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艺倒是因头一个上书劝武皇登基而拜相，但不出半年就被杀。而吉顼自来俊臣死后已经不能算作是酷吏了。武皇是把他们作为钳制朝臣的工具来使用了。
酷吏的兴起既是武皇一手扶持，当她发现负面作用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就要丢卒保帅以安抚民心了。来俊臣以为自己只要死忠武皇就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却还是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君心真如翻覆雨，他纵然聪明绝顶，机关算尽，也不过就是一枚棋子罢了。
由上可知，酷吏统治正是武皇开创及巩固政权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她能坐稳江山十余年，绝不仅仅在于善于运用威刑暴力。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武皇的治国手段吧！
（本章完。第十四章：金轮垂照）
注：
＇15＇ 《全唐文*禁酷刑及匿名书诏》
第十四章 金轮垂照
武皇以女子之身，于李唐最盛时夺取神器，并成功地掌握天下十五年，基本上没有输给任何政治势力，而是因时间的自然法则而终结。一个在传统伦理上居于先天性弱势的政权何以能维系如此之久？持正面意见的认为，武皇大力打击高门士族，为寒门庶族上位大开方便之门，客观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得到了中下层人民的拥护，统治基础稳固，并以她大开科举、破格用人来加以论证。持反面意见的则认为，武周政权属于典型的僭主政治，无非权术治国，尊君卑臣，自始至终独裁到底，他人无从挑战而已。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她对宰相职权和声望的打压。她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以资历较浅的低品级官吏充任宰相，武周时期四品以下官员出任宰相已逾半数，位望既低，无力对抗皇权。与此同时，武皇大力扩展宰相数目，常年维持在10人以上，并频繁更换，任期短的仅一个月左右，平均任期三个半月，每年更换3。6人，比太宗高宗时期的更替频率高出三倍。从太后临朝称制时期算起，武皇任命了75位宰相，大多或杀或贬，她去世之际还留存在世的宰相仅有4位。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诸相终日战战兢兢，只虑朝不保夕，不敢轻易有所作为，三省六部制互相制约监督君权的意义遂形同虚设。
这两种说法都各有其道理。其实武皇打击士族提拔寒士也是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她毕竟是封建君主，考虑的首先是武周政权是否稳固，而非认清时代潮流、专为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服务的革命公仆。只是如何进行客观评价，有必要把这些行为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中去观察。比如对士族的打压，太宗便有重修《氏族志》一事，高宗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至武皇大力打击关陇豪门，三人并没有事先商量，步调却惊人的一致，只能说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已是大势所趋，武皇不过因势利导，沿用既定国策而已。
宰相制度的变迁也同此理，因首创群相制及“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花样繁多的编外宰相职位的，正是大唐太宗皇帝。为了削弱相权，自太宗开始，位高权重的尚书令一职虚置，由左右仆射共同打理事务，后来更连左右仆射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职也失去了议政之权，只有中书省的两名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两位侍中共4名法定宰相，其余全是编外人员。武皇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算依样画葫芦，只是更进一步连中书门下两省的正三品宰相也常年不足额，甚至出现三省俱无长官，全由“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些编外宰相来集体议事。而到了玄宗时代，则连“同中书门下三品”都较为罕见，普遍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来代行宰相职位了。可见尊君卑臣是每代君主上台都要施行的，不独武皇，功过都不应该由她一个人来背。
三省六部制对专制君权的确有一定制约作用，但中国传统政治总不肯把路封死，一面规定诏书由中书省出，门下省封驳，皇帝只有批复的权力，一面又规定在特殊情况下皇帝可以不经中书门下直接下旨，称之为“墨敕”。高宗扳倒长孙无忌后喜心翻倒，就曾不经中书门下自己一口气提拔了十几位官员上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武皇得以大权独揽并非某位网友说的“制度外的成功”，而是利用了制度本身的漏洞吧。其实她以周代唐，母夺子位，说来并非全然逆天而行，也借用了孝道这顶帽子，大臣对她的服从，更多的是因为视她为李家的主妇，而非武家的女儿吧。
综上所述，武皇的独裁作风主要得因于她本身的性格倔强刚烈，飞扬跋扈，不惮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官僚系统，对于太宗开创的各项政治制度表现为以利用修补为主，并没有原则性的破坏。因此在她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之后，臣下的意见重新得到重视，宋璟便三次退还武皇的诏书，拒绝奉命行事，武皇也无可奈何。君主的个人意志终于让位于制度，敢于监督和制约君权再度成为人们公认的名臣标准。
