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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转向法共的契机是继他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武装干预朝鲜战争之后，又反对法国发动印度支那战争，并着重指出印支战争是“毫无用处的屠杀”。很快地应邀参加多次国际论坛，充分发挥了他的演说天才。比如他响应世界和平运动的号召，正式出席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二至十九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大会，见到来自中国、越南、日本、印度等世界各国的代表。一九五三年六月萨特得知美国人卢森堡夫妇因投共以叛国罪名义被判死刑，盛怒之下，发表《患狂犬病的动物》，第一次矛头直指美国政府，控诉美国盲目反共，滥杀无辜；谴责美军轰炸鸭绿江和全面推行麦卡锡主义，以致惊动联邦调查局。幸亏被誉为“西方第一号知识分子”的萨特是出于一时义愤所为，并非代表某个共党组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的正义行为不断扩大他的声望，得到了更大的荣誉。他一再受邀出席柏林、赫尔辛基、维也纳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应邀一九五四年访问苏联，一九五五年访问中国，受到陈毅元帅接见。所到之处结识大量名人，诸如：爱伦堡、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布莱希特、卓别林、毕加索、海德格尔、卢卡奇、陶里亚蒂、莫拉维亚、西洛内、翁加雷蒂、卡洛·莱维、奈兹瓦尔。更与阿拉贡和爱尔莎·特里奥莱接触频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他竟当上法苏协会副主席，其前身是苏联之友，与共产国际有很深的联系。最让人吃惊的是他对苏联不断的赞扬，似乎那边风景独好，仅举一例：“在苏联有完全的批评自由，苏联公民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不断改善生存条件。”（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五日《解放报》）
萨特赞扬苏联人民享有民主和自由，是真心诚意的吗？按他一贯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应当说是真诚作弊：他最痛恨最反对真诚作弊，但他自己一生曾多次犯此毛病。这四年间，萨特名扬四海，声誉登峰造极，但他的真诚作弊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仅举一例：一九五三年初莫斯科公开“白衣阴谋”事件，逮捕九名医生，其中七名犹太人，声称他们招认了一九四八年谋杀日丹诺夫以及阴谋危害某些高官。但几个月后便传出那是冤假错案，他们不仅无辜，而且受到严刑逼供，完全是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一手制造的。萨特态度暧昧，终于被莫里亚克抓到了有力的把柄向他发难，义正辞严要求萨特公开表态。萨特陷于被动，非但自己避而不答或避重就轻，苍白无力，连《现代》同事战友都不得参与论战。他的霸道和傲慢使他付出沉重代价。最沉重的代价是失去多位杰出的合作者，继阿隆之后失去加缪，这次又失去艾田蒲、勒福尔、梅洛—蓬蒂。
先补充谈一下萨特与加缪从义兄友情到反目成仇。全世界同时喜欢萨特和加缪的读者几乎无不为他们的决裂感到惋惜，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作简要回顾：加缪首先在《阿尔及尔共和报》赞扬《恶心》和《墙》，作为回复，萨特在《南方手册》推荐《局外人》。他们第一次会面是在《苍蝇》总排演时，加缪走向前致意萨特，作自我介绍。从此来往频繁，萨特甚至正式请加缪担任《隔离审讯》的导演和惟一男演员，后因技术问题改变计划。加缪聘请萨特加盟《战斗报》，并派他去美国采访。投桃报李，萨特邀请加缪参加《现代》编辑委员会。他们一起出现在革命民主联盟组织的大会主席台上，更经常一起娱乐、一起吃饭、一起开玩笑，情如义兄弟。但他们的家庭出身、受教育的程度、文化背景、为人处世太不相同了，而他们从事的职业又太相同了。两人都是公认的小说家、戏剧家、思想家、杂文家、政论家、笔战家，而且都一样执著介入政治，都在第一时间干预时政。因此，立场观点方法有所不同是必然的。
事情爆发在一九五一年秋天，加缪发表散论《反抗者》。萨特读后不悦，决定《现代》不表态。但编委员大部分成员坚持表态，权衡利弊，让萨特收回成命。萨特无奈同意了，但要求《反抗者》的反对者中最不怀敌意的人出面。于是在萨特默认下，弗朗西斯·让松写出文章。但相当不客气。加缪恼火了，一气之下给萨特写了一封信，劈头尊称：“主编先生”。对萨特来说，这个称呼意味着决裂的信号，因为加缪不会不知道，萨特最忌讳这种资产阶级的礼貌称谓。再加上加缪太过表露自尊心受伤害，这不，如此重要的文章，萨特没有亲自动笔，而指使下手充当打手，太不把他放在眼里。更令萨特不悦的是，整封信充满被伤害、被侮辱的酸味儿，自恋情结溢于言表。萨特一般欢迎反驳对骂，越剧烈越好，但瞧不起这种软弱的求情。于是萨特公开答复，题为《答复阿尔贝·加缪》。凡读过这封长信的人都记得精彩的开头：“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来之不易，我将会惋惜您今天断绝友谊，或许是该断绝了。”《境况种种》之四，第九○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四年。接着毫不留情地指出，加缪的虚荣心被伤害是因为知识浅薄，哲学外行，草率运用第二手资料和观点，又怕别人点破百出漏洞。萨特进而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妄自尊大、装腔作势、自命不凡、虚荣自夸、智力平庸、哲学毫无建树。骂得加缪晕头转向。实在太刻薄、太损人，充分暴露萨特家长式的学霸傲慢，完全忘记自己口口声声宣扬的社会主义民主。
