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3-魔鬼的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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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魔鬼的面料-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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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相伴随,条纹逐渐变成了奴仆地位或从属身份的首要标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条纹的使用越来越普遍。    
    事实上,仆人的条纹很早以前就已出现。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有了先例[40]。不过,我们现在考察的是另一类起源于封建时代的条纹,它在11世纪成为时尚,在这一时期西方社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分类符号而服装成了记录大多数这类符号的最佳载体。形状、颜色、织法、图案、装饰和配件用于区分个人和团体类别,有时用于表示血缘关系、依附关系或联系纽带。本义的纹章尚在孕育中,但服装系统已经开始发挥象征作用并且大量使用条纹图案。    
    最初这类性质的条纹服装强调的是低下的但不一定是贬义的或魔鬼般的特点(在封建时代还不大容易将这几个不同概念完全区分开来),似乎是贵族老爷的仆役们穿的:一开始是宫奴、厨役和马夫还有侍候进膳的仆人;后来是士兵、侍候打猎的仆人、狩猎时骑马管猎犬的仆人、执达吏、各种差役。此后,12世纪时,穿条纹服装的范围扩大到所有担任职务或依附领主生活的人:司酒官、总管、王室捕狼主猎官、训练猎隼或猎鹰的人、军队的传令官、小丑、音乐家。根据地区和时期不同有所变化。根据史料也一样,画像比文章的描述更丰富。似乎是在日耳曼国家,特别是在德国莱茵河畔和南方地区最早出现了这一现象。同样是在这些地方,这一现象穿越中世纪一直延续至现代[41]。    
    在大约12世纪中叶纹章出现后,仆人衣服上的条纹与纹章的规则有了某种结合。为领主服务的仆役和军官的衣服上的双色条纹开始与领主纹章的颜色相一致,即使领主的纹章中并无条纹图案。正是在这个时候诞生了以后人们所说的号衣。此外,渐渐地在颜色各半的纹章图案服装—也是说分为上下两半不同颜色的服装—与条纹服装之间形成了相等关系。这种相等关系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末,对于仆役的号衣以及前面谈论过的被社会排斥的人和被天主弃绝的人所穿的服装来说都成立[42]。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今天的人们已经不这样看了),从结构的角度看,在强调简单的双色(颜色各半)与两种颜色交替出现的双色(条纹)之间的同一性方面它具有代表性。它还有很强的借代性,因为可以只是衣服的一部分是条纹的或颜色各半的,却相当于整件衣服都是条纹的。紧身长裤和袖子常常就是这种情况。颜色各半的紧身长裤(想想圣人约瑟夫吧)或袖子足以强调反面特征,不管是道德方面的还是社会方面的。在中世纪的文化中,部分总是相当于整体。    
    在15世纪初到16世纪中叶之间,仆人的条纹最为流行。不但男人穿,女人也穿。在画像中身穿条纹罩衣、长裙或围裙的女仆比比皆是,同样常见的,特别是1500年左右,是画上穿条纹衣服的侍从、仆人和黑奴。在这里仆人的条纹还有一层异国情调的重要含义。这一现象首先出现在意大利,还有威尼斯,威尼斯大贵族从非洲运来一些年轻人做宫奴[43]。非洲色彩很快成为时尚,在半岛大部分地区流行开来,随后流行到阿尔卑斯山另一边。每个宫廷都有它的“黑奴”,人们喜欢给他们穿上条纹服装。这表示他们来自东方(在中世纪人看来,非洲在东方),是异教徒出身和仆人身份。尽管在1560~1580年以后这种做法一度降温,但在17~19世纪再度流行。    
    仆从地位在条纹与黑人之间建立起的联系在绘画和版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从15世纪末开始,例如,在“崇拜三王”场景中,黑人之王多半被穿上条纹服装[44]。在16世纪,这成为真正的肖像标志。巴尔塔扎*既不是奴隶也不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而正好相反,不过习俗渐渐将条纹衣服和非洲人联系在一起,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因此像委罗内斯这样的画家从不会忘记给他笔下的黑人画上条纹服装或者—这是自成一体的大艺术家的独到之处—在黑人旁边画上一个穿条纹服装的人。    
    黑人与条纹之间的这种联系在雕刻、戏剧和所有需要化妆的演出或仪式中有特别长的生命力。在现代只需穿上条纹服装就能把自己变成“野蛮人”,就能破坏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服装上的条纹甚至超越了非洲范围,变成了一切异国情调的形式或停留在自然状态的生活的统一标志[45]。美洲印第安人以及随后的大西洋土著人也被描述为带条纹的,或者是在他们的衣服上,或者是在他们的纹身图案中。对西方人来说,条纹,至少某种条纹,已经变成了那些被认为是最不“文明”的民族必不可少的标记。    
    仆人的条纹并未因此消失。不管是否与纹章有关,它以号衣为载体穿越整个旧制度时代并通过条纹背心的接力一直存续到本世纪中叶。条纹背心诞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通常是黄色和黑色相间的,在欧洲和美国很快成为随身男仆和膳食总管的特殊标志[46]。今天穿条纹背心有点儿过时了,但在电影、漫画和连环画中还时常能看到,在这三个创作领域中服装特点起着重要作用。有了竖条纹背心,一位膳食总管就不能不被看做是膳食总管。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哈多克船长的膳食总管内斯特,这是埃尔热在《丁丁历险记》中塑造的人物。不管是在什么场合,内斯特总是穿着他的条纹背心。    
