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果真是母女俩，母亲四十多岁，女儿十七八岁。在这里将养了几日，母女二人完全恢复了体力，那十七八岁的姑娘，脸上居然有了红润。有人问她们为什么出来要饭，母女俩低头不答，王儒安便用手轻轻做了个动作，让人不要再去追问。当母女俩要离开学校继续去讨要时，王儒安讲话了：“冰天雪地，无路可走，就留下来在学校干活吧。隔壁有间屋子，你们先住下来……”
那母女俩要下跪，被王儒安边忙扶起……
大约过了一年，校园里便有了风声：老光棍王儒安养起那母女俩是深藏心机的，并有鼻子有眼睛地说出许多事来。那意思概括起来是：王儒安不光占了那老的，还占了那小的。事隋不小，风声渐大，王儒安被叫到了上面，同时上面还派来一个调查组。
就在调查组准备盘问那母女俩时，那母女俩却在头一天晚上走掉了，并且再也没有找到。
王儒安不明不白，事情真假难辨，上面便来了一文，要将王儒安调离油麻地中学。王儒安却死活不肯离开油麻地中学，就与上头闹翻了。上头坚持硬调，王儒安坚持不走。最后，惹恼了上头，向他摊牌了：“要么，你到另一所学校继续当校长；要么，就撤职，在油麻地中学当勤杂工。”
“当勤杂工就当勤杂工。”
王儒安选择了后者。他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也离开了他原来的宿舍，住到了河边上那间原先堆放工具的小草房里。
他—直不太满意、早想辞退了的勤杂工白麻子，做了后勤组长，他由白麻子直接指挥。
副校长汪奇涵升为正校长，从此统辖油麻地中学。
听人说，汪奇涵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毕业的，很有学问。学问大小，我—个初中生没有能力判断，我只知道，他常常用“毛体”给人家写字。油麻地小镇上的许多牌子和匾，都是他的手笔。那人不苟言笑，，总戴一副黑边眼镜，使人觉得深不可测。
说老实话，从—开始，我就喜欢只读过几年私塾的王儒安，而不太喜欢那个有学问的汪奇涵。
我们从王儒安老头的脸上没有看出一丝怨恨。他总是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修剪树木花草，下池塘去把要钻进板泥的藕藤小心转向池塘中间，用铁丝把水码头的木板牢牢固定住，把驱赶麻雀的稻草人立到地里去……他像—个幽灵四处游荡，但只是在校园里游荡。他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那些树木，那些池塘，所有—切，仿佛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是他的无限延伸。那些树木仿佛是因为他的呼唤而漫上绿色，又仿佛是因为他的默许而让自己的叶子变成—片金黄。我亲眼看到—件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在林子里种花，几只麻雀居然飞到他脚边来觅食，其中一只甚至战战兢兢地落到他的肩头。
这年开春以来，我们发现他的身体有点变形了：上身与下肢在腰间错位，倾斜到左侧。从教室到宿舍的那条百十米长的路上，两旁竖有十几盏颇具风味的罩子灯（当时还没有电通到这里，都是油灯），当时都由他去点去灭。夜里，当我们站在宿舍门口，见他从路那头走过来，将灯一盏一盏地熄灭时，我们看到，在昏黄的灯光映照下，—个弯曲如老树的影子，精灵般摇晃在空间里。
马水清得到消息，告诉我们：“王儒安老头得的是坐骨神经痛。”
几回，我在睡梦中听到了河那边传来疼痛的嘶喊声。
然而，这弯曲的身体，仍然在校园里不停地游荡着。
