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
林尚沃与朴钟一被一个梦想激动着。
如果这次出行能够把买卖做成功，不但能够得到难以想像的巨额利润，甚至可以控制中国的人参市场。这绝对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和中国人做生意的人，经常会陷入一种在浆糊里刷浆糊式的糊里糊涂、不知所适的状态。但这次却不同。
林尚沃手头的人参之多已是史无前例，而且拥有了独家销售的最佳机遇，处在惟一的制高点上，足以同中国人展开激烈的商战并获取胜利。
金正喜本是金鲁敬之子，但刚一呱呱落地，便被过继到了金鲁敬那没有子嗣的兄长府上。过继，当然就是作为养子为他家传宗接代。因而金正喜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给了他生命的生父，一个是养育他成人的养父。
金正喜自幼聪明过人，六岁起即能诵诗作画。当时第一大学者朴齐家看了金正喜的书画册子，当即预言金正喜将以学与艺扬名海内，并表示“吾将教而成之”。
果然，待金正喜长到15岁那年，朴齐家亲自收之为门人，开始耳提面命，躬自为教。朴齐家，金正喜之师，朝鲜王朝后期实学家，尽管学问造诣与才艺卓尔不群，但身为侧室庶出之子，终身压抑，难申其志。后来，受益于正祖为安抚庶子长期积压的不满而颁布的政策，他得以供职于奎章阁，尽情披览那里的藏书，学问大增。尤其是，自从有机会来往于朝鲜王朝与大清朝之间后，他成为一名实学派的先觉者，撰写了《北学议》，在书中宣传实学思想，主张“要打破身份差别，鼓励工商，使国家富强，百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当务之急乃接受清朝先进文化”。
金正喜自15岁那年起开始师从朴齐家，接受他的思想熏陶。正如朴齐家所发之弘愿，在他的教导下，金正喜终有大成。朴齐家一生中曾四次到过北京，他的实学思想即是萌发于在北京所学到的知识，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思想体系。
作为朴齐家的弟子，金正喜也一直渴望着能够像自己的导师那样，远赴北京，体验并学习那里的新学问。
尤其是，四年前，作为导师的朴齐家受人诬告而遭到流放，并于1805年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此后，金正喜的胸中一直燃烧着一股火热的激情，发誓要沿着老师的路走下去，到北京去继承《北学议》之遗业。
对于金正喜，林尚沃当然也有所耳闻。终生经商的林尚沃，对于大学者金正喜，有一种由衷的尊敬。虽然论年龄金正喜比自己要小七岁，只能算是一个小老弟，却是林尚沃内心尊敬的惟一书生。
关于生具异禀、被称为神童的金正喜的传闻，林尚沃耳熟能详。
朴齐家看过年仅六岁的金正喜的书画后拍岸叫好、赞不绝口的事情，曾在京城被传得沸沸扬扬。但让金正喜更为出名的是文章大家、朝鲜王朝名臣蔡济恭。早年曾被英祖盛赞为“真朕无私之臣下，汝（正祖）耿耿之忠臣”的老宰相蔡济恭，有一天从金家的门前经过，看到大门上挂着一幅字：
“立春大吉”
这是一种为迎春而挂到门前的立春帖。尽管那只是四个寻常可见的字，但据传，一向与金鲁敬不睦的蔡济恭惊叹于那书法之老到酣畅，居然特意来到金府，对金鲁敬说道：
“大门上挂的立春榜是谁写下的？请让我见上一见，以慰慕怀。”
听了蔡济恭的话，金鲁敬欣然答应，马上让人把写字人叫了来。谁知来人竟然是只有七岁的金正喜。见了这尚在童稚的少年，蔡济恭犹自不敢相信：
“难道写那字的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孩童？”
当他获知写字人的的确确是眼前这个七岁少年金正喜后，蔡济恭预言道：
“这孩子，将来必会作为一代书法名家名播四海！但他会因书法而命运多舛，所以最好还是干脆不要让他拿笔。倘若他能够以文章而邀世道之宠，必有大贵。”
很久很久以后，蔡济恭的预言果然应验不爽。秋史金正喜以其书法闻名遐迩，但其晚年却极其悲惨。
对于青年金正喜而言，林尚沃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存在。
因为，金正喜根本不懂中国话，只能靠笔谈与中国人交流，而要开口说话必须借助林尚沃的翻译。据记载，金鲁敬一行1809年（乙巳年）10月28日离开汉阳，12月抵达北京，在北京逗留两个月左右，于翌年2月初复从北京出发，1810年（庚戊年）3月17日回到朝鲜。这是一次漫漫长征，从起程到返回足足用了5个月的时间。
金正喜和林尚沃心中都有一团渴望的烈火在燃烧。金正喜渴望着到北京发现一个广阔的新天地汲取新学问，而林尚沃则梦想着打开一个广阔的新商界，在那里与中国商人们展开生死相搏的商业大战。尽管目标有所不同，但金正喜与林尚沃一个要追求书道，一个要追求商道，都是要求达到“道”的境界，从这个角度讲，这次远赴北京正是一次求道之行。
使臣的队伍从10月28日起程，当年12月22日终于抵达北京。一行人在专为各国使节准备的客馆卸下了行装。
在来访的外国使节们下榻的客馆里，供奉着一个刻有“阙”字的木牌，叫做“阙牌”，是皇帝的象征。使臣们要对着这个阙牌行跪礼，禀告自己已平安到达北京，并开始在北京的正式外交活动，这叫“望阙礼”。不但初履北京之地和最终离开北京之时要举行，而且在北京逗留期间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举行这种仪式，由使臣带领所有的随员向阙牌行礼，仿佛那就是真正的皇上。
