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本身便是一种快乐，你获得了自由的生活，便不要在乎平常人的快乐了。
这个世界已经开始讲理了，不会将非主流人士送上十字架，以火焚之。众叛亲离又算得了什么呢，至于被骂作“流氓”、神经病，不正是一种褒奖吗？
选择了一种叛逆的人生，便注定孤苦，也注定了另一种幸福。
（北京话题之七）侃爷与“侃文化”
北京的侃爷是一种危险。
作为旅行者在北京参与聚会的时候，我便遇到过一些侃爷。这是一种极易被误归于大师行列的人。他们在客厅里或在餐桌上谈论某一领域，旁征博引，才华横溢，出语惊人。即使是博识的人，往往也会听到目瞪口呆，我更是愧疚于自己的才疏学浅，忙着回家苦心读书去了。
待迁居北京之后，即使深居简出的我，也更多地遇到一些北京侃爷。一次聚会，如果没有侃爷出场，便显得冷清。侃爷之多，出人意料。
由旅行者的隔岸观火，到居于同一城市的雾里看花，北京侃爷的另一个特点便显示出来：眼高手低，指点江山的时候让人误以为大师出世，但到让其自己做点事情，又出手拙劣。侃哲学的，自己却写不出像样的论文，更不要说专著；侃电影的，编导出的只是末流的肥皂剧；侃文学的，一篇千把字的散文也弄得艰涩；至于专侃人类精神建设的，却全部身心投入市场经济的小本生意，侃便成为一种精神自慰，告诉自己和他人：“我毕竟曾是个玩文化的。”
侃爷们最需要的是听众，他们热衷于聚会，人多的地方是他们的乐园，其个体价值得以发扬的场所。
我于是视侃为半瓶醋的浅薄的小知识分子的抖书袋、自我炫耀，不足挂齿的。但是，我很快发现自己错了，侃爷们的侃已逐渐演绎成一种时尚的“侃文化”。
侃文化中，许多肚子里有真货的人也加入侃的行列，不侃的人已经很少了。侃成为一种风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像艾滋病一样蔓延开来。快餐式的侃文化以各种方式受到推崇，其毒害之深，以我所处的圈子所能见到的，莫过于对学者与学术的侵扰。至于大众传媒，本身便以侃为乐事，我们自然无权责怪其普遍缺少思想与责任。
至少在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判断标准：真正能干的，往往不屑于说。但是，计算机改变了人类生活，在这个信息时代里，酒好也怕巷子深，传统的美德标准都面临重建。今天世界的运行规则，以钞票和商品流通的法则为法则，侃作为一种广告，理直气壮地要求我们对其表示尊重。
理想主义者痛心疾首：人类需要的，是行动者，而不是说话者。但说话者的魅力远大于行动者。行动者的价值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被察知和认可，而说话者以音速将自己作为商品推销，完成着名利的搏取。
几乎被这个时代公认的一条定理是：真正的智者，是既能说又能干的。只干不说与只说不干，都陈腐了。于是，侃爷的技术便有发扬光大的可能，虽然需要必要的嫁接。
阿德勒也好，霍妮也罢，谈论人生的追求，均强调了对优越感、光荣感的获取。人们于是有理由担心，如果我们能够在侃中获得优越感与光荣感，是否还会脚踏实地去治学。这担心其实是多余的，侃毕竟侃不出真正的成果，便也无法获得经济利益与功名，只有小侃爷才会满足于此。
只能侃不能干的侃爷是小侃，又能侃又能干的侃爷是大侃；沙龙里的侃爷是学徒工，善于利用传媒的侃爷才是真正的成功者。
任何一个深受古典人文精神影响的学者，都难免为承认这一时代特色而感到痛苦，学者一向是最排斥侃的，蔑视鼓噪。但是，我们今天又能找到几个远离时尚的学者呢？那样的学者已经被时尚封到禁宫里了。是时尚杀害了学者，还是学者抗不住时尚的诱惑，亦或我们真的需要一种“时尚”的学术？确实难以做出孰是孰非的简单评定。学者参与侃爷阵营，取悦传媒，归根到底是取悦流行文化。
于是真正的危险昭然若揭了：当我们承认“说”的重要后，“干”是否会因此大打折扣，我们将支出多少本应属于“干”的精力去“说”，或者，我们是否会为了更便于“说”，能够更好地“说”，而使我们的“干”有所取向与偏转？翻一翻近年流行的一些学者的著述，少见学者应有的个人独立思考与见地，堆砌足以在大众中走红的文字，其取悦流行文化的走势已令人十分痛心了。当学术著作成为畅销读物的时候，学者往往已经死了。
我们热衷于引进的一些所谓西方学术著作，是否真是那边的人类精神精品呢，亦或仅仅是一种更早成熟了的侃文化下的产物，稍读过几本真正学术著作的人心里都会有数。这亦难怪，侃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出版家们，自然会对同道投以青睐了。
侃文化的特点，注定只能是浅薄。
再过一百年，在人这一物种中是否还能找到真正的思想家和理想主义者？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哪里有能够扭转乾坤的巨手呢？人文科学的未来，真是想都不敢想了。
又想到我自己写作的书，其中绝大多数不也是在取悦流行文化吗？如此看来，上面这一千多字，不正是一种侃吗？一方面在流行中贩卖着自己，另一方面又以这篇关于侃的文字炫耀着自己一息尚存的精神追求，我不正是典型的时代病患者吗？
侃成为文化之际，有多少人能逃脱其网呢？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侃！