然而无可否认，武皇的各项努力确实大大加强了皇权，所以有唐一代，由裴度、李德裕等名相，却没有曹操、司马懿这样足可废立皇帝的权臣，可见唐代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还算不错。“总权收柄，……万机独断，……公卿百僚，俱职而已。”＇1＇ 从时人对武皇的评价可以看出，武皇不仅对相权十分紧张，也要求百官必须承意办事，政由己出，事必躬亲，纵然忧劳天下，也不给他人一点点可乘之机。
除了尊君卑臣巩固皇权之外，武皇还一改太宗高宗时代重中央而轻地方的弱点，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大对地方州县的监管力度。由武周开始，正式确定了十道巡查制度。唐太宗贞观元年，为了监察地方州府，以山川形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派遣使者不定期巡视。然而贞观十道直到武皇称帝之前还只是一种地理区域的名称，虚拟的巡查单位，没有常设的行政机构和常任官员来管理。唐王朝此前派遣的巡查大使，时间不定，人数不定，并没有严格地按照十道来执行自己的任务。武皇执政后开始正式派遣十道使者分春秋二季巡视全国，监察地方官吏的为巡抚使，安抚百姓抚恤赈济的为存抚使。监察御史虽只是八品官，但奉帝命巡察地方，威势甚大，所谓“御史出巡，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十道逐渐成了凌驾于州县之上的监察区。这一举动引起了一系列官制改革，即使职的扩充，影响极其深远。经中宗、睿宗、玄宗等历代改革，道由初期的虚拟监察区性质逐渐向实体行政区转化，到唐代后期，道与方镇合二为一，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使者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乃至占地为王，拥兵割据。是的，这就是最终导致唐王朝分裂瓦解的节度使与藩镇割据的源头。
＇1＇ 《旧唐书*李昭德传》
唐代中央集权比汉代又有加强，唐代的州远远小于汉代的郡，刺史也没有汉代太守可以直接任命下属的权力，官吏任免权集中于中央的吏部，故政府用人独重京官，地方官吏颇轻其选，一般是开国武将，或者京官不称职者外放。军事上，唐初实行府兵制，基本杜绝了用兵自重的可能性，关内道独占府兵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余诸道多不过十余所，乃至两三所，形成了举天下之力而不敌关中的强干弱枝局面。无论军队数目和官吏质量，地方政府都难以与中央对抗。但武皇并不因此而放松警惕，高宗去世中宗守孝的短短10几天里，她以母后身份暂掌国政，首先就是派遣军中心腹分别前往并州、益州、荆州、扬州四大军事经济重镇，与当地官府共同镇守，以防不测，从而为嗣圣宫变废中宗囚睿宗的政权顺利过渡提供了保障。徐敬业扬州兵变，武皇只派遣一名使者单枪匹马驰赴外地，即可于百万军中处斩大将程务挺，中央的掌控能力之强于此可见一斑。
光宅元年，武皇改革官制，将御史台一分为二，改置左、右二肃政台，以左肃政台监督京官，“专知在京百司”，“以察朝廷”；右肃政台监督地方，“专知按察诸州”，“以澄郡县”。＇2＇ 左右两台互相监督，彼此制衡。右肃政台每年春秋两季出巡，春季称为风俗，秋季称为廉察，并定《垂拱格》专门删定四十八条巡查格式，依照条例监督州县。十道巡查遂成为定制。御史巡查，权限极大，除了考察地方官政绩之外，审理疑难案件，还包括检查财政经济领域内的犯罪行为，“知太府、司农出纳”，督促发展州县农业生产，搜罗人才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职权远超前代。如圣历二年（699年）的十道巡查主要是勘检全国土地，不仅检查职田，也检查勋荫田和民田，对田亩进行丈量登记。为了加强监察力道，武皇还不时派遣高官充任巡察大使，但只能巡察邻道，不得巡省本道，目的在于回避。这些措施对于澄清地方吏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更多的是作为朝廷耳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随着时日推移，使者权限一再扩大，御史常有充任租庸使、盐铁转运使、铸钱使等等，无形中已侵夺地方常务。但在武周时代，无论出巡的是朝官大员还是御史，都具有临时性，事毕朝官还京，御史回台，暂出即还，都不常驻地方。至中宗神龙二年（705 年），首开巡使常驻地方的先例，睿宗景云年间监察使者已与地方官融为一体，并出现了军事专杀的节度使。唐代州府原本狭小，不足以对抗中央，而道成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下属十几个州府，力量陡增数倍。玄宗天宝年间，节度使开始兼任采访使，执掌监察大权和地方民政，逐渐形成集一道的军、民、财、监察权于一身的藩镇。朝廷原本为加强中央集权，派遣心腹侵夺地方官职权，中央的监察官遂演变成地方行政官，然此辈常驻地方之后，与军阀勾结，缺乏节制，反过来对抗中央，唐史之崩溃，正在于此。
不过武皇疑心很重，她固然不放心地方行政，对她视为心腹的监察官也保持着必要的警惕，左右肃政台互相监督，巡察使者时常更换，监察御史甚至可以不经过本部门长官而直接上奏皇帝弹劾长官，也就是说，把监察部门的头头本身也置于部下的监察之下。如此环环相扣，彼此制衡，可不象她孙子玄宗那样“疑人不用”，大笔一挥便将大权拱手送人，自己跑去和美女钻研音乐，由得下面胡天胡地。武皇一生从未真正信任过谁，这是做女人的悲哀，却是做皇帝的职业道德。象她这样做皇帝做到80多岁还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的人应该不多吧，她固然欣赏“莲花六郎”张昌宗那美妙的笛音，可更让她醉心的还是金銮殿上生杀予夺的称心快意，那是世上最危险也最刺激的游戏。一声令下，山河变色，万民蚁伏，对她来说，这种快乐才是世间的极致。武周开国时新造的一套文字，现已风行于大江南北，远至僻壤域外。现时所见，西北如敦煌莫高窟碑，西南如云南昆阳及广西龙州关外的石刻，无不遵用，历百年而不变。朝廷的任何法令章程，都能雷厉风行地实施到地方，办事效率极高。大谷文书•；集成载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