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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德国占领时期，当我参加一个有共产党人在内的抵抗组织的时候，这就开始成为问题了。后来，在战后，我为写一部伦理学做了满满十来本笔记：这些笔记的内容正是与马克思主义展开一场辩论。我很遗憾把笔记本都丢失了。
——你今天还像你在一九五七年说过的那样，坚持存在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自主性？
——是的，完全如此。
——也就是说你接受存在主义者的标签？
——这个名词很没意思。而且你知道不是我自己选上它的：人家硬把它贴在我身上，我就接受了。但是现在谁也不管我叫“存在主义者”了，除非在教科书里，在那里它什么也说明不了。
——反正是个标签，你更喜欢“存在主义者”的标签，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
——如果非有个标签不可，我宁可要存在主义者。
——存在主义没有经历掌权的考验。今天许多人说，马克思主义在变成一个政权——苏联政权——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便显示了它作为权力思想的深刻本质。你怎么看？
——这是对的，因为我想，虽然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偏离了方向，它本身毕竟还是存在于苏联制度中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被二十世纪的一种独裁制度用来作掩护的一种十九世纪德国或英国哲学。我想马克思主义正是处于苏联制度的核心，它没有被这个制度篡改本质。
——但是你也认为苏联制度是个彻底失败。这难道不抵消你一九五七年说过的话：“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
——我想马克思主义有些主要方面是站得住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苏联人吸取的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权力成分。作为权力哲学，我想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已经充分表演过了。我认为，像我在《造反有理》里曾说过的那样，今天需要的是另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应该顾及马克思主义，以便能超越它，扬弃它，重新捡起它，把它包容在自己身上。为了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必要条件。
我以为自己与今天其他许多从事思考的人一起为这个超越指出了道路。我现在很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我年事已高，无能为力了。我的全部希望是有别的人接替我的工作。比如说我希望彼埃尔·维克多去做这项他愿意完成的既是知识分子的又是活动家的工作。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人们不需要让别人钦佩
——你在彼埃尔·维克多身上看到这项工作取得成功的最大可能？
——是的。在所有我认识的人里头，惟有他在这方面使我完全满意。
——你赏识他的，似乎是他的抱负的彻底性。你在吉亚柯梅蒂吉亚柯梅蒂（1901—1966），瑞士画家、雕刻家。身上赏识的也是这一点？
——是的，也是这一点。尼赞没有同样彻底的抱负。党使他不能走到底。如果他没有死，可能他会达到同样彻底的程度，既然照他的说法，党出卖了他。
——实际上，你给予完全器重的人都是一些，用十九世纪的话来说，怀有“对绝对之渴求”的人？
——是的，当然。我器重那些要求一切的人。我自己也要求一切。自然人们不会达到一切，但是必须要求一切。
——在你的同时代人中间，你有没有对别的人也同样予以完全的器重？比如你在一九六○年曾公开声明你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器重和友谊。
——是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当我们抗议囚禁巴第亚的时候，他不理睬我们。他对我们很粗暴，我们对他没有那么粗暴，因为我在心底对于我过去认识的那个人还有点友情。我喜欢过他，这种事不常见，我曾经很喜欢他。
——还有别的人吗？
——毛。我给予毛以完全的器重，至少一直到前几年。我不太理解“文化大革命”，并非我反对它，一点也不，而是因为我弄不清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这在事实上也是不清楚的。
我的余年还愿意去几个地方旅行，其中有中国。我在它的历史的一个瞬间，在一九五五年，去过这个国家。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很乐意现在重新见到它，我想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理解它。
——钦佩是不是一种为你熟悉的感情？
——不，我谁也不钦佩，我也不喜欢人家钦佩我。人们不需要让别人钦佩：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重要的是他们做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你跟我说过你钦佩雨果……
——不怎么样。我说不清对雨果到底怀有什么样的感情。他身上有许多东西应受到责备，另一些东西却是非常美的。这种感情混杂不清，为了摆脱困境我就说我钦佩他。不过，实际上，我并不钦佩他甚于钦佩别的人。不，钦佩这种感情意味着人们不如他们钦佩的那个人。而你知道，按照我的看法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用不着钦佩。器重，这才是人们可以要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的真正的感情。
——甚于爱？