作为出使队伍的一员，朴尚沃自然要下榻客馆，而朴钟一每次来北京总是投宿前门大街的小客店。朴钟一住到这里，不但是因为与林尚沃交易的老主顾们大都聚居在这一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同仁堂老板王造时也住在这里。由于林尚沃与张美龄的关系，每次林尚沃到北京，王造时都会到现场帮忙交易。
自从通过张美龄结识林尚沃后，王造时就做起了林尚沃实质上的“伙计”。伙计这种制度，为当时中国商人所独有。在当时的中国商界，老板通常不会出头露面。他们一般都会按照清朝流行的做法，花钱去买官沽名，表面上是官员的身份。用钱买官的制度被称为“捐纳制”。而生意，实际是由这些被称作“伙计”的代理人来负责的。伙计，说起来就是一种包揽金钱出纳的会计业务与管理事务的职业经理。由于有这些相当于现在职业经理的伙计出面，中国的商业圈子益发富有组织性和体系性，因而也就更具有竞争力。
从这种意义上讲，同仁堂的老板王造时就是在北京当地替林尚沃出面的代理人（即伙计）。同时也可以说王造时是帮林尚沃做贸易并从林尚沃那里获得一定佣金的贸易经纪人。这时的林尚沃已是名满北京。林尚沃带来的红参质量最佳，而其手头的货量别人也望尘莫及，加之北京的人参非常紧俏，林尚沃的人参在同中国商人交易时经常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去年人参歉收，整个北京已经货源告罄。
就在这个时候，朝鲜的人参贸易大王林尚沃带着5000斤上好的人参随着陈奏使的队伍来到北京。这一消息经由王造时的一纸通文，马上传向北京所有的药材商们。药材商们立即涌向朴钟一投宿的小客店。这些药材商也大都是些作为代理人前来谈价的伙计，老板则另有其人。
因而，林尚沃自然也不会出面，实际来操作买卖的是朴钟一和王造时。
药材商们可以先看林尚沃带来的红参货样。这群长期与人参打交道的商人，只消一眼就本能地感觉到，林尚沃这回带来的人参是上品中的上品，也就是极品。他们都急切地想知道，这极品的人参究竟会开出一个什么样的价钱。
当时，与中国人做交易，并不是一对一去单个做，而是买卖双方的代表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定出一个公告价，以一揽子交易的方式进行的，觉得那价格不合适的人就不参加这笔交易，而到别人那里去成交。
“究竟带来了多少人参？”
“价钱是一斤多少？”
中国商人们已经禁不住心中的揣测，不住地向朴钟一和王造时问这问那。
等第二天中国商人们来到同仁堂门前看到那里张贴出来的公告价时，忽然齐刷刷地愣住了。他们简直要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错了，因为那告示上写着：
“人参一斤，银40两。”
中国商人们瞠目结舌，张大的嘴惊得再也合拢不起来。
过去的人参价格都是一斤25两银子，而眼前这价格简直是贵得离谱。纵然是人参歉收，缺货走俏，到目前为止也从未出现过一斤超出30两的情况，这几乎已经成为长期的惯例。但现在，这长期的惯例竟然被打破了。他们堂而皇之地贴出了每斤40两的公告价。即便每斤要价30两，也算得上几百年来的最高价了，可眼前居然一次要价40，难怪中国商人们会目瞪口呆。
中国商人与来自朝鲜的人参王林尚沃开始暗中较劲。
其实，这次林尚沃一次要到每斤40两的天价，乃是事先谋划好的。因为迄今为止，来自朝鲜的人参通常都是以相对较低的价格成交的，尤其是相对于中国巨大的需求量相比。
人参交易主要是由译官们经手的，而每斤25两的人参交易价格始于17世纪，这样算起来，在近二百年的漫长岁月里，人参的交易价格是一成不变的。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人参交易一向大都是由译官和湾商们经营的，而他们的经营规模通常又都是少量、零散的，因而朝鲜商人们不具备足够的组织力量在价格上统一口径，即便有几个商人合起伙来试图提高价格，也因为每个人本钱微薄，压根没有余力同中国商人们打长期消耗战而告败。于是，来自朝鲜的客商们只能打掉牙齿肚里吞，乖乖接受这二百多年来的老行市。
但现在情形有所不同了。由于朝廷宣布实行人参交易权，几乎所有的人参都已被林尚沃垄断。个别的私下贸易成为非法，所有的人参贸易权都已归到林尚沃手下。人参交易窗口的一元化，使人参贸易自身的组织力量得到了加强，并在价格上获得了竞争力。
林尚沃觉得，打破长期惯例的绝佳机会业已来临。尤其是，他对因去年人参歉收北京一带已了无存货的情况了如指掌。
机会终于来临。林尚沃觉得，现在正是孤注一掷的绝好时机。这次林尚沃一次贩来足足5000斤上佳人参，正是经过了周密的盘算，要先发制人占领有利地形，同中国商人们决一雌雄。
“人参一斤，银40两。”
从这个意义讲，同仁堂前贴出的高得超出想像的价格公告，当然也就是林尚沃向中国商人们发出的宣战书。
宣布开战的布告。
林尚沃的宣战书，意味着一场以命相搏的彻底拼斗，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商人，要么就此消亡，要么藉此成为一个天字号商人。这个宣战书，立即在北京的药材商中引起轩然大波。一直到1809年岁末，没有一个中国商人造访朴钟一投宿的客店去买人参。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通常，大部分的人参都是在贴出公告价后两三天内悉数销完。林尚沃抵达北京的时间是冬至前的12月22日，照往常情景，年底之前所有人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