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兴、汤和送了几只白母鸡到元帅府后，朱元璋主动要求承担杀鸡和拔鸡毛的任务。张氏过意不去，没让朱元璋干那种粗活。那种粗活就落在马氏的身上了。马氏不仅负责这种粗活，还负责把白母鸡熬成汤。那汤熬得白乎乎香喷喷的，闻上一闻也要醉上半天。可马氏却很伤心，因为她只能熬汤，却不能喂汤。她几次把汤端到郭子兴的床前，但郭子兴就是不喝她喂的汤。
按照大夫的吩咐，一只白母鸡熬出来的汤，分早中晚三次给郭子兴喝。还别说，这种白母鸡还真管用。几只白母鸡快吃完的时候，郭子兴的病情大有好转，竟然不用人搀扶也能下地行走了。张氏对郭子兴言道：“这都是元璋的功劳啊……”郭子兴听了，没有说话。自生病以后，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朱元璋的名字而没有发火。郭子兴的心中，是不是也有了同朱元璋重归于好的念头？但一切都太迟了。当最后一只白母鸡的最后一碗汤，由马氏的手中递到张氏的手中时，汤里已经融进了周德兴、汤和从城外搞来的那种淡黄色的粉末。那是一种比较慢性的毒药，当然是朱元璋下的毒。朱元璋下毒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皇觉寺当小和尚的时候，他就曾下毒毒死了寺里主持高彬的老婆。可怜的张氏全然不知，竟然带着对朱元璋的感激，亲手把毒药一口一口地送进了郭子兴的体内。
当张氏喂完了毒药从郭兴的房里出来之后，朱元璋还这样对张氏言道：“岳母大人，明天我再叫我的三弟四弟出城去弄几只白母鸡回来给岳父大人吃。”
张氏轻叹一口气道：“元璋，难得你一片孝心，可是你岳父就是不理解啊！”
朱元璋言道：“岳母大人，我不怪我岳父。我想，过一阵子，我岳父就会理解我了。”
朱元璋还真的派周德兴、汤和到城外去了。他对周德兴、汤和道：“不管能不能弄到白母鸡，你们都在三天后回来。”
这三天里，朱元璋没有到郭子兴的元帅府里去，原因是，朱元璋病了，据说，朱元璋病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于是，和州城内就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朱元璋的病，是为郭子兴的病操劳出来的。三天之后，周德兴、汤和从城外回来了，只弄着两只纯白毛的老母鸡。许许多多的人都看见，朱元璋抱着十分虚弱的身体，一手提着一只白母鸡，踉踉跄跄地朝着郭子兴的元帅府走去——当然，许许多多的人都不知道，朱元璋根本就没有病，他踉踉跄跄的模样，完全是装出来的，只是装得非常逼真而已。
说来也似乎很巧，朱元璋刚刚走到郭子兴的元帅府门前，那马氏就慌不择路地奔出来，正好与朱元璋撞了个满怀。朱元璋好像很吃惊地问道：“夫人，你这是怎么了？什么地方着了大火？”马氏的脸上满是泪痕：“元璋，我正要去找你……我父亲，快不行了……”
朱元璋的脸色霎时变得惨白。看模样，他是极度的震惊。朱元璋就带着白惨的脸色，拎着两只白母鸡，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向郭子兴的病房走去。他走得太快了。他走到郭子兴病房的门口时，马氏几乎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朱元璋一走进郭子兴的病房，就“扑通”跪倒在地，然后以膝代步，匍匐到郭子兴的床前，并且早已泪流满面：“岳父大人，怎么会是这样……”
朱元璋丢下的那两只白母鸡，在郭子兴的病房里“吱吱喳喳”地乱飞。病房里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出，这两只白母鸡，肯定倾注了朱元璋对郭子兴的一片孝心和一腔忠诚。
当时病房里，除了几名大夫外，就是张氏、张天祐和郭氏兄妹了。郭子兴还能说话，他挣扎着对朱元璋道：“贤婿，一切都是我错怪你了……你起来，我有话对你们说。”
郭子兴弥留之际说出这样的话，是真的清醒了还是真的糊涂了？反正，当时的事实就是这样的，郭子兴在临死前说了三点意思。一点意思是，他不该在滁阳时对张氏发火，他请求张氏原谅他，另一点意思是，他不该对朱元璋心存疑忌，请朱元璋不要太过计较，第三点意思是，他希望朱元璋能够与张天祐及郭氏兄弟同心合力，共同开创美好的明天。在濒临死亡的最后一刹那，他向朱元璋提出了一个要求：把他的遗体运到滁阳城安葬。朱元璋含着眼泪答应了，而且很快地，他就哭成了一个泪人儿。事实是，朱元璋真的派人把郭子兴的遗体运到滁阳城隆重地安葬了。郭子兴向朱元璋提出要求后就咽了气。这里有两个疑问一并提出。一个疑问是，郭子兴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遗体安葬在滁阳？另一个疑问是，郭子兴临死前，是真的以为自己误会了朱元璋，还是因为看透了朱元璋的本质而请求朱元璋以后不要对他的子女太过刻毒？这两个疑问都没有答案。反正，郭子兴是死了，而且，没有任何人怀疑这是朱元璋捣的鬼。郭子兴死时，肚子鼓胀胀的，人们至多认为，郭子兴肚量太小，是被气死的。
不过，郭子兴死后，和州城僵持的局面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张天祐和郭氏兄弟的兵马，与朱元璋四兄弟的兵马，不再像过去那样东西对峙了。而是各司其责分散驻札在和州城的每个角落。这种局面的形成，当然与郭子兴的临终遗嘱有关。实际上，无论是张天祐和郭氏兄弟，还是朱元璋四兄弟，对这种局面的形成都非常满意。张天祐和郭氏兄弟之所以满意，是因为他们的兵马比朱元璋四兄弟少，这样混合在一起，也就没有多少区别了。而朱元璋四兄弟满意的原因是，兵马混合在一起，就更容易除掉张天祐和郭氏兄弟而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了。
