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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经历了这个世纪七十年的历史，你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你目睹巨大的社会变革，你看到一些希望破灭了，另一些未曾预料到的希望出现了。你会不会说我们比本世纪初有一个“更好的出发点”，或者说在我们目前的处境里人的历险遭到决定性失败的可能性与过去一样大？
——我既说我们有所前进，我们开始走向历史的决定性时刻，就是说走向革命，又说风险与过去一样大。换句话说，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使我们比五十年或六十年前更乐观。不过，另一方面，我认为许多危险已经避免，我们毕竟以某种方式有所前进。如果你经历过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那几年，那时候我刚开始生活，你就会像我一样估量发生的变化有多么大，而且看到这些变化是令人鼓舞的。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恶永远不会得到辩解
——变化令人鼓舞，尽管有上次世界大战的千百万死者，有希特勒的集中营，有原子弹和古拉格群岛？
——是的，你别以为埃及法老不希望杀死五千万敌人！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那是因为他们做不到。今天可以这样做，这个事实本身几乎足以使人产生乐观情绪，这标志着某一方面的进步。
——这并不妨碍受害者都是些个人，而他们蒙受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
——我完全同意。从个人角度来看，忍受到的恶永远不会得到辩解。我只不过说，本世纪受害者的数字巨大也与世界人口增长有关，不必由此产生某种绝望情绪。
——你在政治上始终是诚实的吗？
——尽可能地诚实。有过一些场合，既然政治是那种样子，我可能支持一些我不太有把握的主张，不过我认为自己从未蓄意肯定与我的想法相反的见解。
——即便在有关苏联的问题上也如此？
——说到这上头，一九五四年，我第一次访问苏联回来以后，我确实撒过谎。不过“撒谎”这个词可能太重了：我写了一篇文章——而且是戈代我写完的，因为我患病，我刚在莫斯科住过医院——文章里说了苏联一些好话，其实我没那么想。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当你刚才还接受邀请在人家那儿做客，你不能一回到自己家里就把人家骂个狗血淋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当时还不太清楚怎样处理我与苏联、与我自己思想的关系。
——你第一次到苏联去的时候，是否已经知道集中营的存在？
——我已经知道，既然四年以前，我与梅洛—蓬蒂一起揭露过这件事。负责接待我的作家们拿这个跟我开玩笑，他们说：“千万别撇开我们去看集中营！”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斯大林死后集中营依然存在，尤其不知道这是古拉格群岛！那个时候西方没有人确切地知道……
——你难道不担心有一天获悉中国也有古拉格？
——人们多少已经知道一点了。你读过若望·帕斯卡利尼写的那本讲中国劳改营的书若望·帕斯卡利尼，汉名包若望，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在北京出生、长大，曾在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任翻译。五十年代因反革命罪被捕，中法建交之际作为我国政府对法国表示的友好姿态被提前释放。他到法国后与一名美国记者合作写了一本书：《毛的囚徒》，讲他本人在监狱和劳改农场的经历。该书在西方有一定影响。！我一九五五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人家带我参观几所监狱，不过这些监狱和有关的报道毫无相同之处，而我不怀疑有关报道。但是我想中国的集中营现象即便是可怕的，与苏联相比总要小得多……
——你不以为人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很不愉快的事件？
——我以为会的。所以不应该寄信仰于中国革命，也不能寄望于今天的任何一场革命。不过，再说一遍，这不妨碍你抱乐观主义。
——惟独在一个政治问题上你不顾一切保持毫不动摇的强硬态度，那就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你为这样做付出的代价是脱离你的战友们，使自己处于某种孤立境地。我认为总有许多人因为你这种独立的立场而感激你的。
——我不认为有人因此感激我。我觉得恰恰相反：两个阵营的每一方都希望我与对方破裂。但是我在双方都有朋友，我承认每一方都有正当权利。我知道我的立场纯粹是道义上的，但是正是这一类情况证明我们必须拒绝政治现实主义，因为政治现实主义导致战争。我想说，以阿冲突以及它在我感情上引起的波动，对我放弃政治现实主义是起了作用的。六八年以前我在某种程度上贯彻的也是政治现实主义。这上头，我确实与毛派有分歧。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自由必须起来反抗异化
