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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辱电玩”的出现和流行，昭示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戾气”已经越来越浓厚。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友爱、同情和互助，而是欺辱、冷漠和仇恨。我们随意到一个政府机关或者公司企业去感受感受，对此就能够“感同身受”：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完全是目空一切、颐指气使，对下属是任意的责骂和侮辱；而处于下级地位的人则忍气吞声、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又心怀怨恨、且逐日累积。在广东发达地区某些劳动密集型的工厂里，就多次出现这样的事件：老板驱使民工如同驱使奴隶或牛马，他们剥夺民工的人身自由，甚至强迫女工脱光衣服搜身，恣意凌辱其人格尊严。在杨银波于二零零三年二月发表的《广东东升农场紧急报告》中，我们发现，所谓的“明星企业”居然是暗无天日的“动物庄园”。在东升农场中，劳动者的处境并不比《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黑奴好多少——而它显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接下来，我们在报纸上还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某些民工到了积怨已深、忍无可忍的时刻，终于拔刀杀死虐待他们的老板，用暴力去实现“正义”。当然，真正在生活中实践暴力和杀戮的人毕竟是少数。于是，更多的人便在类似于“凌辱电玩”之类的“虚拟活动”中发泄自己极度压抑的情绪。更为可怕的是，这种阴毒、残酷的情绪，已经开始渗透到处于“花季”的中小学生的心灵深处。近年来，不断出现中学生杀死同学、老师乃至自己亲身父母的惨剧。天津的一名大学生因为考试不及格面临留级的危险，害怕亲人的指责，便一口气将父母和外公外婆全部杀死，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从从容容地去投案自首。
我们不能再漠视“戾气”的弥漫了。学者赵园在《明清之季士大夫研究》一书中对明末的“戾气”有所研究。她认为，那是一个“杀机四伏”的时代，在阅读了大量的野史笔记之后，她感慨说：“你更由当时的文字读出了对残酷的陶醉——不止由野史所记围观自虐的场面，而且由野史的文字本身。那种对暴力的刻意渲染，正令人想到鲁迅所一再描述过的‘看客’的神情。这里有压抑着的肆虐、施暴的愿望。在这方面，士文化与俗文化亦常合致。你由此类文字间，察觉了看客与受虐者的相互激发，那种涕泣号呼中的快感。这里有作为大众文化品行的对‘暴力’、‘暴行’的嗜好——弱者的隐蔽着的暴力倾向。嗜杀也就嗜血。在这类书的作者，似乎惟有血色方可作为那一时代的标记，也惟血色才足以作为士人激情的符号。二十四史固是‘相斫书’，但有关明史的记述，仍有其特殊的残忍性。”
从王夫之到鲁迅，几代启蒙思想家都对“戾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的批判锋芒直指中国文化的残缺、中国统治者的专制、中国士人的沉沦以及中国百姓的麻木。鲁迅说过：“试将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相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忽然想到》）他对未来有过相当悲观的估计：“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忽然想到》）在鲁迅看来，历史不是孤立的历史，历史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账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相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这个与那个》）今天，“凌辱电玩”之类的玩意的发明和畅销，再次证实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心灵结构其实离明末并不远。科技的先进并不能带来精神的进化。鲁迅没有过时，鲁迅的批判依然具有鲜活的当下性。这究竟是鲁迅的骄傲还是鲁迅的悲哀呢？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自己的“甘地”、没有自己的“马丁·路德·金”、没有自己的“曼德拉”、没有自己的“特蕾萨修女”。
明人朱鹤龄在《获虎说》一文中写道：“今也举国之人皆若饿豺狼焉，有猛于虎者矣。”对照“凌辱电玩”的风行，我终于理解了鲁迅的忧愤和绝望。这种忧愤和绝望还将延续多久呢？这种忧愤和绝望何时才能终结呢？那一天也许还很遥远——那一天，就是“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和“特蕾萨修女”一起来到中国时刻。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最近，教育腐败的问题常常被人们谈起，教育界在社会公众中的声誉也正在直线下降。据沈阳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人们认为“风气不正”的领域中，教育界居然名列榜首！的确，从高等教育到中小学教育甚至幼儿园教育，腐败程度都堪称“各领风骚”。由于高等教育地位重要，人们对其给予较多的关注；然而，长期遭到忽视的中小学教育，其状况却更加糟糕。如果说整个教育体系像一棵大树，高等教育是高高在上、伸向蓝天的树冠，那么中小学教育就是默默无闻、扎向大地的根部。因此，中小学教育的腐败将是致命的。
