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京（24）：“会有一定的引导。”
吕英（25）：“这十几个通过提名的怎么成为正式候选人的？”
何京（24）：“有配额，有筛选。”
吕英（25）：“是有关部门商量的吗？”
何京（24）：“不这么简单。首先要经过政审，历史有没有问题。另外，要知名度比较高的，收入比较高的，要代表老百姓呀。不能一个蹬三轮的，十个人选你，你也能上去，你代表得了吗？”
吕英（25）：“蹬三轮的怎么了，这就是人大‘代表’的意思嘛。”
何京（24）：“是，我并不是说对他这个工种有成见，是说他（代表）应该是在一个领域拔尖的。”
吕英（25）：“就是说，有关部门有一个认定的过程。”
何京（24）：“对。”
吕英（25）：“那么把关的时候他们（被推荐候选人）的资料是谁看的？”
何京（24）：“有选举小组呀。”
吕英（25）：“选举小组能代表我们选区的几万人吗？”
何京（24）：“当然了。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我知道很多人有不同看法。”
吕英（25）：“其实，我们那里是怎么操作的，我还真不清楚，只是听别人说起过这些选举里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也想趁这个机会问问我们那里的情况。”
何京（24）：“还是那句话，有一个引导是应该的，正常的。所谓代表，你在一些领域应该有些成就，在群众里面应该是上层的。”上述有关“酝酿”程序的设置，可以从操作成本上加以解释，毕竟用预选的方式解决要增加选举成本。但有些被访者并不认同，因为毕竟规定了“必要时也可以进行预选”，如果要节约成本，干脆连推荐也可以省了。另一种解释是法律条文本身需要不断完善，但在如此详细的选举细则中，对于这么关键的条文，为什么恰恰出现了如此含糊和具有争议的条文，并在多次修正案中没有引起注意？陈明（17）的理解是为了便于控制选举过程，即能保证一些初步候选人进入正式候选名单（如体现代表的社会构成比例），也能避免一些初步候选人进入正式候选人名单：这样多好，可以从大名单里挑出自己想要的人，从技术上加以控制选举。在政府基层部门工作的尤军（23）谈到了一些比较“难对付”的人大代表，经常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当这些代表在进行换届中进入初定名单后：在确定正式候选人的时候，也想把他们“酝酿”出去，但在操作的时候往往很小心。他们得票比较高，如果没有成为正式候选人，会引起影响，如果向社会上、媒体或一些领导那里反映，不好应付，这些代表自己也不会善罢甘休。另外，在针对这次选举程序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大讨论中，还出现了没有被列入正式候选人名单的“独立候选人”。根据选举细则第四十六条，选民在填写选票时可以在正式候选人之外“另选其他选民”。关于选举中出现的独立候选人现象，可参考若凡：《北商博士自荐当选全纪录》，载《凤凰周刊》总第135期；李堕、唐益：《协商、预选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公平》，载《新闻周刊》，2003年12月8日。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酝酿”的争论（3）
综上，中间阶层对于政治选举所投入的热情并不高。这种情况与一些村庄进行海选时村民所投入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中间阶层的参政素质要远远高于一般的村民。其实，这种反差并不难理解。中间阶层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强，对现行选举可能更主动积极，也可能更被动消极。如果中间阶层认为选举是有意义的，选举程序是公正、公开的，就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如果中间阶层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会比其他人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专栏我是如何被“协商”下来的*
我所在的选区，共有各种社会单位102个，选民2541人。11月10日，我们选区公布了选民名单，11月16日，举行了第一次选民小组会，提名初步代表候选人。我和另一位同事被提名为初步代表候选人。11月22日，选区公布了初步代表候选人名单，共提名产生了25位候选人。
27日上午，我单位的选民小组重新开会，协商正式候选人。征求意见名单有4人，其中有我。这次征求意见，仍然采用签名的方式进行。同意谁，就在谁的表上签字。有的选民小组因为老师有课，采取打电话逐个征求意见的办法确定候选人，签名由别人代替。选民小组长在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说：“虽然把我放进去了，但我还是想知道，这个名单是根据什么拿出来的？”* 袁达毅：《协商、预选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公平》，载《新闻周刊》，2003年12月8日。后来得到的解释是，几位领导都声明退出了。十几位组长也议了一下，提出了几个条件：一是要体现单位特点。因我们是教学单位，从教学第一线出代表比较好；二是能对我们区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三是有参政议政能力；四是能孚众望，能代表民意。除去几位年岁大一点的，剩下的就我们4个人的提名票最多。
提出这些条件似乎很有道理，但不合法，因为它随意限制了公民的被选举权。
如果提出上述意见供选民协商时参考，我也说不出什么来，因为提出来的毕竟是参考意见。问题是，征求意见的名单，不是经过选民协商后得出来的。第一次协商的结果出来了，我得了200票，其他几位候选人分别是149票、72票和59票。
