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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方的冬天，念文史的朋友，很可能会想到“九九消寒图”。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里，有“从冬至次日数起，至九九八十一日为寒尽”的说法，以后历代的风土志书，也都有关于九九习俗或“九九歌”的记载。至于“九九消寒图”，明清两代存在于北京的皇城，后流传到民间。怎么“消寒”？立冬时画一枝梅花，上有九九八十一瓣，每天起来，用彩笔染一瓣，等到九九八十一天过去，原先的素梅变得鲜艳瑰丽，这时候，漫长的冬天也就过去了。这么一种记载节气变化的风雅游戏，在《帝京景物略》等书里有详尽的介绍。
北京冬天的另一种游戏，那就是滑冰。据说，滑冰在清代就很盛行，不过，那是在皇宫中，表演给皇上看的。晚清以后，才开始引入西式的滑冰工具与技艺。从表演给皇上看的特殊技艺，变成一种自娱自乐的体育活动，这方面，大学发挥很大作用。所谓“寒光刀影未名湖，北海稷园总不如”，是夸过去燕大、现在北大里的那个未名湖，是京城里溜冰的最佳场所。下场的精神抖擞，观看的也其乐无穷——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不信，诸位冬天抽空，到未名湖边走走。至于溜冰的，校内校外、男生女生都有，但印象中，教师参加的少，这毕竟是一项主要属于年轻人的体育与娱乐活动。年纪大了，一不小心摔断了腿，不值得。像我，每年都在岸边观赏，仅此而已。念书时也曾下过场，但坐在冰上的时间，远比站着的时间多，第二天就高挂免战牌，因为感冒了。会滑的人当然很得意，不会滑的，连滚带爬，也蛮有趣的。这是冬天北大校园里最为亮丽的一景，每个毕业生都会津津乐道。
陈平原 文学的北京：春夏来冬文学与时令
读此类诗文，就像蒲积中说的，不只希望知道四时节序，更想了解、鉴赏骚人文章。说到文章，擅长不同文体的作家，对时令的感觉与表达，很不一样。另外，还必须考虑时代的差异。
北京当然还有很多可说的，我只是挑了四篇文章，让大家欣赏文人笔下的春夏秋冬。这四个人，文化身份及趣味不太一样，张恨水是长篇小说家，郁达夫是短篇小说家，周作人是散文家，邓云乡则是学者。虽说“秦时明月汉时关”，永远的春夏秋冬，但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用文字所构建起来的“北平的四季”，还是有其局限性的——既没有明清，也不涉及当代，基本上是1920—1940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选择最为常见的“春夏秋冬”，那是因为文学与时令不无联系。不管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还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些都属于人类的共同记忆，不会因时间流逝或意识形态转变而失去意义。中国文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春夏秋冬有其永恒的意义。北宋时，宋绶编过《岁时杂咏》，共二十卷，收汉魏至隋唐诗千五百首，这书后来散佚了；南宋初年，四川人蒲积中有感于此书未收同样光彩照人的宋诗，于是着意重编，扩充成四十六卷的《古今岁时杂咏》，收诗二千七百余首，按一年四季的节气时令，如元日、立春、寒食、清明等收诗。按《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古来时令之诗，摘录编类，莫备于此。非惟歌咏之林，亦典故之薮，颇可以资采掇云。”这跟蒲积中《序》中的说法意思相通，可互相补充：“非惟一披方册，而四时节序具在目前，抑亦使学士大夫因以观古今骚人，用意工拙，岂小益哉！”
至于北京的岁时诗文，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曾整理出版了北京图书馆所藏乾隆年间佚名编辑的《人海诗区》，共四卷十六门，其中卷四有“岁时”门，先分体（五古、七律等）再依时令排列，有点杂乱。刘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只是卷二“城东内外”中有一门，题为“春场”，在介绍“东直门外五里，为春场”时，顺带描述一年四季的各种习俗，同时引证了若干诗文。北京岁时诗文，最为集中，且最精彩的，还是两本清人的著述，一是清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一是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
读此类诗文，就像蒲积中说的，不只希望知道四时节序，更想了解、鉴赏骚人文章。说到文章，擅长不同文体的作家，对时令的感觉与表达，很不一样。另外，还必须考虑时代的差异。作为一个博学且通达人情的散文家，周作人之谈论“北平的春天”，蕴涵着自己的文化理想。不只是北京的春天太慌张，北京人的生活也不够优雅、不够腴润。与周作人的话里有话、但点到即止相反，郁达夫非把自己的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可。郁主要以小说名家，但我以为，他的散文比小说写得好。套用他评苏曼殊的话，浪漫感伤的郁达夫，也是人比文章还可爱。浪漫派文人的共同特点，就是特感伤，表达情绪时不节制，有时候显得过火，就像刚才说的，《故都的秋》最后那段抒情，我就不觉得有必要。
张恨水是一位长篇小说家，他谈都城、讲四季，都带有介绍风土人情、以便你进入小说规定情景的味道。刚才说了，通俗小说家比先锋派作家往往更有文化史的眼光，比如同样提及京城里的洋槐，郁达夫只说他如何如何感动，张恨水则告诉你洋槐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它与刺槐的区别在哪等。最后一篇《未名湖冰》，其实不是美文，是文化史札记，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是一本以随笔体书写的著作。邓不以文采见长，可他趣味广泛，书中旁征博引，介绍了很多相关知识。