——关于你的思想的影响，前不久我遇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使我有所体会。那一天我在蒙巴那斯塔顶上看下面的中学生游行队伍通过。一个约摸三十五岁的妇女，是塔上的工作人员，站在我身边。我们就讲起示威游行的事情。她是反对的，因为她不赞成任何反抗。她说，如果她不赞成任何反抗，那是因为她认为自己要对自己的命运负全部责任：她并非特别爱她的生活，但是她认为在她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她都有过选择，一直到她今天的境地。比如说她在十七岁上自由地选择结婚，中止了学业。她说每个人都同我一样是自由的，因此每个人都要对他的境遇负责。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她几乎一字不差地照搬若干你最有名的提法。这个妇女可能上中学的时候读过你的著作，她可能从你那里得到为她的忍让态度辩解的想法，对她你会说什么？
——我会对她说起异化。我会对她说，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需要解放自己，因此自由必须起来反抗异化。你跟她也是这么说了？
——当然，我跟她说的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她固执己见……
——既然如此，那就是她自己的事了。结局怎么样？
——这一类谈话永远是这样告终的：双方就此分手。你知道，你必须非常爱一个人才能改变他。不过我刚才想问你的是这一点：你是否觉得，正是你的思想里传播最广的那一部分，即关于自由和个人责任的概念，最能阻碍人们在政治上真正地觉醒？
——这是可能的。但是我想，当一部著作深入公众的时候，这类误会总会发生的。一个思想的最活跃、最深刻的部分，同时既是能带来最多好处的那一部分，又是能带来最多害处的那一部分，如果它没有得到正确理解的话。我确实认为一个关于自由的理论，如果它不同时解释什么叫异化，自由在何种程度上会受到摆弄，偏离正道，转过来反对它自己，这样一个理论可能会十分残酷地欺骗某一个不了解这个理论的全部内容并且相信自由是无所不在的人。不过如果人们好好读我写的东西，我不认为人们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将在电视节目里，在政治领域说明我的观点。这将是最后两三次节目的重大主题之一。不过我将用明确的、具体的例子来解释，这将不是哲学，至少这将不用哲学方式来表达。
——你以为你能说服人？
——我不知道。我将尽力而为。
——弗朗索瓦·乔治最近在《现代》上发表一篇文章，他大致是这样写的：“如果我的思想未能说服大家，想必是因为我的思想并非完全正确。”你也会说类似的话吗？
——这话说得好，大家在某个时刻都会产生这种想法。但这并不证明这种想法是对的；有些思想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叫人信服。人人都有灰心丧气的时刻。我想我在这种时刻也可能说这一类话。不过这样说既是过分抬举“大家”——既然这里要讨论的是思想是否正确而不是大家怎么想，又是接受正确思想会马上取得胜利的看法——这同样是不对的。假设苏格拉底临死前讲过这样一句话，那岂非一大笑话！他的思想影响了世界，不过是在他死后很久。
——而你呢，你觉得你的思想产生影响了吗？
——我希望我的思想将有影响。我想人们自己对于他们的思想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有过的重要性所知甚少，这种情况是件好事。
——读者写给你的信不说明一点问题吗？
——一个读者的信又能代表什么呢？况且人家现在不怎么给我写信了。有个时期，我收到许多信。现在几乎没有人给我写信。我对我收到的信也不太感兴趣了：就算有人跟我说他很爱我吧，这对我起不了大作用，这不说明什么。我曾与许多我不认识的人通信，他们给我写信，我给他们回信。总有一天关系中断了，不是他们对我某一封回信不满意，就是他们突然去忙别的事情了。这一切使我在收到一封看样子很诚恳的信的时候也不抱什么幻想。何况我收到不少疯子的来信，我不知道比如纪德这样一个作家收到的信件里，疯子来信是否占同样比例。至少对我来说，从我开始发表作品起，总有几个疯子跟在我背后。我不知道这与我写的内容有关呢，还是所有的作家都会引起疯子向他们倾吐衷情或提出要求。《恶心》发表以后，许多人说我是疯子或者说我讲的是一个疯子的故事：这足以使某些人产生与我建立联系的想法。《圣冉奈》发表以后，我也收到许多同性恋者的来信，这只是因为我讲了一个同性恋者的事，而他们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不过我跟你说，虽然我有时还能收到一些信，我对它们已不感兴趣了。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
——你是否觉得，遇事冷漠，这就是到了老年？
——我没有说我冷漠了！
——还有什么东西使你真正感兴趣？
——音乐，我已跟你说过，哲学和政治。
——但是这让你激动？
——不，不再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激动了。我把自己放在比较超脱的位子上……
——你还想补充什么？
——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需要补充一切，在另一个意义上，又什么都不需要补充了。说一切，因为相对于我们说过的话而言，还有所有剩下来的一切有待于用心发掘。不过这不是人们在一次答记者问里能够做到的事情。我每次接受记者采访都有这种感觉。在某种意义上，答记者问总不能尽如人意，因为本来你确实还有许多话要说。你在回答问题的同时会想起那些话，而那些话跟你的答复恰巧相反。不过，说清这一点之后，我想作为我七十岁上的肖像，我们这次谈话是符合实际的。
——你不至于像西蒙娜·德·波伏瓦那样，临了说你“受骗上当”了？
——不，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