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了。在南京的时候，我和方均、于朝晖、老金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其亲密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彼此之间，可这会儿，五六年过去了，他们的关系似乎更近了。他们有着共同的话题，甚至身边的女人也都是新的（我也一样），这些女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很好，早就认识，并且有着说不完的话。我感到自己成了外人，看着他们胃口大开、把杯换盏，听着剥虾壳的声音劈劈啪啪，我简直有点傻了。
苗苗和我一样，从饭局开始到结束几乎没有主动说过一句话。朋友们也很照顾她，每上一道菜都不厌其烦地加以介绍，指出海鲜的名称，教授吃法。他们不时地举杯，和我和苗苗碰一下。
方均问苗苗：“你还在读书吧？”
苗苗说：“是。”
他又问：“你学的是古筝吧？”
苗苗说：“不是，是古琴。”
方均说：“古琴和古筝是不是差不多？”
苗苗说：“差得很远。”
方均“哦”了一声，就没再说话了。
我觉得深圳的朋友拼命地喧哗、吵嚷就是想把气氛调节得轻松一些，以便感染我们。结果适得其反，我和苗苗吃得很少，话就更少了。苗苗的腰背始终挺得笔直，不禁使我想起第一次和她同桌吃饭时的情景。
“多吃一点，多吃一点，深圳就这点好，海鲜便宜。”深圳的朋友说。
饭后没有节目安排，方均直接送我们去了宾馆。
他说：“你们鞍马劳顿，早点休息吧，养足精神明天再玩。”
他帮我们登了记，付了押金。
前台的服务小姐问：“有结婚证吗？”
方均说：“结婚证忘记带了。”
小姐说：“那不好住的，我们有规定。”
方均说：“不会吧？我是广大的，他们的结婚证落在我公司里了，明天我给你拿过来。”说着他递过去一张广大公司副总经理的名片，并押上了自己的护照，这才办完了住宿手续。
方均办手续的时候，我们在宾馆大堂里等着，苗苗看着脚下的两只包发呆，眉头又不自觉地皱了起来。后来方均领了房卡，我们跟着他上楼，来到房间里，一眼我就看见了那张特大的席梦思双人床。方均在茶几边的椅子上稍坐片刻，抽了一支烟就起身告辞了。
临出门前他对我和苗苗说：“早点休息吧，明天下班后我过来，你们在房间里等着。”
方均刚一出门，苗苗就说：“怎么深圳也要结婚证？”
我说：“是啊，怎么和南京一样呢？”
苗苗似乎很不开心，我让她先去洗澡，她说：“你先去。”
我说：“你先去吧。”
苗苗不再说话，也不看我，她跪在窗前的椅子上，撩开窗帘的一角，大概是在看下面的大街。
过了一会儿，她回过头来，对我说：“我不要当你的花瓶！”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苗苗说：“没什么意思！”然后蹬掉鞋子，赤着脚，噔噔噔地走过房间里的地毯，进卫生间洗澡去了。
隔壁水声哗哗，我在椅子上坐下来，点起一支烟。我一面抽烟一面打量着这间宾馆房间，心情很是茫然。方均他们全走了，欢声笑语已经远离，我们待在这间陌生的房间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千里迢迢地飞过来，难道就是为了在这张特大的席梦思床上做爱？要说做爱，哪儿不能做呢？非得来这座毫不相干的城市里，待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半空之中不可？
苗苗洗完澡，我也去洗了洗，然后我们就上了床，熄了灯开始做爱。电视机开着，房间里有一些隐约的光影，冷气很充足，我趴在苗苗的身上，我的身上则披着一条轻软的羽绒被。苗苗深陷在柔软的床垫里，高举着两条腿，把被子撑得像个小帐篷似的。我们拼命地做爱，感觉的确有些异乎寻常。我没有想到自己竟会如此激动，大概是因为孤独吧？除了身下这具火热年轻的身体周围就再没有一样我熟悉的东西了，连电视里说的都是粤语，叽叽咣咣的，一句也听不懂。
我们起床时已是中午，朋友们正在上班，按计划，白天我们自己活动。昨天方均临走时特地留下了一张深圳市地图，并告诉我们可以去哪里玩，如何乘车，到哪儿下，他都作了交代。我和苗苗摊开地图，研究了一番，然后就折上出门去了。
推开宾馆的旋转门，一阵热浪扑面而来，我不免吃了一惊。我们沿着宾馆所在的那条大街向前走去，刚走了半条街就汗如雨下。我抬眼一看，直到街的尽头都没有任何阴影，街边的树是刚栽的，只有杯口粗细，树叶被晒得发蔫，卷成一团耷拉着。四周的大厦大多镶着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目的白光。苗苗的脸蛋变红了，眉头也皱了起来。于是我们知难而退，又返回了宾馆。
在宾馆旁边的一家小吃店里，我和苗苗分别吃了一碗牛腩粉，作为午饭。直到从宾馆的转门进去后才感到了凉快，心里也踏实了，我在想，除非有什么事非做不可（比如吃饭）我们是不会再踏出宾馆半步了。
第二部分苗苗和奶奶的感情很深（图）
这时前面的路上出现了两个人影，打着手电筒慢慢地晃了过来，走到跟前才看清是东文保卫科的，两个人都戴着袖标。 下午我们待在宾馆二楼的咖啡厅里。室内很暗，没有开灯，临街的玻璃墙是茶色的，我和苗苗各自靠在一张竹椅上，看着外面。经过有色玻璃的过滤街景看上去并不那么的炎热，车辆、行人经过时都很正常，我怀疑街上是不是真有那么热，或者说那种热是可以忍受的，我们之所以觉得热不可挡是在外面呆的时间不够长，没有完全适应。当然啦，如果让我们现在返回街上却不太可能，下不了这个决心。