即便论高下，两人各有千秋，萨特不一定绝对占优势：小说平分秋色，也许喜欢加缪小说的人更多一些；萨特戏剧思想深刻、内容丰富，但技巧不如加缪。萨特是地道的哲学思想家，有一套自己的系统，自己的本体论，在理论上、命题上自成体系，而且带有一套自己的体系术语。但不能说加缪没有思想，虽然在功底上、在体系上与萨特相比差几个等级，但他更多从实践中总结体验并使之升华，更接近大众哲学，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比如《西西弗神话》世人皆知皆懂，都能说出个道道。而萨特的哲学思想直到今天对世人来说仍是一头雾水，惟有专家才说得清一二，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然而当时两人的行为方式不同，政治思想分歧太大。各举一例：梅洛—蓬蒂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瑜伽信奉者与无产者》。聚会时，出身贫寒的加缪发难，认为该文嘲笑无产者。梅洛—蓬蒂竭力为自己辩护，并得到萨特的支持。加缪大怒，拂袖砰门而去，萨特和博斯特赶紧冲出去追他，苦苦挽留，但加缪仍拒绝回来。后来经人调解，事隔三月才重归于好。在政治上，加缪比萨特更偏激、更极端，比如对待斯大林主义，萨特认为不可一概否认和一棍子打死，要揭露、要批判，但有些事情还得与苏共法共联合起来做。而加缪坚持认为斯大林主义等于法西斯主义，只有斗争和打倒。关于如何对待阿尔及利亚问题，分歧更大，众所周知，不必细说。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萨特决不含糊，决不讲情面，与加缪决裂是迟早的事情。所以也不能全怪萨特，尽管同情加缪的人一直占多数。再说，一九六○年初加缪车祸身亡，萨特立即在《法兰西观察家》（一月七日）发表悼念文章，写得相当得体，漂亮的文字把深情厚谊涵在哲理中。
现在回到他与《现代》同仁艾田蒲和勒福尔所发生的冲突。艾田蒲是《现代》文学专栏的负责人，于一九五三年二月收到主编的一封亲笔信，训斥他专栏文章的一句话：“我宁可不跟斯大林纳粹打交道，而跟真正的坏蛋、露骨的坏蛋、纯粹的纳粹打交道。”萨特指出：“换句话说，一言以蔽之，您宁可要希特勒分子而不要共产党分子。那天您曾问我，合作者的自由是否有限制。我回答错了，是有一个限制的。您让我发现您超越了限制，所以我认为，您的文章就是您想改换门庭的通知。”一向主张思想绝对自由的萨特，因一句话不合他的心意就把著名学者、散文家艾田蒲炒了鱿鱼。跟勒福尔的争论更加严重，更加复杂、剧烈。一九五三年四月号《现代》同时登载勒福尔的《马克思主义与萨特》和萨特的《答复勒福尔》。勒福尔是《现代》的主要合作者之一，曾代表一批拥护萨特的知识分子。他明确指出：“萨特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萨特两次错位：一九四五年大部分知识分子追随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却保持距离；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大部分知识分子远离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却紧追不舍。
第一部分：序萨特名扬四海但损失惨重
至于梅洛—蓬蒂与萨特分手，对两者来说都是最为可惜、最为痛苦的。他们是高师的同学，又同时专攻现象学，虽然门道和路子不同，却志同道合地走到一起创办《现代》。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二年，他们是《现代》第一和第二号人物，共同主持和分担社论撰写。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洛—蓬蒂无法忍受萨特太过靠近斯大林主义，因为他一向认为斯大林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共产极权专制主义。一九五五年出版他的专著《辩证法的奇遇》，其中《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专题仔细深入分析了萨特与共产主义现象的关系，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能既是自由作家又是共产党人，抑或既是共产党人又是反对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对立的统一，不能以在两个对立面之间疲于奔命的来往将之代替。”这一具有先见之明的劝告，事隔十八个月苏联坦克踏平匈牙利之后，才对萨特产生了效应，两个老朋友再次和好。
总之，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这四个春秋，萨特名扬四海，踌躇满志，但损失惨重，授人以柄，永远让人揭伤疤。
幸好，这四年之初他的文学成就给他留下立于不败之地的空间。一九五二年夏，以《让—冉奈作品全集》序言形式出版的《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竟是一部单独的“大砖头”，长达六九○页的研究冉奈专著。这头“怪兽”令人惊讶之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作者借题发挥之作。经过许多专家的研究才明白这确是一本奇书，很难以传统的分类法将它定为何种类型：首先是一部哲学散论，界于《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之间，是运用存在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阐明萨特思想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次是一部文学评论，介于评论波德莱尔和福楼拜之间，或者说修正论波德莱尔之不足，即把诗人与其著作分开研究，而这次则把作者与其作品作为整体来研究，详细阐述两者的辩证关系，即作者创造作品和作品创造作者的辩证关系。顺便说一句，这种批评方法，后来被誉为新批评的一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