那天，我们走到河岸边的苗圃，只见老头侧卧在泥土上，在给那些梧桐插枝松土、培土。他因为疼痛而不能蹲着了。即使侧卧着，也还是疼痛。于是他在嘴里颤颤悠悠地哼唱着。他—身泥土。见了我们，用胳膊支撑丰收身体说：“这是最值钱的树。”
我们几个赶紧蹲下，帮着他一起松土、培土。
离开苗圃，在走往食堂的路上，马水清说：“王儒安老头是硬被冻坏的，那屋子四处漏风，白麻子却不给修补。”
“白麻子！”我吐了一口唾沫。
走到食堂时，我们看到了女会计施乔纨的三岁小儿子羊子。
他正在用一根芦苇够水沟里的一张香烟纸。我们便停下来逗他玩。不—会儿，白麻子从食堂走出来，在我们面前闪了—下，去水码头了。我们这里兴致勃勃地逗羊子玩时，刘汉林却站在那儿纹丝不动，目光呆呆地望着远去的白麻子的背影。
“你在看什么？”谢百三问刘汉林。
刘汉林不吭声。过了—会儿，他把我们几个拉到—边，小声地说出一句话来：“你们看出来了吗？施会计的儿子长得像白麻子！”
刘汉林的发现使我们大吃一惊，也使我们感到了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
第一节
我将自己整天锁闭于家中，不愿到光天化日之下去。瘪着肚皮躺在竹床上，后脑勺枕着交叉着的双手，两腿无力地劈开，向两旁歪倒着光脚板，脑海里常常是—片空白，要不，就总是回忆那—幕幕在红瓦房中所发生的往事。倒无绝望，只是觉得世界很无光彩，人活着实在不是—件太有意思的事情。少数时候，自己还会夸张地去酿起颓废与悲哀来，甚至廉价地流出一些冰凉的眼泪。
生产队已经将我编到—个劳动小组中去了。在无人的屋后，我开始收拾担泥的柳筐、担粪的木桶，开始在砂石上磨铁锹和镰刀，并让母亲去邻居大爷家要回两双草鞋。我看到了自己的前程：将在这块贫瘠无趣的土地上劳作、磨难，直至终了。
然而，人生实际上是根本不可预测的。生存的过程变成了一连串的偶然。就当我要平心静气，甚至要死心塌地地做定自己的角色时，大队干部忽然送来个通知，让我读高中去。我将那通知看了又看，觉得这件事不可能，便冷淡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来人说：“杜长明下台了，汤庄的那个汤文甫夺了权，将录取的名单重新审核了一遍，刷下去几个，又补上来几个。”就这样—个小小的颠覆，我才进了黑瓦房，并将我未来的历史写成了另外的样子。
汤庄离油麻地镇三里地，是一个大庄子，几千号人聚集一庄，一律汤姓。汤文甫曾是汤庄人的骄傲。一九六四年夏天，他考取了本省一所非常著名的大学。当时，汤姓人家都凑了钱，作为他的路费和读书时的费用。他离家时，是全庄好几百号人敲锣打鼓将他送到油麻地镇的船码头的。汤庄人如果在某处听到有人议论汤文甫上大学的事，就会情不自禁地说：“汤文甫是我们汤庄的！”为了加强荣耀感，还会补上一句，“我家就住在他家后边。”但汤文甫上学还不到一年，就很丢人地被学校开除回来了。原因是他与班上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做勾当，被班上的几个男生活活地捉住了。
我认识汤文甫是刚读初二时，而见到汤文甫却是刚进红瓦房的第二天。那天早上，我们正在小河边上刷牙，就见一个瘦高个的年轻人，肩一耸一耸地从大路上跑过来，样子像一匹缺料多日但性情十分坚韧并志在千里的瘦马。他踉踉跄跄地跑过来了，倚在路边的—棵树干上直喘气。这时，我看到了他的细长脖子、肋骨根根的胸脯和鼻梁上架着的一副有着无数圈圈的眼镜。我的同学中有认识他的，说：“他就是汤文甫。”此后，一年四季，不论春夏秋冬，我天天可以看到汤文甫跑步的形象。他从汤庄出发，穿过油麻地镇，再绕油麻地中学一周，然后再照原路跑回汤庄。
