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使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护军。约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王恢、李息、李广别从代主击其辎重。于是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行掠卤，徒见畜牧于野，不见一人。单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问尉史。尉史曰：“汉兵数十万伏马邑下。”单于顾谓左右曰：“几为汉所卖！”乃引兵还。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言单于已引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罢。王恢等兵三万，闻单于不与汉合，度往击辎重，必与单于精兵战，汉兵势必败，则以便宜罢兵，皆无功。《史记·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广像如果尉史不叛变，很有可能一举消灭匈奴主力，使其再不敢小觑汉。然而，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葬送在尉史之手，他把汉军的军事机密全盘托出。而皇帝却逼死了并不负有失败责任的王恢。如此赏罚不明，如何激励人心，保家卫国？例证之二：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这又是一次消灭匈奴的绝好时机，由于李广得不到皇帝的信任，又与大将军卫青不和，终于坐失良机。李广被迫自杀。李广死，军士无不痛哭，而匈奴无不弹冠相庆。例证之三：
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李陵降匈奴，令皇帝气愤，情理之中，然而“族陵母妻子”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如此，不仅断了李氏血脉，而且寒了将士之心。
第九部分第八十三章 “土崩瓦解”论
司马迁记述了赵人徐乐给汉武帝的上书。上书中提出了“土崩瓦解”之说，即帝王不患“瓦解”而患“土崩”的高论。解决处理“瓦解”不难，而一旦出现“土崩”，事情就难办了。徐乐上书是这样阐释其理论的：
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恶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有大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得旋踵而身为禽矣，吴、楚、齐、赵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哉？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也，贤主所留意而深察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河西之战示意图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大篇幅地转引徐乐上书，清楚无误地表明，司马迁也是同意其理论的。他与徐乐一样怀有对汉武帝穷兵黩武、刻薄寡恩的丝丝隐忧。
土崩指民变
或曰农民暴动。在平息吴楚七国之乱不久的情况下，徐乐独具慧眼，把民变（而非“诸侯王之变”）视为撼动江山的首要因素，确实是见解独到，入木三分。后来，这一论点逐渐纳入正统，为历代帝王所重视。
治民术与治臣术不同，统治者防“土崩”与防“瓦解”所采用的手段与策略自然也是不同的。前者多采用愚民政策辅以高压控制，不许百姓乱说乱动，否则毫不客气地予以镇压；后者也用镇压的办法，但更多的是施展“法术势”，反间挑拨，怀柔拉拢，不战屈人。汉武帝深谙其中三昧，所以阅过徐乐等人的上书之后连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汉武帝选择儒家作为统治术，恐怕也有防止“土崩瓦解”的用意在其中。特别是“土崩”重于“瓦解”的思路一定给予了他极大的刺激与启迪，使他于太平中感受到了危机。
第九部分第八十四章 华夏文明圈
“华夏文明圈”与“大一统中国”是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古代的“华夏文明圈”国家，有的属于属国或藩国（如西藏），有的属于征伐的附属国（如朝鲜），有的成为名正言顺的版图国（如南越从公元十世纪起独立成国）……
“华夏文明圈”不是十分确定的概念，成吉思汗与乾隆时版图最大（远远大于现在）。成吉思汗时的帝国，后来至少分化成了数十个国家。
《史记》中共有五篇是专门写华夏文明圈中原之外的地域，分别是：
《匈奴列传第五十》《南越列传第五十三》《东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显然，司马迁是把以上所涉及的领域全部当作“大一统中国”来理解的。在司马迁头脑里并没有中原与夷蛮之分，换言之，并没有蔑视或轻视落后地区的意识，一律平等对待。这正好与绝大多数帝王对待国土的态度不谋而合。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的治绩并不突出，而缺点昭彰：相信长生不老，沉湎于黄老之术，打击忠良……不一而足。然而汉武帝却是一代名君，主要在于他崇尚武力征伐，扩张国土的野心强烈，所以为历代帝王所推崇。加之汉武帝的运气也不错，他的时代各方面人才辈出，令人目不暇接。
