室里，各种医疗药品奇缺，惟一还有些储备的只剩下动物园地堡里的军事医院，雷娜特希望我从那里取回些药品做补充。动物园地堡位于蒂尔加腾西南角，距离纳粹党总部有很远的距离，而且中间要穿越遭苏军密集轰炸的地区，同时面临苏联巡逻兵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去无异于送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你一定能行！”雷娜特鼓励我，听她的口气就像在谈论一场升学考试。我不愿让他们失望，只好答应下来。这一答应就直接送我去鬼门关走了一趟，幸亏最后还是回来了。从我出门的第一刻起，苏军的火箭炮就像冰雹一样汹涌而来，不断激起猛烈爆炸，引发的大火把周围烧成一片火海。临近动物园地堡时，我又遇到了浓烟的袭击，视线完全被挡，分不清东南西北。在这种处境下，我最终能够安全抵达，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拿到所需的药品后，我正准备离开。此时，大量士兵和平民涌入防空洞中，如潮的人群完全不遵守任何纪律规则，夹在中间我几乎寸步难行。现场一片混乱，许多人都在高声尖叫，婴儿们受到惊吓不住地啼哭，我还亲眼看见一对男女在众目睽睽下当场做爱。在漫长的等待中，我突然想起哈尼斯或许就在此处，于是立刻环顾四周，试图找出他的身影。但很快我发现这是徒劳之举，因为即便他真在这儿，面对那么多人，想要找到他的可能性十分渺茫。人群开始变得愈加疯狂，我几乎是被推出了底楼门口。虽然又再次面临苏军炮火的威胁，但我的心情却感到一丝轻松，终于摆脱了那种疯狂，而且我还很幸运地活着。
回到党总部，我把药品交给了雷娜特。作为奖励，她帮我打了一针药剂，暂时减轻了水泡带来的疼痛与瘙痒。我吃了几片烤干面包，又喝了几口杜松子酒，却依然感到肠胃疼痛难忍。我已经整整一天没吃东西，只是喝了几口水。如果不是有机会去地堡，我可能连一滴水都喝不到，也许早就脱水而死了。过了一会儿，腹部的疼痛终于减轻了，但整个人已经无比虚弱。我一直靠自己的毅力在勉强支撑，直觉告诉我绝不能放弃，一旦倒下就永远也站不起来了。
当天深夜，希特勒把汉娜·瑞奇叫进书房，告诉她自己决定和爱娃一起自杀，并要求在死后将尸体全部焚毁。他随后取出两瓶毒药，一瓶给她，另一瓶则给格雷姆。格雷姆夫妇在地堡内有自己的房间，余下的3天里，瑞奇多数时候都在卧室里陪着格雷姆，希特勒也会经常来看望他们。希特勒坚持要求格雷姆尽快离开地堡，重新担负起指挥职责。但格雷姆夫妇却拒不同意，他们希望留在地堡中，和希特勒一起“殉国”。在末日来临之际，他们决心一起服毒自尽，但自杀的手法却与众不同。他们没有选择用手枪打穿头颅，而是每人拿一颗手榴弹，在吞服毒药的一瞬间拉掉保险环引爆自尽。
在我看来，冯·格雷姆无疑是一位战斗英雄，也是位智勇双全的军事家。但即便是这样一名杰出将领，也深受希特勒魔咒的蛊惑而不能自拔。当他在地堡里遇见科勒时，曾兴奋地对这位部下说：“元首强大的自信完全激发了我的斗志，德国不会灭亡，我们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个地方就像是不老泉，让我重新充满活力。”
科勒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话，“这个地方是精神病院！”他喃喃道。
地堡确实越来越像个精神病院，希特勒一天到晚在他的书房或地图室里踱来踱去，嘴里不停地痛斥那些帝国的叛徒们，有时候情绪激动得濒临休克状态。戈培尔恼怒于戈林的仓皇出逃，当那么多忠于希特勒的将领都愿意为之献身时，他这个空军元帅却敢苟且偷生，简直罪大恶极！他大谈特谈为第三帝国牺牲的无上光荣，猛烈抨击希特勒身边的那些叛臣贼子。在戈林、斯佩尔和希姆莱等人纷纷落马、出逃之后，鲍曼已经成为希特勒身边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另外两个当然是戈培尔和阿克斯曼。
阿克斯曼愚蠢地深信希特勒是上帝派到人间的救世主，注定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伟大领袖，他是不同凡俗的超人！由于这番狂热的吹捧，希特勒兴高采烈地授予他帝国最高荣誉——日耳曼金十字勋章，而且由希特勒亲自为他授勋。希特勒还对他说：“没有你那帮孩子们，战斗不可能坚持到现在。不仅仅在柏林，在全德国都是这样。”阿克斯曼答道：“他们都是您的孩子，我的元首！”回到党总部后，阿克斯曼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喜悦，对我们高声叫道：“为了忠诚！为了我们所有人！”至此，他已经成了希特勒最倚重的心腹之一，他也把自己的座右铭改成了“无条件忠于元首！”
当天，魏德林将军的指挥部遭到喀秋莎火箭猛烈袭击，无奈之下只能撤往帝国大楼附近的一个地下室。该地下室作为旧陆军总部所在地，曾秘密处死过因刺杀希特勒失败而被捕的冯·施道芬伯格上校。4月26日，苏联军队已经开抵亚历山大广场，距离希特勒的最后巢穴仅1公里之遥，苏军坦克很快将出现在威廉姆斯大街。
第三部分：地堡中的杀戮最后的背叛（1）
1945年4月27日早晨，我同往常一样穿过炮火的封锁和呛人的浓烟，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地堡的前厅。我的双眼被硝烟熏得难以睁开，模模糊糊看见前面有3个女人的身影。在她们眼中，我肯定看上去衣衫褴褛、邋遢不堪。身上的军装撕破了，面孔乌黑，头发蓬乱，模样简直糟糕至极。自从搬入党总部后，我一直没有换过外套和裤子，更不用说里面的内衣和袜子。由于我急急忙忙地冲进来，再加上浑身上下这幅尊容，显然会把眼前的这几位女士吓一大跳。其中一位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丝绸手绢递给了我，我马上表达了谢意，用手绢擦了擦双眼。接着，她又递给我一杯凉水，我正准备说谢谢，一抬头，手里的杯子滑落了。
她是爱娃·勃劳恩！我立即认出另一个女人就是玛格达·戈培尔。落到地上的玻璃杯顷刻间摔得粉粹，我涨红了脸，又羞愧又窘迫，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儿。这时候，爱娃从一旁的餐车上又拿来一杯水递给我，轻轻地说道：“别紧张！别紧张！”
我接过杯子时，注意到玛格达的手正放在额头上，似乎有些头疼的症状。她背后的另一个女人开口道：“这么小的孩子都被送去打仗，实在太可怕了。”玛格达依然用右手盖着额头，一言不发。爱娃不停地好言安慰我，她甚至用手帕蘸了点水，轻轻擦拭着我的眼眶。“冷静点，别紧张！”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格特鲁德医生，她还是对爱娃很好奇：“她看上去有多大？”
“25岁左右？”我估摸道。我从不擅长猜测别人的年龄，这次果然又错了。实际上，爱娃当时已有35岁，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从她的举止仪态上看显得非常年轻，更像个女孩而不是女人。她身上有着突出的少女气质，乐观开朗，神情愉悦。不管面对怎样的坏消息，她都不会显露出一丝忧虑。在我眼中，她就像个电影明星那样迷人。
第一次遇到爱娃时，她穿着一套深色礼服，佩戴金色的胸针。接触多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