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想解释，但没有对象。那些经营得有条有理的美学体系，，几乎成了一纸空文。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小说，所全神贯注的是思想的深刻，是对形而上问题的揭示。它所企求的惟一阅读效果，是让那些怀了同样心理与兴趣的读者深感它的思想的冷峻、尖刻与不同凡响，要使你有如梦初醒的感觉和醍醐灌顶的感觉，要让你有看到这个世界的“底牌”时的惊愕，甚至要让你在自己与作品的思想深度的对比之中深感自卑与汗颜。
在这里，荚与真失去了平等的位置，荚甚至被完全弃置荒野，唯荚主义更被看成了一种苍白、浅薄之物。在这样一种倾向之下，我们已不可能再经常性地见到契诃夫的《草原》、蒲宁的那些散文化了的短篇、沈从文的《萧萧》，以及废名先生的那些含了“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之意境的作品。
我们已无机会再像金圣叹那样发一声“绝妙好辞”
的惊叹，或拍案叫一声“真是漂亮！”我们已不可能在一片美感中心荡神摇、醉眼朦胧。现代形态的小说毁灭了古典形态小说所营造的如诗如画的荚学天下。
把真作为惟一选择，企图获得“深度”的当下小说，还自然地带来了对粗鄙物象的癖好。厕所、肥蛆、鼻涕、浓痰、腐鼠……
这一切被萨特所喜爱的软、黏、滑的物象，纷纷涌入小说。因为，这一切，是在揭示所谓人类基本存在状态时，不由自主地带来的产物。
我们无法回避现代形态的小说。文学史必须正视它。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功德无量。但，我们在对它做出足够的赞颂之后，却必须看到它所走的极端。我们
更应该看到：它的荣誉是以牺牲古典形态的小说为代价的；一些极端偏激的批评家
们，在一味推崇它时，却忽视了古典形态小说一如从前、依然青春这一事实。
其实，我们可以对现代形态的小说以及促使现代形态小说产生的依据，提出种种质疑——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先验的无需证明的判断，即终极关怀是小说的根本使命。为什么说小说对人类的关怀就一定应是这样的终极关怀呢？这种结论又是谁赋予的呢？终极关怀与小说的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人为的还是原先就在的？又
有谁去令人信服地证明过古典形态的非终极关怀仅其价值而言就一定要比现代形态
的终极关怀来得低下？这到底是两种只具并列关系的形态还是一种递进关系的形态？
其次，我们可以很“功利”地怀疑：当人类需要最起码的实际关怀时，如此终极而玄虚的关怀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人类连最起码的平等自由没有、最起码的物质条件没有、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利没有、最起码的个人尊严没有，那些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过也根本无从觉察的终极关怀，他们需要吗？又能消受得起吗？
事实上，由于现代批评对现代形态小说在价值上的独断性评价，导致了当今小说一窝蜂地放弃了古典形态小说的价值取向，从而使小说完全失去了实在的社会功能，成了少数学者、专家在书斋与会议室中讨论的精神闲食与贵族生活的精神奢侈品了。
一味地形而厶就一定是我们要选择的方向吗？黑格尔当年讲，文学最终将与哲学汇合而消亡。我赞同文学与哲学的汇合。
但假如说这种汇合是以消亡文学为代价的话，那么，我宁愿拒绝这种汇合。
现代形态下的小说，乃至整个现代形态下的文学，无法推卸这一点：它们给我们带来的是冷漠与冷酷。也许，这并不是它的本意——它的本意还可能是揭露冷漠与冷酷的，但它在效果上，确实如此。小说失去了古典的温馨与温暖。小说已不能再庇护我们，慰藉我们，也已不能再纯净我们。我们在那些目光呆滞、行动孤僻、对周围世界无动于衷的现代形象面前，以及直接面对那些阴暗潮湿、肮脏不堪的生存环境时，我们所能有的只是一种地老天荒时的凄清与情感的枯寂。
托尔斯泰、雨果、契诃夫、鲁迅以及沈从文等小说家所创造的古典形态下的小
说所具有的悲悯精神，在这个恰洽缺乏情感的现代社会，难道还不是一个显赫的问题吗？当今小说难道没有重新找回这一精神的必要吗？
对思想力量的迷信和对荚感力量的轻看，是十足的偏颇。美感与思想具有同等的力量。一个人轻生，任何思想的说服，也许都无济于事。但如果这个人这一刻站在青青的草地上，看到天边的云彩下走过一个天使般的小女孩，也许就会觉得世世界很漂亮，活着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就会放弃轻生的念头。颓唐的安德烈公爵，躺在血染的沙场上，正是在看到了一片美丽而高远的俄罗斯天空后，重又获得生存的勇气的。
现代形态的小说拒绝美感是荒谬妁。
现代形态的小说与古典形态的小说相比，不具有进化论意义上的价值。它们只是两种并列的形态。
古典形态的小说，在得了当下精神的光照、获取生活给予的鲜活的新内容之后，依然可以再现青春之活力。
近来我连续看了几十部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我得出一个结论：那个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满街溜达着玩世不恭百无聊赖的嬉皮士、到处闪动着留了“庞克”发型的怪人们的身影的西方世界，被民众们广泛接受并被那些权威机构认可的影片——《克莱默》、《钢琴课》等，恰洽是非常古典的。于是，我就怀疑起这些年来我们的批评家们的工作。他们似乎把西方边缘性的、非主流的文学艺术无节制地夸大与强调了，从而给中国的作家们形成了一个特大的错觉，仿佛西方世界的文学艺术无一例外地全都滑入了现代形态一路。
