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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则虎斟了啤酒说：“朋友一场，老孟不喝酒的也干了这一杯。”我说：“兄弟一场，我不喝的也干了这一杯。”他说：“兄弟一场，兄弟一场。”两人一饮而尽。还没有吃完，思文笑着对大家说：“我还有点事，就先去了。”我送她到门口，她急急地说：“明天早上我就不送你了。你这一走，真的就是天涯海角了。”说着哭了，转了身急急地走。我追上几步说：“你恨我吧？”她说：“不恨，真的不恨。”又停下来说：“向爸爸妈妈问好，他们对我好。那年有一次我偶然说喜欢吃辣椒，妈妈戴了口罩在厨房里给我炒辣椒，我还记得。还有我们认识的那年，两人骑了车到我家里去，一辆汽车开过来，我一让摔到坡下去了，你怕我摔坏了脑子，还问我一加一等于几呢，一晃又是这么多年了。”又说：“还记得刚到多伦多时那条金项链吧，那不是我买的，你以为我真的会舍得买吗？是赵教授在我离开纽芬兰时送给我的。我怕你有想法，说是买的。为了那条项链，我们把钱分开了，就那样分手了。”我低了头不做声。她说：“人，人，”嘴哆嗦着说不出话，眼角渗出两行泪，“人活在世界上还是应该接受一些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东西，什么都不能想得太好了，反正不接受这一点就要接受那一点。有些事也许我还是想错了。也许我这一辈子就是自己过了。”说完一路小跑去了，头也不回。我深深吸了几口冷气，冷到了心里，想哭，却哭不出来。
这天晚上不断的有电话打来道别，到十二点以后才安静了。一点多钟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拿起电话，那边的人不说话。我说：“我知道你是谁。”还不吭声。现在说什么也没意义了，两人都沉默着。我吹起《末代儿女情》中的主题歌：“飘啊飘啊飘的风，吹的是谁的痛。欠山欠水欠你最多，但愿来世有始有终。”吹完了又停下来，听见那边的呼吸声更加沉重，终于发出一声哭泣，电话突然就挂断了。
第二天清早孙则虎和赵文斌开了车送我去机场，在机场我们一块吃了早餐，照了几张合影。我拖了行李去做安全检查，他们在外面向我招手。办完了行李的手续我又转回去想和他们告别，已经走了。
飞机起飞了。远处的云在朝阳中翻滚着一片柔和的金色，仔细看去却又宁静不动，使人很难想象飞机在那样快地飞行。机翼下的云层呈现着青白色，一团团轻柔如梦向后移去。我想起了来加拿大那一个遥远的早晨，除了口袋中那一张支票和一些零散的记忆，这一千多个日子竟像不曾存在过一样。我知道自己在时间中飞行，它正迅速地离我而去，一去不再复返。我望着窗外的白云，好像是时间的帷幕在轻轻飘动，遮掩了后面浩漫的生存景象。我意识到这种景象无限地周而复始，我只是其中偶然的一环。新的生命新的事物新的创造新的成功从时间深处迅速地无限涌流出来，潮水般铺天盖地涌流出来，将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完全覆盖。林思文、张小禾、孙则虎、周毅龙、葛老板、赵文斌……所有的记忆蜂拥而来，像一阵风聚集起来的尘埃，又随着另一阵风飘散。
游子生涯
移植过程中的困惑
──看《白雪红尘》中的女性形象
张翎
阎真的《白雪红尘》一书，有浓厚的佐拉自然主义色彩，对生活采用断面切片的手法（Slice of Life），把情节对话几乎没有加以任何剪裁浓缩，及其写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书中描写的几个男女形象和他们的悲悲喜喜，相信只要在海外生活过一段日子的人们，都会有亲切的感受和共鸣的。
该书写的是一个大陆的青年讲师（高力伟），为了和留学在海外的妻子（林思文）团聚，万里迢迢来到加拿大，以及他们到加拿大后在生活事业感情上遇到的种种挫折失意，最终选择归故里的故事。书里的人物经历，虽不能概括数以万记的“洋插队”大军所经历的各种心路历程，却也能引发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代为各种原因移居海外的人们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所承受的困惑和痛苦。
该书里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女留学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代的女留学生，为各种理想追求离开本土之后，对过去所处的社会地位文化环境的依恋程度远远弱于同代男性。《白雪红尘》一书中描写的一群人，移居海外之前都已在本土建立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基础。高力伟曾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名校，后来又在学业上一帆风顺，成为引人注目的学术新星。周毅龙也早已获得博士学位，在事业上如鱼得水。林思文虽非“呼风唤雨”之人，也在大学里有一席之地。至于高力伟在离开林思文之后遇到的红颜知己张小禾，书里虽没有对她的背景身分作详细介绍，却也不难想象，她出国前也非等闲之辈。同是国内的精英人物，移居加拿大后，对本土社会文化环境的反思角度却很有不同。以高力伟、周毅龙为代表的男士，对国内优越的社会地位难以忘怀，移居后对地位身分的异位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常援引以往种种以抒发对今日种种的感慨。这种对本土社会文化环境的依恋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往日的容光，却成为今日的包袱，使他们在对现实的选择上一步二回头，举棋不定。相反，林思文张小禾对高力伟的取舍态度上虽有不同，然而她们对以往在大陆的种种优越，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近乎淡忘的态度，而更注重对现实和将来的计划。两人都认为“已为出国费了半条命”，就非要闯出个名堂来不可。这种对过去社会文化环境的人为“健忘症”，促成了她们对选定的移居道路意无反顾的勇气和决心。