——不，爱与器重，这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方面，是与别人的同一个关系。这不等于说器重是为爱所绝对必需的，也不是说爱是为器重所绝对必需的。但是当人们具备两者的时候，人们就有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真正态度。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当主观被完全发现的时候我们将能达到这个境界。
——但是你怎样对自己解释你在友谊上有始无终，而在爱情关系上却始终不渝？
——我并非在友谊上有始无终。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对我来说友谊不如爱情那么重要，你为什么说我有始无终？
——我想到加缪，举例说吧。
——但是我从未反对过他。我反对的是他寄给《现代》的那篇文章，他在那篇文章里管我叫“社长先生”，对弗朗西斯·詹松的文章见一九五二年八月《现代》第八十二期。——原注提出一些荒谬绝伦的看法。他可以反驳詹松，但是不应该以那种方式——使我发火的是他那篇文章。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与女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以后你们决裂了，这没有使你感到难受吗？
——没有，没有真正感到难受。那时候我们见面的次数已经少得多了，最后几年里，我们每次见面他都要骂我一顿——我做了这桩事，我做了那件事，我写了几句他不喜欢的话，总之他把我臭骂一通。还没有到决裂的地步，不过已经不那么愉快了。加缪变得很厉害。一开始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大作家，他是个活宝，我们在一块儿很开心：他讲话不避粗野的字眼儿，我也和他一样，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女人的下流话，他妻子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听了装出大为反感的样子。两三年间，我与他的关系真的很好。我们在知识领域不能谈得很深，因为他容易受惊；实际上他有一面是阿尔及利亚的小流氓，很无赖，很逗乐。他可能是最后一个好朋友。
——有许多人后来脱离你的生活圈子，这里头主要是男人。
——也有许多女人后来脱离我的生活圈子。有的由于死亡，另一些人则别有原因。不过，总的来说，我不认为自己在友谊上比别人更没有常性。比如我与博斯特的关系几乎同我与海狸的关系一样老。我们过去称之为“自家人”的那些人，我现在几乎还和他们都见面……比如布庸布庸，萨特的朋友，办《现代》杂志的伙伴。，他是三十五年的朋友……
然而我与吉亚柯梅蒂的关系却有个奇怪的结局；是个误会，我不太明白究竟，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他也是，他死前不久曾以某种方式转过来反对我，我以为这是他那方面的误会。
——许多人奇怪你竟然长期用约翰·考这样一个人当秘书，因为约翰·考后来变成这个样子。
——听着，约翰·考的演变与我毫无关系。
——回过来谈女人吧……
——我与女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因为狭义的性关系更容易使主观和客观一起被给予。与一个女人的关系，即便你不和她睡觉，也比与一个男人的关系要丰富——如果你和她睡过觉，或者你本可以这样做，那么你与她的关系就更加丰富了。首先有一种语汇，不是语言，而是手的语汇，面部表情的语汇。我且不说狭义的性语汇。至于语言本身，当你在一种爱情关系里使用它的时候，它便发自心灵最深处，发自性器官。人们与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便把他们自己整个儿都交出来了。
——自从我认识你以来，另有一件事也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你提到自己的朋友，往往毫不留情……
——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也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对我自己同样可以毫不留情。
——如果人家对你不留情面，你又会怎么想呢？
——人家指责我，大体上总是因为我没有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底。我这一生当然犯过许多错误，或大或小，原因不同，但是每次我犯错误，事情的本质总在于我做得不够彻底。
——反过来，认识你的人一般都认为你的主要优点之一是没有自我陶醉心理。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我想我没有自我陶醉心理是一件好事，我的行为确实像一个没有这种心理的人。不过这不等于说这个看法完全正确。按照我的看法，自我陶醉是某种自我欣赏、自我爱怜的方式，是人们要在自己做的事情中找到自己为自己想像的那个样子的一种方式，简单说，这是一种与自我发生的经常关系，而这里的自我不尽然是那个在说话、思想、做梦、行动的积极的自我，毋宁说是以那个积极的自我为基础制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说我完全排除自我陶醉心理了。我致力于取消这种心理，有一些时候我完全不存这种心理。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谈论某些与我有关的事情，因此我本可以自我陶醉，但是实际上我想的是怎样尽可能好地回答你的问题，因此我没有自我陶醉。不过换一个时候这种心理会回来的：从其他人看待我的方式可以产生自我陶醉心理，与我在一起的某个人说的一句话也可以引起我的这种倾向。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从不觉得自己有罪
——难道你不认为，做一个幸福的人，有一项条件是要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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