卫青像汉武帝是主张讨伐匈奴的。虽然也有谈判，但始终是以战争为主。匈奴居无定所，四处游牧，机动性极强，虽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也难得占匈奴便宜。将汉武帝扩充版图、攻打匈奴说成是“雄才大略”，有失公允。岂止汉武帝，几乎每一个帝王对领土都是朝思暮想的，恨不得据天下所有土地为己有。只不过扩张版图要受国力影响，国力强盛，帝王扩充版图的欲望自然也随之增强，因为那样的话，可以统治更多的子民。还有什么比统治更多的子民让帝王更开心呢？汉武帝承接“文景之治”，相对来说国库充盈，吴楚七国之乱也已经被平息，这一切为他提供了炫耀武力的资本，仅此而已。
按照卢梭的观点，评判治国者业绩的因素不在国之大小，毋宁说，国土面积应该与治国者的能力相符，否则鞭长莫及，绝对治理不好。所以，卢梭反复表示自己愿意生活在日内瓦共和国（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据此，我们可以重新评价汉武帝攻灭南越、抚定西南夷的政治行动。这个行动固然有将中原文明扩散至周边的功效，但从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视角看，合为一体，改变了政治生态，也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而“文明一体化”目标，直至现在也未真正实现。
司马迁施笔墨于中原之外的荒蛮地区，并非出于对汉武帝歌功颂德，而是出于自己的历史观。在司马迁看来，统治地域的大小，是衡量帝王治绩功业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以他之为人，不可能对汉武帝这方面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佯装不知，为了忠于史实，忠于自己的理念，他不得不给予迫害过自己的汉武帝以并不由衷的褒扬与肯定。
第九部分第八十五章 悖论人物
———司马相如
司马迁笔下的司马相如是个典型的悖论人物。
司马相如是与司马迁齐名的西汉文学大师，如果说司马迁善于纪实与描写的话，司马相如则善于创造与想像。司马相如是屈原之后中国最伟大的想像大师，笔锋凌厉，奥衍宏深，泓涵演迤，庄谐间作，神气流注，章法浑成，螭魅魍魉，神仙力怪，经其勾勒，毕现尺幅。司马相如之赋别出手眼，既有凿险缒幽之思，又不乏蹑云乘风之势，一涕一笑其味无穷。往往通篇游虚，不实写一笔，然而读之如云驱飙驰，澹宕多奇。奇崛之文，倚天拔地。
如此奇才，想必指麾好恶，旁若无人，一定是“凛凛然，皓皓然，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的独行者。
否。就是这个大家，却倚偎在皇帝膝下，分明是一位专讨帝王欢的谄谀者。他的《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哀二世赋》、《大人赋》、《封禅文》等几乎都是写给汉武帝的。柳宗元说，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快意恩仇，浇铸真情，直摅己意，方得妙文。屈原之诗，愤极而作，有感而发，故冰清玉然而读司马相如之赋，疑窦顿时冰释，深信不疑。临时命题，临时作文，同样可出佳品。我想，这并不具有普遍性，只适用于司马相如一人而已。文君听琴图悖论并不仅在此。司马相如为汉武帝作文，理应投其所好，处处顺从。事实并非如此。司马相如赋或文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主张戒奢持俭，汉武帝是穷奢极侈的，看了司马相如的文章，汉武帝非但不迁怒于他，反而还大加赞赏。也许是其文之美，彻底折服了汉武帝。何止是折服了汉武帝，也折服了司马迁，于是司马迁才将司马相如的作品悉数照录。诗人屈原都没有享此殊荣！到此，司马相如的悖论仍未完结。
司马相如提倡节俭，但他本人遣词造句却极其奢侈。他是用世间最华贵的词语阐释他的节俭主张的。随意摘录一段，即见全豹：
子虚曰：“可。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掩兔辚鹿，射麇脚麟。骛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何与寡人？’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恶足以言其外泽者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怪不得司马迁也感到莫名其妙，在论赞中说，杨雄认为，司马相如的华丽无比的辞赋，其中讲求奢侈的词汇与提倡节俭的词汇，二者之比为一百比一，这就如同尽兴地演奏郑、卫的音乐，而仅仅在曲终时演奏一点雅乐一样，这不是削弱了相如辞赋的价值了吗？
第九部分第八十六章 “三刘谋反”的联想
淮南厉王刘长及其子刘安、刘赐父子三人谋反，被司马迁打入了另册（本该将其列入“世家”，因谋反而降至“列传”）。如果简单地把三刘谋反解释为“纨绔子弟，浪荡不羁”就错了。刘长对母亲死于非命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