朱元璋十分明确地对徐达仨人道：“毒死我老丈人这种方法，只能用一次，再用下去，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了。所以，对付张天祐他们，只能用别的方法。”
第二部分第20节 全民皆兵
如果，形势一直这么发展下去，那么，不管朱元璋四兄弟采用什么方法，张天祐和郭氏兄弟也会很快地必死无疑。问题是，就在朱元璋四兄弟准备采用什么方法的时候，和州城的形势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朱元璋四兄弟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计划，而张天祐和郭氏兄弟，也得以苟延残喘了好一段时间。元至正十一年（公元１３５１年）５月初，中书省栾城（今河北栾城）人韩山童在颖上县（今安徽颖上县）与刘福通、杜遵道等人以红巾军的名义举起了反元大旗，因为消息走漏，元兵突然包围了韩山童等人，韩山童在激战中被俘牺牲，他的妻子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到武安山（今江苏徐州境内）中，而刘福通、杜遵道等人则杀出重围，攻占了颖州等地，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成为当时北方乃至全国最大的一支反元武装力量，这样，他们自然就成了元廷的心腹大患，屡屡受到元军的重兵围攻，形势一度很是不利，但自元相脱脱在高邮之战中被元帝解职之后，他们的力量又迅速壮大起来，刘福通出于自身的考虑，派人找到了韩山童的妻子杨氏和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把杨氏和韩林儿接到亳州（今安徽亳州市），立韩林儿为皇帝，称小明王，建国号为“宋”——因为韩山童生前自称为大宋徽宗皇帝第八代子孙，年号为“龙凤”，尊杨氏为皇太后，以杜遵道为丞相，刘福通自己为平章政事，刘福通的弟弟为枢密院事，又拆邻县鹿邑太清宫的木材建造宫殿，组建了一个基本上模仿元制的政权。有了政权，就要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和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韩山童是江北最早起义的红巾军首领，现在“宋”政权又是江北最大的一支红巾军武装，所以刘福通便以为“宋”政权完全有资格统领江北各地所有的红巾军，于是，“宋”丞相杜遵道便以“宋”皇帝小明王的名义派使者分赴江北各地的红巾军驻地，让各地的红巾军选一名代表到亳州商议统一指挥和论功封赏的事情。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宋”丞相杜遵道派了一个使者到和州城后不久，杜遵道就死了。杜遵道是刘福通派亲信害死的。杜遵道死后，刘福通就自命为丞相，后来又自封为“太保”。实际上，“宋”政权是掌握在刘福通的手里的。“宋”皇帝小明王只不过是刘福通的傀儡。
和州城的人当然不知道“宋”丞相更迭的事情。杜遵道的使者到和州的时候，朱元璋不在城里，他领兵去平定和州城外的一处地主武装的挑衅。张天祐和郭氏兄弟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便瞒着徐达等人，由张天祐作为和州城的红巾军代表，随杜遵道的使者去了亳州城。张天祐从亳州城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张“宋”皇帝小明王的“委任状”，任命郭天叙为和州城红巾军的“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委任状”中还规定，从此以后和州城军中文告，均用“龙凤”年号。刘福通的“宋”政权委任郭天叙为和州城红巾军的“都元帅”，朱元璋的心里很是不快活。“都元帅”就是主帅，而“右副元帅”又比“左副元帅”大，也就是说，在“宋”政权的委任下，朱元璋只做了和州城红巾军的第三把交椅。
汤和愤愤不平地对朱元璋道：“大哥，这是什么混账任命？我们不能听亳州的，我们应该自己说了算。
周德兴似乎比汤和看得深远些。他对朱元璋道：“大哥，如果我们听从亳州的，那我们就又没有翻身之日了！”
周德兴的意思是，天下最大的官就是“皇帝”，现在，亳州的韩林儿做了“皇帝”了，如果朱元璋四兄弟同意在这个“皇帝”手下做事，那朱元璋四兄弟就没有大前途了，以后朱元璋也不好自己当皇帝了。
朱元璋征求徐达的意见。徐达言道：“我以为，我们暂时投靠亳州，并没有什么坏处，至少，北方的各路红巾军再也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可以一心一意的向江南发展了。”朱元璋同意徐达的观点。他对周德兴、汤和言道：“我们投靠亳州，只是权宜之计。赵均用和孙德崖他们不是也投靠了吗？现在亳州的势力很强大，如果我们不投靠，它就很有可能派兵来攻打我们，而我们投靠了它，它就可以为我们阻挡着北方的元兵南下，而且，如果我们有危险情况了，还可以向它求救。这种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去做，那我们岂不是太傻了？”
汤和言道：“投靠亳州我也没有太大的意见，我最大的意见就是，亳州方面不应该只任命大哥做什么左副元帅……”
周德兴接道：“凭大哥的能耐和地位，应该做和州城的都元帅才对。”
徐达言道：“这阵子，郭天叙和张天祐他们，肯定是非常高兴的。”
朱元璋言道：“就让他们高兴一阵子吧。不过，他们再高兴，也不会高兴得太久，而且，这支红巾军队伍，最终也只能是姓朱的。”
由于和州城内义军的规模迅速扩大，元政府大为恐慌，于是集庆的元军从水路大举进犯。一千多艘元军的战船从江南开到了江北。近十万元军，兵分四路，杀气腾腾地逼向和州城。这一消息，很快就被和州城的红巾军知道了。郭天叙和张天祐马上找着朱元璋。郭天叙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