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条说：“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
第九条说：“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
总而言之，私方已经成了被领导、被决定的一方，向着“普通劳动者”前进了。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国家也有投资，是为公股，资方资产是私股。其实，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公股多少，是次要问题。据1955年统计，公股在全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金的比重为40。6％，不到一半。1955年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平均每1万元资本额，国家投资1273元，每63个职工，国家派干部1人。
公私合营企业的性质，不是由资金多少决定，主要是由当时政治状况决定的。当时很明确的一点是，公方代表和私方之间的关系，是两个阶级的关系，公方代表和工人群众是企业的领导者。另外，企业是按照国家计划生产经营，因此，尽管私股存在，但已失去独立地位，生产及经营不像过去那样为了多赚钱，而是为了满足国家需要。
正因如此，当时评论指出，公私合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成分占领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企业内部合作，今后还要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在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条例》还没有提出定息的办法。在第四章“盈余分配”
中，仍然是“四马分肥”原则。即，全年盈余总额在缴纳所得税（一马）之后，按照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马）三个方面加以分配。其中，“股东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1954年，公私合营有了突破。按照李维汉起草的文件精神，首先合营了一批规模较大的重要企业。到年底计算，一共合营了大约2000家。这些企业规模比较大，但从数量上来看，在全国13。4万户私营企业中，是少数。当时，人们把大企业叫做苹果，把小企业叫做葡萄。1954年的公私合营，被称为“吃苹果”。
这一年12月，政务院有关部门召开会议，研究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计划，各地代表纷纷提意见说，中央吃光了“苹果”，不吃“葡萄”，把一大堆“葡萄”甩给地方，又小又烂，怎么办？
会上又取得一项共识：把“葡萄”也收拾起来——进一步扩展公私合营，采取母子联合、逐步合并的办法，把个别企业的合营和按业改造结合起来。所谓按业改造，就是按照每个行业的状况，通盘规划，统一安排合营问题。
进入1955年，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动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进程发挥了杠杆撬动作用。上一节谈到，毛泽东在1955年7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10月，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宣布邓子恢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
1955年，公私合营大步前进。9月起，上海等大城市出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势头。到11月，上海轻工业的棉纺、毛纺、卷烟、搪瓷、面粉等8个行业整个行业实行公私合营。重工业的船舶、轧钢、机器等13个行业，已经或正在进行整个行业公私合营。天津的造纸业，北京的面粉、电机、制药等9个行业，广州的缝纫机业、油漆业，杭州的丝绸业等整个行业都先后实行公私合营。在私营商业方面，北京的棉布业、国药业，上海的绒线业实行了全行业或行业中的大部分公私合营。
毛泽东觉得还不够快，决定亲自出马加快改造。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两次邀请全国工商界代表到中南海座谈。
第一次座谈会27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等应邀出席。毛泽东对他们说：“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资本家也要改变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座谈一直到晚上，毛泽东请大家共进晚餐，晚餐后继续座谈。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上来，他说：“大家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大家要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
毛泽东讲得兴起，过了两天，29日下午，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了一个有
300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参加的有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委员、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人民团体以及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等。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私有制妨碍国家富强，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他说，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实际上是赎买政策，是善转，不是恶转；是和平的转，不是强力的转。对资本家的安排，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统统地安排好。毛泽东在讲话中还鼓励说，这几年工商界是有进步的，基本情况是好的。他再次劝告私营企业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毛泽东的两次讲话极大地推动了形势发展。两天之后，即1955年11月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一届二次会议召开，人声鼎沸，气氛热烈。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借毛泽东讲话的劲风，在开幕词中激动地说，伟大祖国正以飞跃的速度繁荣富强起来，国家的前途就是我们个人的前途。为了适应新形势，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都应该进一步接受改造。
会上，更有许多人现身说法，痛批自己的发家史，决心彻底接受改造。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锣鼓喧天 公私合营（3）
会议以通过《告全国工商界书》达到高潮。这封公开信充满激情：“我们工商业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一些思想上有怀疑和顾虑的人，要进行耐心的帮助和善意的批评，使他们认清前进的道路。对少数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必须展开严肃的批判和斗争。”
中央趁热打铁，11月16日到24日，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党委负责人会议，听取陈云作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陈云说：“如果还是一个厂一个厂地搞公私合营，十几万个工厂，要搞到哪一年呢？”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指出，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第二是在改造的同时，给他们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他们中间有贡献的人物给予恰当的政治安排。决议草案要求各地把私营工商业逐行逐业、分批分期纳入公私合营的全面规划，并相应成立专业公司。
这个会议最后确定对私营业主实行定息制度。陈云在报告中说，定息就是把原来分给资本家的利润，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
这个重要会议催动了私营工商业改造从个别合营进入到全行业合营的高潮。
在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洪流之中，北京的私营工商业于1956年1月1日首先提出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就实现了所有行业的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到1月底，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西安、沈阳等大城市以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都实现了全市全行业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犹如重载列车飞驰向前，私营业主很少有人敢于到铁轨上阻拦。但据记载，颇有一些人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写“祭厂文”，有人写对联：“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
到1956年春天结束的时候，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定息制度是私营业主获取利润分成方式的第三个制度性安排。前面已经介绍过，前两个制度安排是“60％利润”（除去缴税及提取10％公积金之后）和“四马分肥”的25％。比较起来，定息制度是给的最少的。
怎样计算定息呢？
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先对资方的资产进行清理核算。至于清理核算的方法，国务院曾于1956年2月8日通过《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讲得比较细。当时大致做法是，在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行评议，再由行业合营委员会（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最后核定。全国评估的结果，连同1956年以前合营的在内，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一共是24。1864亿元。
清算出资方在企业中的资产之后，把它作为资方股份，然后根据股份多少，按照适当利率，每年一次付给资方固定的利息，这就是定息。
定息息率的幅度，1956年2月曾规定为1厘至6厘，即1％至6
％。国务院于1956年7月作了新的规定：全国公私合营的定息户，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与亏损，不分地区，不分行业，不分老合营新合营，统一规定为年息5厘，即年息5％。个别需要提高息率的，可以超过5厘。如果息率不到5厘，提高到5厘。定息期原定7年，从1956年起到1962年止。1963年又宣布，从1963年起，延长
3年，到1965年止。
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对资方人员的安排是本着“量材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
1956年被定为资本家的、拿定息的大约86万人（这一数字来自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的《呼唤理解》一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他们大都安排了工作。他们当中的一些代表人物还在国家机关安排了职务，如荣毅仁先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在公私合营高潮中，对私营批发商的改造分为三个途径进行。一部分批发商改为国有商业的代批点或经批点，将其变为国有商业的分支机构；一部分吸收到国有商业、合作社商业中录用；还有一些人则安排转业，从事其他行当去了。到1956年，这一改造大体完成。
小商小贩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成为改造城乡小商小贩的主要形式。到1956年底，商业及饮食业小商小贩组成合作商店的有80万户，占总户数的32％；组成合作小组的有115万户，占总户数的46％
。基本采取资金入股，集体经营，共负盈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