他锻炼得极有意志与耐心。在运动过程中，他从不与人打招呼，总是将头高昂着，将目光投向远方。有一回，我正在路边走，他跑过来了。当他从我身边跑过时，我感觉到了一股“呼呼”的凉风。他的喘息声沉闷而洪大，使人感到了一种积重千年的压抑。
汤文甫的生活里充斥着浓烈的霉味。他该结婚了，可找不到老婆。有愿意嫁的，但因从前学校的那个女孩比着，他便觉得那个愿嫁他的女子丑得不能再丑了。后来在远处寻到了—个，长得还有几分样子，但暗路来的消息说这女子有个爱多疑的脑病。照理说，即使汤文甫要她，也含有几分迁就的意思。但人家女方也从暗路上打听到了他的历史，坚决地提出两条要求：一、汤文甫必须改了偷嘴吃腥的毛病；二、好赖得有一份工作。这前—条好对付，嘴上保证保证就行。这第二条不大好办了。
汤文甫瞄准了汤庄小学—个民办教师的空缺，先求得大队的同意，然后再去求杜长明。去时，他也和那些俗人一样，提了烟酒老母鸡之类的东西。但杜长明不太理会他，看也不看地说：“你先回去吧。”竟与别人说话去了。这个过去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就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这样的伤害与蔑视，坚持着挺在那儿。这样挺了几回，杜长明说：“一个小学民办教师有什么当头！”他就当上了。但结婚并没有使他觉得生活就有了什么意义或什么意思，整个汤庄乃至整个世界都使他感到乏味。他对周围的一切，皆没有对话的兴趣，于是，他靠读书看报度日，把那本就近视的度数—日一日地扩大着。没报没书看了，他就看一本辞典，一页一页地看，吃饭看，与老婆睡觉时看，上茅房也看，看到后来，竟把那些字—个不落地都能说出来在哪一页上。他哪儿也不去，惟—使他有兴趣走动的地方便是油麻地中学。这里有几份报纸，还有一些图书，并且有汪奇涵、邵其平这样一些人可与他对话。在这种时刻，他就会忘记他至今还住着一间丈把长的小茅屋，他至今还是—个每月只拿六块多钱其他报酬是以工分计算的小学民办教师，他的老婆还是个有疑心病且又一字不识的女人，而与油麻地中学的那些教员们谈得海阔天空，一副飞流直下势不让人的样子。
油麻地中学的教员颇有点忌妒他，都不承认他有学问，只承认他口才好。
但即使是“口才好”，他们也不愿变成语言说出来，只是说：“汤文甫的嘴厉害！”因为他们知道，在一般老百姓眼光里，学问这一层是全然看不到的，有等于没有，而口才却是衡量—个人有无水平、让不让人佩服的惟—标准。这些知识分子，这点小心眼儿还是有的。
大概是因为他经常出入油麻地中学的缘故，他就听说到了我的作文写得不错。
一次在路上碰到了我，他朝我点点头，“你就是那个会写作文的林冰？”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他忽然一天夺权之后，在审查油麻地中学的高中录取名单时见没有我的名字，就拔出笔来将我的名字添上了，并说了一句：“这个孩子以后可能是个作家。”
被汤文甫首先鼓动起来反对杜长明的就是汤庄。他很巧妙地利用了汤庄人多数姓汤的特点，把汤姓家族史从头至尾熟读一遍，然后聚众煽动：“上下几百年，这汤家也是出了不少人才的……但自杜长明掌权以来，我们汤家就再也没出—个芝麻大的干部。就是—个小小的民办教师，我都差点跪下来求他了。我们姓汤的在何处得罪了他姓杜的，竟让他如此与我们姓汤的过不去！……”等汤庄的火点着可成为他的根据地之后，他先在小教这条线上施展了鼓动人心的才华。那小学教师，是最苦闷的—个阶层，他—站出来，马上满怀激倩地跟上来一大群。然后他把火一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