假如大家对城市有兴趣，请记得，不能只读诗人、小说家的东西，必须将其与学者的著作参照阅读。前年我在伦敦访学，抽空去了一趟剑桥大学。去之前，找了好些谈剑桥的书看，最后发现，有两个人的东西不能不读。一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是萧乾的《负笈剑桥》。剑桥大学的教授告诉我，华人来此，很大程度是受徐志摩诗的诱惑。那么多人大老远跑到康河边漫步，就因为一首《再别康桥》。可我发现，徐志摩的诗文，包括《我所知道的康桥》，都不合适作为“旅游指南”。因为诗人只顾躺在康河边，望着蓝天白云，驰骋想象。而萧乾不一样，作为著名的小说家、战地记者，又曾经在这泡过两三年图书馆，对于这所大学的历史、建制、风景、学术特征等，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因此，虽然是四十年后重返剑桥时写的，《负笈剑桥》这篇长文，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知识。我想，这大概是通例，诗人、小说家激发你浓厚的兴趣，记者、历史学家给你丰富的知识。诸位以后出门旅行，做功课时，最好同时读两种资料，一是文人写的，一是学者写的。这两者拼合起来，才是一座既有前世今生、又充满生活情趣的“文学的城市”。不管你假期准备走访北京、上海、杭州、西安，还是希望游览巴黎、伦敦、纽约、柏林，这个提醒都是必要的。
2004年3月30日根据录音稿整理成文，同年11月25日删繁就简
温儒敏 从不同层面理解作品的丰富意蕴——怎样读钱钟书的《围城 段С恰肥窃跹叭取逼鹄吹�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中文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委员，主要著作有《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文学课堂》、《文学史的视野》等。
《围城》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看过电视或者看过小说，但我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钱钟书和这本书的情况。钱钟书主要是一个学者，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写小说跟一般作家不太一样，是很从容的，这种姿态，对他的作品风格的形成应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也不是为了稿费，或者为了什么上级给他的任务，或者为了形势的某种需要，他纯粹是为了自己的一种文学上的寄托，他的小说是学者小说。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学问家，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文坛流传有很多关于钱钟书先生的轶事。说他只知道读书，不太会待人接物，甚至撒切尔夫人来了，到中国访问，说要见一个叫钱钟书的，他说我不知道撒切尔是谁。这可能只是所谓轶闻故事了，但是钱钟书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作家。他写出来的作品，有种智者的风采，也有种好像文明人的懒惰。接下来我介绍一下《围城》。
一直到今，这个《围城》几乎是畅销书，高雅的书店也有，地摊上也有，这个很难得。那是因为电视啊，80年代中期《围城》改编为电视，刚才舒乙先生讲了，电视的作用很大，播放以后，大家都来读这个小说。
《围城》是抗战后期写的，先是在一个叫《文艺复兴》的刊物上发表，1947年出了单行本。发表以后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解放以后，就没有再出版了。解放后钱钟书主要是搞文学研究，研究古代文化，写过《管锥编》，还有其他一些著作，他基本上就没有创作了，大学里上文学史也不讲钱钟书，他的书在图书馆也找不到。一直到大概是80年代初，开始有人注意钱钟书了。那主要是所谓“出口转内销”。美国有一个汉学家，叫做夏志清，他写了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把钱钟书捧得很高，这就引起了大陆一些学者的注意，千方百计找来看，确实觉得不错，就有人开始研究钱钟书。那时在海外也有人做博士论文选钱钟书的。钱钟书在文学界名声大振，是80年代的事。一直到今，这个《围城》几乎是畅销书，高雅的书店也有，地摊上也有，这个很难得。那是因为电视啊，80年代中期《围城》改编为电视，刚才舒乙先生讲了，电视的作用很大，播放以后，大家都来读这个小说。所以说现代传媒在推进文学方面有时候也有作用，当然也有消蚀的作用，看书的人少了，看电视的人多了；但有时候电视对文学也有作用，就是刚才说的起过促进宣传。这是关于《围城》的一些背景和基本情况，下面我就转入讲这个作品。
《围城》这部小说啊，应该说它跟一般的小说不太一样，它是比较深奥的，它的意蕴或者说主题吧，是比较深的，不是一眼可以看穿的。或者说呢，这样的小说所带有文化的意蕴比较丰厚。凡是碰到这类小说，你千万不要相信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它概括了，绝对不能。越是意蕴比较丰厚的文学作品，越是可以做多种多样的解释；如果说像中学上语文课那样的可以作简单的主题归纳，那么这样的作品一般来说比较单纯。所以这个《围城》就属于一种意蕴比较丰厚的。对这样的小说啊，我们完全可以放开思路，不断地发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人生体验，去理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这样一本小说。
下面我给大家做个示范，这种分析不一定对，我先用三种方法来分析，或者说三个层面，得出三种结论。就是说三种对《围城》的解释，或者说三种阅读都可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