    在上个世纪末的英国,穿这样背心的仆人有一个外号叫“老虎”,这常常是指非洲人。仆人的条纹、异国情调的条纹和动物的条纹(猫的条纹)合并为一种隐喻,多少有点儿贬义色彩。很久以来主人的房间里已经不再有“老虎”了,但一直到20世纪中叶还能在广告中看到他们。    
    中世纪的条纹和旧制度时代的号衣的另一种延续是在制服中。首先是平民的制服(猎场看守人、市政主管官员、各种低级公务员),随后是军服,在这里,条纹和纹章又一次结合在一起,为的是建立象征体系,组织团体,区分这些团体内部个人的地位。在军人中是“Landsknechte”(这个词的法语翻译可以直译为:“国家的仆人”,即为大国效劳的德国雇佣兵)从15世纪开始首先使用条纹服装将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从17世纪开始,当制服(现代意义上的制服)真正诞生时,军人的条纹与各种旗标、旗帜、旌旗一起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许多军团中流行开来。稍后我们再来看看它是如何通过另一途径触及海军的。    
    


三、从横条纹到竖条纹和弯曲条纹(16—19世纪)从仆人的到罗曼蒂克的

    与在整个旧制度时代长盛不衰的仆人的条纹并存的另一类条纹在近代流行开来,它不再是魔鬼般的或贬义的,正好相反它是褒义的,这是贵族的条纹,有时是上流社会的条纹,是品味高雅的条纹。从16世纪开始一直流行了几十年,后来盛行于18世纪后半叶前罗曼蒂克时期。这类条纹首先出现在衣服上,后来,逐渐出现在其他纺织物载体上,特别是家具布上。    
    事实上,从中世纪末期开始这一现象已在意大利北部的好几个城市中孕育。在威尼斯、米兰、热那亚,将近14世纪中叶时大瘟疫刚刚过去,历经艰难后生存下来的喜悦驱使年青贵族和有钱绅士们去追逐各种奇装异服。在这些奇装异服中最重要的一类就是带条纹图案的服装。这些条纹主要出现在袖子上和紧身长裤上,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不是横条纹,就像人们强加给被社会排斥的人和被天主弃绝的人的横条纹一样,而是竖条纹。这种改变或多或少减少了穿条纹衣服仍然并且永远招致的非议,但还不足以完全堵住人们的嘴。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的含义—那些有此表现的人大概想要这么做—仍然明显面对法律和权威[47]。这一新形式不可能长久存在,在1380年以后它已经较为少见了,但并未完全消失。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它仍然受到冷落,当时古板的勃艮第宫廷把它的价值准则及对礼仪及服装的“领导”强加给整个欧洲。直到这一世纪末,特别是1500年左右,竖条纹的形式才再次流行。首先是在德国,随后是在意大利,再后来是在法国和英国。时代变了,这些“时髦的”条纹不再像以前的条纹一样蒙受耻辱。有几位君主甚至作出榜样,穿上条纹的紧身短上衣或紧身长裤让人画像(例如克卢埃为弗朗索瓦一世画的像以及荷尔拜因为亨利八世画的像)。王储们争相仿效,竖条纹成为贵族的条纹,而横条纹仍然主要是仆人的条纹。只有继承了勃艮第的严肃风格的西班牙宫廷抗拒这一普遍潮流,竖条纹的第一次高潮大约出现在1520年左右。随后,新教改革、战争、经济困难、政局动荡、宗教纷争、天主教的反改革运动,这些都为更严肃和更正规的服装的回归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些服装上花里胡哨的条纹无立足之地。[48]    
    17世纪上半叶二三十年代时条纹突然卷土重来。20年间,占主导地位的西班牙时尚在服装中打开了一个小小的游戏的口子,条纹试图插入其中,特别是在男式服装中(袖子、燕尾服、紧身长裤)。这些条纹一般都是深色的,是赭石色和褐色交替、黑色和紫色交替,有时是绿色和金色交替。这一形式只涉及贵族并且没有持续多久。它与三十年战争一同结束,时间是接近这一世纪中期时,德国雇佣兵以及他们的斑纹服装也许推动了条纹的流行,但或许也是使它受到诋毁的原因之一[49]。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长长的没有条纹的时期,小小的例外是世纪末的宫廷长袍和女装配件。不过法国的传统品味及意大利或日耳曼的巴罗克风格都不对条纹表面或服装发生兴趣。只是对东方和土耳其的某种好感时不时地强调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条纹。    
    在摄政时期的法国,随后将近18世纪中叶时几乎在整个欧洲,条纹较为普遍了。当时人们喜欢装扮成苏丹或苏丹王妃,一块条纹织物就足以给服装增添东方色彩。    
    在1775年以后一切都变了。在美国独立战争的10年中,一代人之前还很少见和具有异国情调的条纹开始侵入服装、织物、象征物和装饰物的领域。这是罗曼蒂克的条纹和革命的条纹的开端,它诞生于新世界,但将在旧欧洲的土地上找到特别肥沃的土壤。事实上这是一种规模宏大的现象的前兆,这一现象将持续半个多世纪,涉及所有社会阶层,并将彻底改变条纹及条纹表面的视觉地位和文化地位。    
    自中世纪以来条纹一直具有的贬义性得以削弱,这有利于新类型条纹的涌现。这种贬义性并未完全消失—稍后我们会看到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它是如何继续存在的—在17世纪还比较突出,到18世纪不那么明显和普遍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自然主义者们有关斑马和在价值体系中给予这种动物的地位的论述。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动物学家们把这种“野驴”看做是危险的和不完美的甚至是不洁净的动物,但布丰却把斑马看做是最和谐的动物之一:“斑马在所有四蹄动物中或许是身材最好、穿着最优雅的动物,它有马的外形和优雅、鹿的轻盈以及黑道和白道相间的条纹皮毛,条纹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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