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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为：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示范功能……②现代化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创建、引导功能……③社会利益矛盾的缓冲功能。在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居于中间状态，其一旦获得合法性地位及其社会认同，便有可能发挥该阶层的“中间价值”——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和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陆学艺主编：《中国现代社会阶层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关于中间阶层政治取向与作用的理论多种多样，但令人惊讶的是，国内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引用中间阶层“稳定器说”。并且，这种理论经过广泛的传播，国内的媒体、官方和民间大都接受了这种观点。在这种背景下，学者更有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陷入武断、简单的理论误区。
第二节对“稳定器说”的审慎〖1〗一“稳定器说”的反例由于我国中间阶层仍处于萌发的阶段，从经验上无法验证其政治作用到底如何。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展壮大的中间阶层在社会转型中所起的政治作用，来佐证或质疑中间阶层“稳定器说”的可信性。
“稳定器说”强调了中间阶层在维护政治秩序、充当阶层冲突缓冲的作用。这一理论在逻辑分析上自成体系，在现实经验中也可以找到许多佐证，本研究不再讨论。同样，我们也可以在现实经验中找到许多反例，质疑中间阶层并不简单地是维持政治秩序稳定的力量。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全球民主化运动，绝大多数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领导，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来自城市中间阶层。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特别是东亚国家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反对权威体制的主体力量。李路曲：《东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转型》，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11期。
直到1987年韩国政治转型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很多学者都对中间阶层的作用持消极、怀疑和保留态度。他们认为，韩国中产阶级自私、保守，不足以在民主政治转型中担当重任。但实际上，表面沉默无情的中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潜在政治力量。当社会出现重大政治经济危机时，这种潜在的政治力量就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力量。1985年2月以后，韩国中间阶层逐渐走到民主化运动的前台，与青年学生和其他阶层联合掀起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并成为1986年和1987年的大规模民主化斗争的中间力量引自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页。。
有学者评价台湾地区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说，没有中间阶层的参与，社会运动纵然可以兴起，但都可能难以发展，甚至瞬间消失。中间阶层要求改革以打破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社会各阶层群体追求人权保障的各种社会运动，构成社会改革运动。这一改革运动，汇集各个社会运动，形成一股巨大社会力量，台湾地区中间阶层则居于主导地位。甚至，“若说国际上任何社会运动，几乎都是中产阶级掀起的，应该符合事实。”摘自张晓春《中产阶级与社会运动》，载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臣流图书公司（台北），1989年9月版，第185、187页。
在1984年的菲律宾，新中间阶层和老中间阶层都成为反马科斯权威的主要力量。阿基诺运动的核心集团是医生、律师等无党派身份的中间阶层。
拉丁美洲的经验同样说明了中间阶层的不稳定性。亨廷顿认为，银行雇员工会一直是左翼势力的坚定支持者。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82页。1960年，在左翼集团推翻主张改良的贝丹科尔特政府的尝试中，委内瑞拉银行雇员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巴蒂斯塔当政时的古巴，工会越中产阶级化，古巴共产党在其中的影响就越大。
欧美国家在历史的政治变迁中也可以发现中间阶层的积极身影。
在西班牙，中间阶层因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壮大，并将西班牙改造成为一个由现代中间阶层组成的国家。这个阶层用迅速而和平的手段要求政治体制与社会同步发展。Nancy Bermeo ：“Redemocratization and Transition Elections： A parison of Spain and Portugal”； parative Politics 19；January 1987； p222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众说纷纭的西方观点（4）
美国中间阶层自产生以来直到今天，整个发展历程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米尔斯在考察了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中间阶层，特别是新中间阶层之后，得出中间阶层政治消极的结论。但在20世纪初，中产阶级曾是美国进步派的主体，是当时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与推动者。李剑鸣：《大转折的时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第273页。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中产阶级对自身地位下降的不满；其次由于社会责任感而不满于财阀统治、“老板”专横、政府腐败等社会问题；而且，期望通过改革改变社会激烈冲突的局面。肖华锋：《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载《文史哲》，2001年第5期。即使在麦卡锡时代，美国知识分子在平等主义的感召下不满于群体地位低下，曾一度被认为有明显的“左翼”倾向，是政治争端的根源。有学者分析认为，社会其他阶层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往往比其对自身的评价要高，美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期望的是相对优势地位。后来，随着战后长期繁荣、对作为自由主要威胁的共产主义的反应、知识分子地位的相对改善等原因，他们的“左”倾才发生微妙的右转，趋向于保守。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社会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322页。这里，中产阶级不稳定的政治态度颇令人回味。
将历史上溯到西欧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时的产业阶层虽然具有财富的优势，但由于政治权力较少、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相对于贵族与僧侣阶层，他们只能是中间阶层。在英国宪章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中，产业阶层充当了社会运动的领导角色，与下层农民、手工业者、工人等社会力量一起，取得与上层贵族和僧侣的政治斗争胜利。在取得与之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之后，产业阶层才一跃为作为社会上层的资产阶级。
对一个理论的“证真”十分困难，然而对一个理论的“证伪”十分容易，只要找出那些理论所无法回避、也无法解释的社会事实就可以了。从上文对世界各国和地区中间阶层的讨论可以看出，“稳定器说”强调了中间阶层维护现有政治秩序的一面，并可以举出许多例证；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中找出许多例证，来证明中间阶层在当时的政治秩序中扮演不稳定的角色。在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的关系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惟一真理。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中间阶层的变数（1）
首先，中间阶层的政治作为具有时代变数，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政治作为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
上文中论及的美国中间阶层，其表现因时代不同而有明显差异。其中，米尔斯就受到他写作的那个时代的影响。那时的美国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摆脱出来，正进入一个持久的冷战时代。脱胎于战争英雄的强势权力精英，使得米尔斯成为精英论的倡导者。这种倾向直接反映在其对中间阶层的分析中，从而得出与精英论相一致的“中间阶层政治冷漠”的结论。亨廷顿在分析社会转型时，承认中间阶层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传统论断的合理性，但同时认为这种作用并非一贯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过程。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页。
“稳定器说”至少隐含着这样的前提：中间阶层已经发展成为足够强大的社会力量；中间阶层的利益期望已经得到了社会容纳。如果缺乏第一个前提，中间阶层就是无足轻重的，谈不上维护政治稳定。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如果要保持城邦稳定，“中间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如果缺乏第二个前提，中间阶层可能扮演变革甚至革命的角色。
所以，得出中间阶层维护政治稳定的结论，其分析往往是针对特定的时代背景。“稳定器说”所描述的其实是特定的社会阶层结构与历史情势下的一个静态点，而不是从中间阶层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观察得出的判断。
其次，中间阶层自身结构与处境是个变数。
由于特殊的社会情景，中间阶层在不同社会中往往存在异质性。比如，台湾的中间阶层在民主化运动之前有特有的省籍之分，这种区分导致了台湾中间阶层在政治态度上的直接分歧。大陆籍的中间阶层偏向执政党，支持体制内的改革，而本省籍的中间阶层支持政府反对势力。摘自吴乃德、林佳龙：《中产阶级与民主改革：现实与神话？——重构中产阶级与民主化的关系》，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臣流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218页。有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中间阶层结构划分的区域性特征。陈义平：《关于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论问题》，载《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在研究美国中间阶层时，有学者强调了美国社会的特殊性，其规律并不能简单引申到其他社会。Zhu Shida： 《Thoughts on American Middle Class》，载《世界经济与中国（英文版）》，1996年第4期。
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中间阶层在的不同发展阶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