对本土社会文化环境依恋程度的差异，又直接导致了对移居地社会文化环境的认同接受程度的差异。《白雪红尘》一书中的女性，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显然要比男性成功。除了女性天生的语言适应能力优异于男性外，女性能更快更容易地在心理上部分或完全地接受移居地的文化生活习俗，自觉不自觉地援用当地的行为准则来度量自身和他人的成功与失败，正确或失误，从而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林思文对专业的选择，完全摒弃了个人的爱好因素，只以加拿大德满都市场需求为准则。她对宋洁偷东西后嫁祸于人的做法，采取的是超脱“人情”之上，近乎于冷酷的处理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已接受了“以法治理一切”的西方概念，与高力伟“以情为理”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林思文在论文答辩受挫折事件里，并非一味归咎于“种族歧视”，而是找出症结实两位老师之间的个人恩怨，从而对症下药。高力伟周毅龙等男士们把在加拿大所经受的种种失意笼统地归咎于“种族歧视”，又从另一方面显示了他们对移居地文化的潜在排斥抗拒心理。
《白雪红尘》一书中女性形象的又一特点是：与男同胞相比，她们更懂得行为科学在个人成功中起的作用，从而更知道怎样利用和处理人际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林思文处理与其导师赵教授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对人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准确地把握与赵的亲疏分寸，又巧妙地利用了赵与女助教之间的矛盾，用之来铺平论文答辩的道路。在为高力伟争取历史系奖学金和安排高与孙克力尔教授见面的前前后后的情节，也能看出林思文与人相处时的心机、机智和精明。相反，书中的男性在为人处世上似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高力伟不能理解和接受兜售个人才能的概念，对林思文的交际手段常持嘲讽之态。竟把约见《星岛日报》主编谋职这样一件求生存的极普通举动，理解成为张小禾为爱情所作的牺牲。这种心态，是很难为张小禾所接受的。东方式的自尊清高和怀才不遇情结，不仅妨碍了男人们与周围环境的沟通，在他们心中筑起孤独的高墙，更使他们难以承受失败带来的挫折感。而以林思文张小禾为代表的女人们较能溶入周围的人和事，对环境有较大的宽容度，因而对生活事业上挫折没有显示出超乎承受能力的反弹，比男人有韧性。
《白雪红尘》一书中的女性对爱情的追求，也跳不出精神境界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感情上她们崇尚平等，相通和男女之间两情相悦的境界。现实环境却迫使她们垂涎安定的物质生活。分居以后的林思文，择偶条件已明确包括了对方必须能在北美找到一份安定高薪的工作。与政治系博士和凌志的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都反映了她的这种心态。政治博士的种种迁就终不能得到她的青睐，不能说与他那专而无用的专业无关；而凌志的种种缺点，终能得到她的谅解，皆因他将来“能为家庭多作（经济）贡献”。但是完全没有精神内容的物质生活同样无法满足这群女人的。这也是为什么张小禾无法抑制地爱上高力伟的部分原因。她不能舍弃与高力伟两情相悦的珍贵“感觉”，却又始终意识到高在加拿大社会立足的难处。在精神与物质生活无法协调的困惑中，她躲避到幻想的世界里，一遍又一遍地在幻想中把高力伟重塑成她所希望的成功形象。当然，幻想的境界是注定要在现实中破灭的。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冲突，导致了多少家庭的破裂和重新组合。在追求感情的道路上，留学女性比她们的男同胞们走得似乎更辛苦一些。
《白雪红尘》一书反映了这一代女留学生从本土到海外后生活事业感情所经历的困惑和挣扎。从走出国门那一刻伊始，她们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要生活，却不得不去争事业。要欲仙求死的爱情，却离不开物质享受的诱惑。既不能完全忘记本土，又不能尽意溶入他乡。她们从国内时的娇小姐娇妻子，变成大小诸事都得自己拿主意的能人；从衣食住行一概不闻不问的闲人，变成负起挣钱养家重责的强人；从本无过多事业追求的普通女子，被环境推上一个又一个显赫的硕士博士位置。这些演变带来的后果，悲乎，喜乎，福兮，祸兮，也只得留与后事评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