开始时我们还在交谈，后来就沉默了，两个人呆呆地看着外面，偶尔搅动一下咖啡杯里的小勺子，抿一口咖啡。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一颗眼泪顺着苗苗的眼角流了下来。
我问她：“你哭啦？”
她说：“没有。”苗苗用餐巾纸按住眼睛，拿开以后，更多的眼泪流了出来。
我问她：“你怎么啦？”
她说：“没什么，你别管我。”
我觉得很内疚，对不起苗苗，因为深圳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也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许的愿没有兑现，她才会如此的伤感。临行前苗苗那么的兴奋，做头发、选衣服，想起来我不免于心不忍。
我安慰苗苗说：“方均说下班后领我们去玩的。”
苗苗不吭声，就像没听见一样。
我又说：“今天是星期三，后天就是星期五了，周末他们肯定会开车带我们出去玩的。”
苗苗继续流眼泪，我有点忍耐不住了，问她说：“你到底为什么难过啊？”
她又擦了一次眼睛，这才说：“我想我奶奶了。”
我不禁也难过起来。苗苗九岁时父母离了婚，奶奶一直跟他们过，想必苗苗和奶奶的感情是很深的。苗苗曾经告诉我，小时侯奶奶挎着一只篮子，她拿着一根竹竿，去东文校园里打槐花，然后回家炒了吃，东文校园里有很多的槐树。苗苗不善言词，很少回忆小时候的事情，但这件事我是记住了。两年前奶奶去世了，所以我没有见过苗苗的奶奶，但在想象中老人一定很慈祥，对苗苗非常溺爱。苗苗想她奶奶很正常，只是有点过于突然了。
我对苗苗说：“你不是想奶奶，是想李彬了吧？”
苗苗转过脸，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足有五秒钟，然后把脸转过去了。
我这么问是和苗苗开玩笑，以便活跃气氛，没想到她竟然那么认真。也许我真的说对了，苗苗根本就没有想奶奶，而是在想李彬。我是谁呢？苗苗的现任男朋友，对我的不满因此想念以前的男朋友也很符合逻辑，想念奶奶倒有点牵强附会了。苗苗说她想奶奶明显是在避重就轻，和我耍心眼儿，这么一想我就很不高兴了。我点起一支烟，抽着，不再搭理苗苗。过了一会儿苗苗不哭了，她把擦眼泪的纸揉成一小团，放进烟灰缸里。
天黑以后方均他们才来宾馆，在房间里稍坐了一会儿，然后一帮人下楼找地方吃饭。他们商量着去哪里吃，并征求了我和苗苗的意见，自然是礼貌性的，对深圳的饭馆我们一无所知。之后，方均、于朝晖分别驾了两辆车，我和苗苗坐在方均的车上，向一家饭店驶去。夜幕下，深圳的街区的确非常美丽，到处流光溢彩，车来车往，喇叭清脆地鸣叫着，几乎看不见什么行人。
这顿饭和昨天晚上的那顿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店堂更豪华，上的海鲜更多，品种更丰富。我和苗苗也比昨天吃得要多，大概是饿了。饭后没有马上散伙，方均建议去打保龄球，直到这时苗苗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我顿时觉得浑身轻松。
我们去了一家方均经常去的保龄球馆。方均他们经常打，一个个身手矫健，姿势既标准又潇洒，保龄球顺着球道隆隆向前，球瓶被击中后互相磕碰发出清脆的乒乓声，然后横七竖八地倒下。在场的人一齐鼓掌，投手报以微笑，一面往回走一面拍着手。
我也捡起一颗球，向前扔去，哐当一声落入了“下水道”里。又扔了几次，球总算能顺着球道前进了，也能击中几个球瓶了，深圳的朋友照例鼓掌，以示对我的鼓励。但我的姿势始终矫正不过来，虽然方均等人示范了多次仍然没有用，老金调侃说，我扔保龄球就像是在扫垃圾。大家都笑了起来，其中数苗苗笑得最开心。
我说：“没错没错，我就是扫垃圾的。”
苗苗也是第一次打保龄球，但比我有天赋多了，一次“下水道”都没有扔过，尤其是她的姿势，完全不像是在扫垃圾，虽然不够标准，但很轻盈舒展。只是她的力气太小了，有时球滚到半途就停住了。方均为她挑选了一个最轻磅的球，扔起来就得心应手了。苗苗的球速很慢，但线路很直，每次都能击中球瓶，偶尔也能击个全倒，弄个“大满贯”。大家鼓掌，苗苗笑盈盈地走回来，也鼓掌作答。我觉得她就像一个打保龄球的老手，不仅每击必中，而且很适应有关的“风俗”，比如鼓掌什么的。就是这帮朋友身边的女人也都没有苗苗打得好。
第二部分在宾馆的大床上做爱
在深圳的日子，基本上就是这么过的。晚上我们在宾馆的大床上做爱，第二天快到中午才起床，每次都下决心去什么地方转转，都因为热不可挡半途退了回来。在同一家小店里吃同样的牛腩粉，作为早餐或者午饭，然后回宾馆享受空调。我们隔着窗玻璃看外面的街景市容，直到天黑了，方均他们来敲门，直到这时才感觉一天刚刚开始。然后由朋友们领着去某个地方吃饭，饭后娱乐。在深圳期间，我们一共打过三次保龄球，唱过两次卡拉OK，泡过一次酒吧，甚至还看了一场电影。朋友们送我们回宾馆的时候并不算晚，因为他们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和苗苗余兴未消，但由于没有钱又人地两生，不便自己再出门去转。我们或者看电视，或者撩开窗帘的一角，打量深圳的夜色霓虹。日子就这么过着，直到周末来临。
周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