（北京话题之八）隐居郊区
母亲到我位于北京郊外新购的居所，只住了两天，连六十多岁的老人也耐不住寂寞了。“荒郊野地，没有电话，没有邻居，与世隔绝！”她第三天便回了天津。
我从窗户向外看，如果能同时看到两个以上的人影，便算得繁华。通常所见，只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和偶尔赶着羊群经过的农民。春天，农民们在田地里施了粪肥，早晨开窗的时候，便会有混杂着土地香气的粪味，飘到我的房间里。
这确实是一套宽大的居室，我称之为小康加享受型的。四室两厅的复式建筑，连阳台、露台算在一起，150多平方米。
这样的住宅，如果是在城里，注定永远与我这样的小文人无缘。而在郊区，用了在城里连一套一居室都买不下来的价钱，便到手了。
因为是新建的小区，住户寥寥，所以一直未通电话，曾使我深感不便。久了，却体会到许多优点。有电话的时候，电话随时都会打进来，不论你是否想接这个人的电话，也不论你正在做着什么，电话铃声十分霸道，仿佛有权利随时将另一个人塞进你的生活。而乡下没有电话的时光，可以选择自己最方便的时候，找个公用电话回复那些必需回复的传呼。
电话带来的感觉便成为郊区生活的缩影或寓言，远离人群，但又可以在自己需要的时候，随时与他人进行沟通。
两年前系统地读了一批哲学家的传记，很喜欢笛卡尔的那种隐居生活。幻想自己也有那样一处与世隔绝的居所，沉入无干扰的思想之中。但又清楚，信息时代的隐居者，绝不可能像几个世纪之前的思想者那样进行完全封闭的思考。我们今天所有的新思想，都是在人类日新月异的智慧成果之外延伸。即使是伟大的昆虫学家法布尔，在今天的世界中恐怕也难以仅在自己郊外的那座荒园里便产生传世的洋洋十卷《昆虫记》了。绝对的闭门锁居，思考的成果注定落后。
而我今天的郊区生活，是最典范的现代隐居者的生活。与外面繁华的世界很远又很近，远到探访者需要格外的勇气，近到只需要一个小时便可以进入中国的文化大都市。每个星期一，我会搭上郊区公共汽车，进城。所有的外界交往，都安排在这一天。其余时间，躲在郊外的大房子里，看书、玄想、写作。人届三十，我终于过上了自己喜欢的生活，与文化都市近在咫尺，随时可以融入其间，但更多地离群索居，享受着乡村的纯净空气与静谧时光。
住在郊区，与夜生活无缘了，好在这并非我的向往，在过去三十年的人生中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夜生活”；住在郊区，少了许多见朋友、参加各类活动的机会，而我一向是喜欢独处，极少参与聚会的。隐居地区，对我而言并不较城里的生活多了哪些改变或不便。
郊区的生活实则是一种生命状态，需要安然怡静的心态。单纯地理意义上的介入，并不意味着隐居。而真的隐居者，不一定需要郊区的地理位置，有了郊区的地理位置，不一定能做到远离嘈杂。想自己过去几年的生活，虽处闹市，实则是在一点点远离繁华的，有了这积淀，才可以进入今天精神与肉体的双重隐居。
空间意义上的郊区，变成精神生活的远离浮躁与时尚，便也赋予郊区生活某种文化意义，用时髦的词汇，是“后现代主义”的生存方式。
住在郊区是一种场，可以不被嘈杂的世界所诱惑，在古典的心境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此时，我会觉得自己距离古人很近，虽然用着386电脑和抽水马桶。
每周进城的日子，我完全融入繁杂之中，但当坐着巴士从城里回来时，将城市抛在身后，也将现代生活抛在身后。迈进居室的瞬间，便完全换成一种隐居的心态了。
三十岁生日那天，定做已久的宽大的写字台送来了，于是，我终于完全实现了关于书房的多年的梦想：直通屋顶的整整一面墙的书架，将近两米长的特大字台，铺满房间的、随时可以躺在上面小憩的地毯，以及书房外面二十多平方米的露台，可做延伸了的散步与休闲。
郊区的住宅还适合修养精神的创伤与苦痛。时时感到自己作为一个边缘人的孤独，而退回乡下，便也逃入了港湾。有满室的藏书，有永远的爱人，作为一个深知生命脆弱与无奈的个体，我还能有什么更多的贪求呢？
在这个一切都快起来的时代，我们的精神需要一些疗养。
乡村的时光，流淌得似乎都慢了。
第二编 生命寻找位置
在天津生活的时候，也反复地考虑过一生工作的方向问题，但到北京后，才对寻找自己的位置，以及位置本身的意义有深刻的领悟。
北京是个精英集聚的城市，想有一种真正成功的人生，你就必须选准属于自己的座标。你在这个座标上将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做出最大的成绩。但这仅是通常大众都会去寻找的位置，而更深刻的位置意义则在于，这座标是惟你独有的，只属于你自己的，而不应该是重复别人的。你做这件事情，比任何人做都更适合。
寻找独特位置对于人生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获取名誉、地位，甚至成功。确实常见为了名利找“冷门”、“偏门”的人士，但如果只为个人的利益，没有一种对个体生命与人类整体命运的忧患，哪里是能够放弃生活的众多乐趣，投入全部的身心，从而取得真正的大成就呢？
寻找位置的价值在于：你这一生是否活得有自己的意义，是否空走一趟，是否在重复、复制别人。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