文学的古典与现代，仅仅是两种形态，实在无所谓先进与落后，无所谓深刻与浅薄。艺术才是一切。更具悖论色彩的是，当这个世界日甚一日地跌入所谓“现代”
时，它反而会更加看重与迷恋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情感的慰藉，能在喧哗与骚动中创造一番宁静与肃穆的“古典”。
我在理性上是个现代主义者，而在情感与美学趣味上却是个古典主义者。《红瓦》顺从了后者。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五日凌晨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曹文轩《红瓦》
第一节
在河岸边芦花盛开的那些日子里，油麻地中学因一个马戏团的到来而整日处于兴奋之中。
村社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但也是寂寞的。一场电影、一场文艺演出，都能使这里的男女老少陷入兴奋。他们渴望这种时刻。夜幕降临，人们从四面八方往一个打谷场或一块刚收割完庄稼的空地上聚拢。遇上无月的夜晚，就见一路的马灯和手电的闪光，人们呼唤着走散的朋友或家人的名字。打谷场或庄稼地已是黑压压一片人群了，通向这里的许多条路上，还在灯光闪烁。赶上电影或演出已经开场，这些迟到的人就会像被战争驱赶的难民，一路狂奔，四下里到处响着哧嗵哧嗵的跑步声。这种机会并不大多；一年里也就五六次。人们的欲望便会随着时距的加大而变得强烈，一旦有了这一机会，便会不要命地抓住。因此，常常发生场地容纳不了观众的情况。这种时候，场地上就会乱哄哄的，你挤我，我挤你，人群在夜空下犹如黑潮，涌向这边又涌向那边。如果场地挨着水边，就会有许多人被挤落在水里。总是听到哭爹叫娘的号喊。机灵的孩子，就爬到场地周围的树上去，有时一棵树上能爬上去十几个，像落了一树的大鸟。我记得，我有许多次看电影，没有一块立脚之地，是在电影银幕的背后——小渠或小沟那边看的。一边看，心里还一边乐——觉得在银幕后边看很有情趣。
青年与少年对这种机会更在意。平素隔着一定距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现在被挤成了一堆儿，心惊肉跳的，互相感应着对方身体的柔软和结实，嗅着异样的气息。胆大的，可以合理地利用一下这种场合，说几句撩逗人的话，或掐或捏或搂或抱地做出几个动作来。这是一个机会。少年则可以疯，爬树、追逐、打架，显示勇敢，被电影上的英雄所激动。
这一带放电影或演戏，十有八次是在油麻地中学的操场上。
马戏团的演出，自然是千载难逢的事情。
早在马戏团到来前三天，油麻地中学就开始忙碌。搭台子，收拾屋子（马戏团被安排在油麻地中学食宿，学校把一间最大的教室腾了出来），给食堂增加桌凳……学生们已无心学习了。即使上课，也一个个心猿意马，时刻念着马戏团早点到来。
那几天，谢百三每天总是汗淋淋的。
谢百三既有为仆的天性，又有指挥他人的欲望。但，他缺少指挥的才能，也无指挥的冷酷、傲慢与心安理得。因此，他的指挥就绝不是只号令他人而自己则做大爷的那一路。劳动时，我们总是看到他把工具一趟一趟地先扛来，总是看到他在劳动时第一个脱去衣服赤膊上阵，又总是看到他在劳动结束后独自一人收拾残局，把那些工具再一趟一趟地扛回去。他骨子里是个仆，这一角色他将承担一辈子。造物主造人，大概不是胡来的。他把人分成无数个角色，这一角色一旦规定了，就永不可更改了。
谢百三必然汗淋淋的。
学校把接待马戏团的工作委托给了我们初二（一）班。谢百三极卖力，把一切工作做得无可挑剔。平常总是冷着脸的汪奇涵，在检查之后也在阴沉沉的面孔上露出了笑容。
马戏团到来的时间，是那天下午。是轮船后面又拖了一条船，将他们拖来的。
这个马戏团来自很遥远的地方。有猴、熊、马、羊、狗和猫之类的动物，除了马之外，它们分别装在一些铁笼里。还有一二十个驯兽者。团长是一个中年汉子，身材高大，脸色红润，两道黑眉之下目光乌亮，生得极威风。他始终牵着那匹黑绸一般发亮的公马，指挥着我们抬那些铁笼子。
另一个令人注目的是位十六七岁的少女。她手中牵着两条雪白的小狗。我们在搬运那些铁笼子的时候，总是悄悄地看她，并且莫名其妙地感到害臊。不干活的女生们互相搂着肩，更是目不转睛地去看她，仿佛她是一个梦里的人，一个从天上飘下的仙子。她一直微带羞涩地站在河边上。她身材修长，有一个好看的脖子和一双长长的胳膊。她的额头很光洁，微微凸出。她的眼睛，鼻子与嘴，都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迷人。最迷人的还是她那稍纵即逝的神态和那轻柔的举止。她的裙子也是迷人的，是白颜色的纱绸做成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裙子。这地方上的女孩都不穿裙子。当河上吹来微风时，她的白裙便会如同一朵倒着开放的莲花。
有时风大了一些，把她的裙子高高掀起，她便会微微扭过脸去，并张开十指去轻轻地按住裙子，还把两腿并拢，把双膝微微弯曲一些。
她手中牵着的那两条小狗，也是我们从未见到过的狗。那狗之白，令人终身难忘。它们个头矮小，一身长长的鬃曲的绒毛，遮住了它们的爪子、耳朵和眼睛。
它们绕于她的脚下。有时，她会说一声：“狗，别闹！”
“秋，”那个团长对她说，“你在这里看着学生们把我们的东西搬清，我去教室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