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人心弦，仅此而已。
楚平王杀害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屠与哥哥伍尚，伍子胥借助于吴国的力量为自己复仇，无所不用其极。
伍子胥逃离楚国五年后，楚平王已经谢世，伍子胥掘坟鞭尸，以泄其愤。这一点《史记》写得很精彩：
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伍子胥的朋友兼政敌申包胥不同意伍子胥的复仇之举，提出好意的规劝，然而伍子胥丝毫听不进去：伍子胥像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虽知自己所作所为背天逆理，但伍子胥还是要倒行逆施。复仇，已经成为他心中惟一的、最高的理念，其余的，已经无所顾忌。这种为复仇而复仇的作法，成为武侠精神之滥觞，后来被广为演绎发扬，变为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支脉。所谓“有仇不报非君子”，是之谓也。当然，也存在相反的文化支脉，那就是“怨怨相报何时了”。二者常常被搅拌到一起，构成戏剧冲突。作为政治家，伍子胥不乏闪光之处，但作为复仇者，伍子胥实在是乏善可陈。因为私仇而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是匪夷所思。申包胥的见地倒是入木三分，可惜伍子胥未予采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伍屠是为小人谗言所害，伍子胥替父报仇，到头来自己重蹈覆辙，亦死于小人口舌：
吴太宰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
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吴王听信太宰谗言，赐伍子胥死。
伍子胥的后代没有伍子胥那样刚烈执著，终未续演父辈的复仇悲剧。
第七部分第六十二章 变法者之命运
中国的政治向来保守僵硬，缺乏变通。古往今来，变法者绝大多数没有好结局。商鞅早早地立下了标范。后来的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不过是步商鞅之后尘。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变法。
商鞅变法不乏残暴不仁的一面，但更有推动促进生产发展的一面。经变法，秦国日强，最终称霸，这是不争的事实。商鞅功不可没，然而结局却是被五马分尸，极其惨烈。有此先例，谁还敢言“变法”？
商鞅的悲剧自有其自身原因，比如他不听赵良劝告，刚愎自用，对反对势力的反扑估计不足等。但从一般的视角看，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惰性作梗。中国人对旧利益格局的固守意识过于强烈亢进，要改变之，谈何容易。既得利益者永远固守自己的城池，不愿做分毫让步，经年累月，顽固势力就难于撼动了。商鞅变法之后，中国再也未发生像样的变法，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社会变革，原因就在于惰性过强。与世界各国做横向比较，一目了然，不用说泰西诸国自文艺复兴之后变革不断，就是中国近邻日本，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实质性变革，一步步富强起来。在中国，提出实质性变革者必遭诛杀，无有一人能够逃此厄运。这是中国两千年止步不前、落于人后的根本原因。
秦孝公死后，商鞅的政敌公子虔等立即“告发”商鞅“造反”。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印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史记·商君列传第八》商鞅最终死于自己制定的法令之下，死于他自认为给予了足够恩惠的百姓发出的驱逐令。几乎达到天怨人怒的地步，商鞅纵有百腿无以逃脱，纵有百嘴难以自辩了。
绝不能简单地把这看作是商鞅个人的悲剧，其实是变法的悲剧，是变法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中国人拒绝变法，但“变”是宇宙法则，不可能完全排斥“变”，于是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在中国，不变则已，一旦变就是天翻地覆、扭转乾坤的改朝换代的大变，而这种大变看似轰轰烈烈，实则与社会进步、文明繁衍风马牛不相及，有时，社会与文明非但没有通过这种“变”前进，反而倒退。渐渐地不免形成这样一个奇怪的规律：中国人宁可容忍在大变中粉碎一切文明、打乱一切秩序，而接受不了在小变中保持规矩与传统。权力潜规则第六十三章合纵与连横战国时代贯穿着合纵与连横之争。合纵与连横之争的焦点在于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地方分权的，还是大一统的；是封建制的，还是皇权制的。最终的结果是连横胜，而合纵败。这是否说明主张连横的张仪比主张合纵的苏秦高明呢？否。不能说秦吞并六国是张仪政治路线的胜利，更不能说秦统一中国是连横派的胜利。实际情况是，在合纵派与连横派斗争开始的时刻，胜负就已经被注定了。缺乏团结基因的中国人绝对不可能在合纵的旗帜下统一起来，维持已经形成的政治格局。在中国，一强多弱的政治格局是维持不长的。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分”与“合”的斗争中，永远是“合”占据主导地位，“分”不过是插曲而已。合纵家苏秦之口不可谓不犀利，才华不可谓不耀眼。他被拜六国相，充分证明了他的盖世奇才。