下午，选区召开联组协商会。分会领导就代表的结构比例要求谈了意见，进行“引导”。联组长介绍了协商产生的代表候选人情况，然后就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问题进行讨论。初步确定党派推荐的候选人、我们单位的一位候选人和其他单位的一位候选人作为正式候选人的人选，拿到各选民小组征求意见。我在分会“引导”时被联组会议“协商”掉了。
28日上午，我找机关党委书记要统计结果。之后，我到选区办公室询问有关情况。我问，协商怎么不根据选民的意见进行？一位女同志说，是根据联组长的意见确定的。我问，我们单位的联组长是否尊重选民意见？她说，在联组会议上，有两位组长主张定你为正式候选人。这时，一位年长的男同志说：“你怎么能把具体情况告诉他呢？”我说：“我是选民，又是初步候选人，当然有权知道具体情况。”下午两点，我约见了分会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说，我们选区共有17个联组（其中我们单位4个）。1人有事未出席。16人参加会议，确定的那三位候选人分别是16票、15票和9票。“你得的是2票。”我问联组是根据什么来表决的，回答是，“根据各组介绍的情况表决。”
就这样，正式候选人的人选，经大多数不完全认识和了解初步候选人的联组长们讨论表决后，由分会初步确定了。这位领导问我程序上还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我能说什么呢？在这次选举程序安排上，北京市规定的是正式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不安排初步候选人与选民见面，选民和联组长们自然无法较为全面地了解每位初步候选人的情况，联组长们也就只能根据分会的“引导”和各组的介绍来讨论谁比较合适了，联组长们没有什么错。分会进行“引导”，为的是解决代表的结构比例问题，理由也很充分。联组长们根据“引导”和情况介绍进行讨论和表决，分会再根据表决的结果初步确定正式候选人的人选，形式上也没有什么不对。总之，都有很充分的理由。对此，我只能认可。
尽管如此，我还是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是应当将第二次选民小组会议协商的统计结果发到各选民小组，让选民了解情况，选民有这样的知情权。二是应该进行预选，由选民投票来决定候选人。三是在预选之前，组织第一轮协商产生的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让选民了解候选人。四是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扩大差额比例。
一位多年从事选举工作的干部曾告诉我，人大代表选举的民主性，最充分是体现在提名上，只要有10人联名，想提谁（只要是本行政区内的任何一位选民），就提谁；而民主的最大特色是协商，优化代表结构比例、照顾方方面面和落实组织意图。这真是再精辟不过了。我虽然先后参加过3次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但对这几句话的理解，远不如这次亲身体验的感受深刻。
我曾在一本书中分析了提名、协商和确定代表候选人的民主性和优势，认为是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这次的亲身感受，给了我一个教训：在对实际情况不完全了解时，不要妄下结论。这种没有充分的民主做基础的集中，还是民主么？现在，我为当初的轻率而惭愧。
第二节民主理念与需求〖1〗一冷淡与负面中间阶层对政治选举的消极和抗拒并不难理解，这不仅与中间阶层所普遍拥有的较高教育背景和参政素质并不矛盾；相反，这种现象进一步表明了中间阶层较其他社会群体具有更高的参政素质，因为他们全面质疑了选举的意义、公正和公平。从而，可以认为中间阶层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一个信息：他们相当程度上已经接受了现代政治理念，特别是民主理念。对于在农村基层参加“海选”（直接选举的一种俗称）的村民，可以认为他们具有选举热情，却不一定有什么抽象的民主理念，推动他们参与选举的是直接的利益动机。对于中间阶层，则可以认为他们虽然在参加政治选举中没有热情和驱动，但具有更多的民主理念。
然而，研究事实表明：相当部分中间阶层并不喜欢“民主”，并举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辩解。如果把村民所具有的民主理念程度看做基准的话，那么有些中间阶层所具有的民主理念程度则是个“负数”。这同样与中间阶层的较高教育背景和参政素质不矛盾，因为他们的消极民主理念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对民主理念的无知。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酝酿”的争论（4）
中间阶层对自己民主冷淡主要有下面的一些解释：
①认为民主建设的现实条件不成熟。
非常多的被访者提到了民主建设所需要的各种现实条件，特别是民主建设主体的民众素质问题。孔楠（22）认为国家的发展程度与民主建设息息相关，现实还没有发展到推动民主进程的水平：民主对一些发达国家可以说很好，但对于一些不发达的国家还是早了些。中国整体上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更多的被访者认为民众的素质不够高，特别是农民的素质不高。施全（29）认为中国农民太多，素质不高，判断能力不够，信息来源缺乏：对于他们来说，选出一个合适的国家领导人很难。而在其他国家，中产阶级很多，大家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选一个合适的领导人比较容易。赵岚（07）则认为法制观念和法制环境是民主的前提，而中国民众恰恰缺乏这些，原因在于在民众在从小开始的素质教育中没有这部分重要内容。从而，民主建设缺乏推动力和维持民主的保障：民主需要素质，素质太低怎么实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