据《羊城晚报》报道，浙江瑞安市五十多名中小学校长，因订购校服等涉嫌接受巨额贿赂，受到纪检部门的查处，涉案金额高达七十多万元。目前，已经有八名校长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小学校长为人师表，他们的言行将影响到学生的一生。瑞安市五十多名腐败校长，不知将伤害多少信任他们的幼小的心灵。这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家伙，在被审讯的过程中，终于道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鲍田一中校长王永标交待说：“现在校长的权力是很大的。学校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钱进了我的口袋，就等于入了学校财务的账。”塘下一中校长赵瑞林交待说：“人家送的钱，原先我是不想收的，但考虑到其他校长都收了，怕自己坚持不收会得罪了其他校长，因此就收下了。”瑞安市实验小学校长黄良藏交待说：“帮人家办事，收点礼是应该的。”看来，他们对自己的罪行以及罪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的内心连古人“师道尊严”的伦理准则都不具备。也许，他们的心里都在盘算：现在全社会都在贪污腐败，我们教育部门是清水衙门，能够贪污一点算一点吧！一次贪污之后，他们的心中不仅没有起码的“内疚感”，反而在与其他部门官员的攀比中产生深深的“失落感”。正是在这种“失落感”的支配下，他们的贪污行为才会变本加厉、越发不可收拾。
也正是在这样卑劣的思想状况下，校长们才疯狂地开始了捞钱。鲍田镇中心小学校长潘建华，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到两千年二月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钱物达二十一笔，金额共计六万八千元。他捞钱的领域可谓包罗万象，如订购校服、学校基建、学生择校、老师调动等等。可以说，只要有捞钱的机会，他就会主动抓住，然后狮子大开口，尽可能压榨出点财物来。
瑞安市五十多名校长贪污、受贿了七十多万元，与另一个“硕鼠”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原抚顺市六中校长被捕时，从其家中搜出赃款达一百一十七万元。他一个人贪污的数额就超过了五十多个同行的总和，大概有资格来“笑傲江湖”了。不过，这个校长的“笑傲”只能在监狱或者刑场上显示了。据我所知，目前教育部门并非原来大家想像的那种“清水衙门”（当然，绝大多数没有权势的普通老师的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不少官员利用基建、采购、招生等机会让自己迅速致富。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的领导们，拥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身价者比比皆是。前两年被处决的四川省某地招办主任，家中的床垫下面重重叠叠堆放了上百万元人民币的现金。假如一个中学教师的月薪是八百元，年薪则是一万元；那么，这位级别并不高的招生负责人贪污的金钱足以支付一百个教师一年的工资了。
“校服腐败”是校园腐败中最明显的一个案例。许多中小学生都拥有五六套名目繁多的“校服”，大半都是样式陈旧、质量低劣的产品。包括校服在内的一系列学生用品的采购，缺乏一套严密的规则和透明的制度，校长或者经办官员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黑箱操作自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校服腐败”不仅仅养肥了一大批硕鼠，而且直接影响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我在《温州日报》上看到这样的一则消息：当寒流袭来、气温急剧下降的时候，校方依然强迫学生们必须穿着“整齐”的校服。报纸上还有一张照片：在操场上，孩子们都冻得哆哆嗦嗦的，恨不得把脖子都缩到衣领里面去。他们不敢在校服外边罩上一件羽绒服，因为“害怕老师批评”。其实，校方的目的不过是想让孩子们时时刻刻都穿着校服，早点穿坏了一套，然后继续定购新的，为他们提供又一次贪污腐败的机会。但是，为了获得贪污腐败的机会，而必须让孩子们冻得嘴唇发乌、皮肤冰冷。这已然成为一种可怕的专制和无耻的戕害。
“校服腐败”仅仅是教育腐败的一个微小的侧面，其他类似的诸如“教材腐败”、“参考书腐败”、“基本建设腐败”等等，像白蚁一样蛀空了教育界的躯壳和灵魂。校园腐败都是从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开始的，殊不知涓涓细流能够汇集成汪洋大海。在数目上，校园腐败尽管无法与银行、税务、海关、工商、建设、政法等行业的腐败相比，但它还有更加恶劣的一面，就是对人心的败坏。如今，大中小学的校长和主管基建、后勤的官员们，日渐成为腐败分子队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许多为人师表的人物认为，孩子的钱是最好赚的，但是他们想过没有，赚完了孩子的钱，失去了孩子的心，最后教育就会完全丧失它的功效。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没有童年的“名模”
年仅十四岁、正在上初三的成都女孩张思思，最近获得了世界精英模特大赛中国区亚军。
一时间，她成为大小媒体追逐的对象。记者们在专访中形容说：“虽然张思思年龄最小，但她在舞台上的风采却不容小觑，无论是身材还是在走台步时的感觉都丝毫不逊色于其他专业模特，给人的感觉她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名模胚子。”
我在报纸上看到张思思的照片，正如记者的描述，她不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而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