他先游说燕国燕文侯：与秦国作战是在千里以外作战，与赵国作战是在百里以内作战，不忧患百里以内的敌人却重视千里以外的敌人，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燕文侯心悦诚服地说：予言则可，然吾国小，西迫强赵，南近齐，齐、赵疆国也。子必欲合纵以安燕，寡人请以国从。《史记·苏秦列传第九》《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的苏秦合纵战略苏秦次到赵国，向赵国讲述联合御秦的道理。赵王同样心悦诚服：
寡人年少，立国日浅，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诸侯，寡人敬以国从。《史记·苏秦列传第九》苏秦三抵韩国，夸奖韩国剑戟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激得韩王“勃然作色，攘臂嗔目，按剑仰天太息曰”：
寡人虽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昭以赵王之教，敬奉社稷以从。《史记·苏秦列传第九》苏秦四达魏国，仍施以激将法，魏王说：
寡人不肖，未尝得闻明教。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敬以国从。《史记·苏秦列传第九》苏秦五去齐国，见齐宣王。夸奖齐国“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说得齐宣王诺诺：
寡人不敏，僻远守海，穷道东境之国也，未尝得闻余教。今足下以赵王诏诏之，敬以国从。《史记·苏秦列传第九》苏秦最后说服楚王，楚王同样愿意“谨奉社稷以从”。
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史记·苏秦列传第九》以苏秦之才，仅仅维持了15年合纵的政治局面，旋即转为钩心斗角，六国相争了，苏秦本人也死于非命。
张仪与苏秦相反，主张连横，完全出于偶然，就像辩论比赛，一方选择了正方，另一个人就只有选择反方，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一开始，苏秦是准备连横的，未果，不得已改为了合纵；张仪恰恰是准备合纵的，由于受到苏秦的慢待，不得已走上了连横之路。他们同是鬼谷子的学生，站在不同的政治阵线上，却并不对立，一切都为了扬名立业，为此而不择手段。
所以，司马迁鄙夷地说他们“此二人真倾危之士哉”。
中国若是选择地方分权与自制的封建制，早在最初的诸侯国并立的时候，就应该订立规则，共同遵守，和平共处。到已经互相倾轧，只剩下七个诸侯国的时候再“合纵”，为时晚矣。权力潜规则第六十四章白起坑杀降卒白起是中国历史上战绩最丰的战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攻城掠地，无计其数，为秦始皇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白起之残忍，也少有能与之比肩者。白起与赵括之间的战争最为有名：
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列传第十三》白起竟然残酷地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之众！真是杀人不眨眼。读这段历史，如吞苍蝇，如吃黄连，万箭钻心。这是中国战争史上最为耻辱的一页，是一个最为恶劣的先例与最不可饶恕的罪愆，这一恶行使战争完全摆脱了最起码的人道之束缚，使战争成为脱缰之野马，成为无规则之游戏。战争中可以随意屠戮，为赢得战争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生命不过是战争的一个小小筹码，其存其亡，听从于战争主宰者的意志。
这样，战争就可以高踞于人类一切文明与契约之上，无所顾忌，肆意胡为。长平之战示意图早在白起与赵括战争之前，“不杀降卒”就已经成为兵家的共识与定规，被广泛地执行。尽量少行屠戮，是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点甚至在世界上也是通行的。战争中，只杀具有作战能力的敌人，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通则。否则，战争随时有可能扩大为漫无边际的杀戮与毁灭。周武王就是依靠执行包括“不杀降卒”在内的种种仁义政策笼络人心，以三千士兵而摧城拔寨，彻底结束了殷纣统治的。周武王非但不杀降卒，而且“优待俘虏”，视原来的阶级而加以任用，有的甚至封为诸侯王。一俟敌对方的武装被完全彻底地消灭或瓦解，杀人及其他破坏活动即告结束。
白起打破了这一战争通则，把战争变为了随心所欲的大屠杀、大破坏、大毁灭。战争因此而由手段变为目的，成为难以控制的潘多拉魔盒。其罪孽深重，无以言喻，所以白起被赐死之前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大批坑杀降卒始于白起，其后效法者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