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13万、18万、20万乃至30万不等的教育储备金约200多人，其余都交了2万元的建校费。光教育储备金加上建校费，新世纪5年中所收取的可计算费用就超过5000万人民币。如此巨额的“收入”竟然会引发财政危机，这个资金黑洞是怎样造成的？是学校管理上的疏漏，还是其中隐藏有更大的内幕？
有知情人透露，新世纪在内部管理上的确存在着较大漏洞。到学校关门时止，平均每2。8名学生配一个教师，后勤人员众多，员工工资高出同类学校很多。据说，一个保安一个月可拿到2000元工资，同时还管吃保住。
江岸区谌家矶司法所所长吕京汉，曾接触过一位新世纪财务老总。这位老总曾透露，新世纪的开支费用的确很大，后来他一上任就抓财务，短期就降低了20多万元开支。
“新世纪创办初期凭借名人威望，的确为学校的发展打开了局面。但它内部的管理体系还很不完备，这就为日后的亏空埋下了伏笔。田汉桥毕竟不懂教育，而刘道玉又不懂经营，教育和经营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当然，不能排除田汉桥澳门豪赌的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学校运行中的问题。新世纪的落马说明了如何把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结合起来还是个艰难的命题。”
但吕京汉这番温和的说辞却并不为家长、老师们所认同。
愤怒的家长们坚持认为：“如果仅仅是因为学校管理不善，造成的窟窿大得让人难以相信。计算300多名学生的建校费和教育储备金，并不足以达到后来资不抵债的惨况。那这笔糊涂账该怎么算？这笔巨款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呢？”
在这种追问的背后，有关田汉桥奢侈生活的传言一次又一次地激怒了家长。一位新世纪副校长用“花天酒地”来形容田的生活：乘的是奔驰600，戴的是白金手表，还经常出入赌场且出手阔绰。
调查还揭示了一个更重要的线索。新世纪自建校以来，并未按章办事，而是另搞一套。他们完全按企业方法进行核算，并且使用违规收据和自制收据，致使学校的收支和债权债务情况得不到真实地反映。而且，按照相关规定，“教育机构的财产应当与举办者的财产相分离”，但是新世纪的账务和大股东红康公司的账务并没有分开，学校大量报销红康公司的各种单据。
除此之外，新世纪收取了高额教育储备金、建设赞助费、学杂费后，并未按要求设立专项的学校教育基金，更没有建立教育基金管理监督机构，这就给田汉桥大量挪用或侵占资金大开方便之门。
新世纪在资金的转移上可谓费尽心机，奇招迭出。1994年9月12日，新世纪的初创合同上写明：以田汉桥为法人代表的武汉红康发展有限公司占学校股权的65％，以刘道玉为法人代表的武汉市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以无形资产入股拥有学校5％的股权，江岸区谌家矶管委会和谌家矶乡政府分别占学校股份的15％。由此，田汉桥成为新世纪的董事长兼法人代表。
但是，1998年6月30日，湖北省社会力量办学评估检查，换发新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在新的许可证上，举办者已经变成了武汉路石公益有限公司。原来学校是四家持股，后变更为一家持股。股权戏剧性的变化的同时，令人费解的是，一家公益公司何以持有这么多的股份，而作为小股东的武汉红康发展公司法人代表田汉桥却仍然“出人意料”地成为学校董事长！据说，这是“他们私底下商量的结果”。
有法律人士分析指出，新世纪股权的“巧妙”变更为大量资金的转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可能。
新世纪案发后，作为掌握学校财政大权的田汉桥却神秘地“失踪”了。据知情人透露，其实这期间田汉桥仍然在武汉。2001年10月22日下午2点左右，一位学生家长在武汉长江大桥上意外地发现，田正驾驶着一辆红旗轿车从武昌开往汉口方向。
而就在2001年2月6日，田还给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发了一封“密信”。信中充满了“歉疚”和恐慌之情：……新学期还有几天就要开学了，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是没有希望了。尽管从2000年10月至今，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为此，我们感到非常内疚和失望……家长的情绪一天比一天愤怒，因而我个人已无生命保障。因此，我要回避一段时间……
田汉桥，1962年生，曾是一家工厂的科员，后来做生意赚了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即武汉市红康发展公司。1994年前后，在田的动议下，红康公司等四方签署合同，创办了股份制新世纪外校。
学校倒闭后，众多的家长面对无法兑现的收据欲哭无泪，对田竟然还能如此“安全躲藏”大惑不解。一些新世纪老师透露，田和相关的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当地的政府部门关系“非同寻常”，曾出钱分批组织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到欧洲等国“考察学习”。正是这些“保护伞”使得田在危难关头一直得以“安然无恙”地栖身于“火山口”。
新世纪的倒掉，究竟是办学过程中的管理不善、监管不力造成的，还是从一开始办学方向不明确和动机不纯的结果？在一份《关于筹建私立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具体实施方案》上，记载着投资回报的详细核算：“……从上述投资与回报中不难看出，从投资到回报的七个月内就有较大利润，而且当年不再有较大投资。显而易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创办外国语学校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投资项目，而且每年都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且风险小、见效快，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但是，就是这个“风险小，见效快”的投资项目最终却陷300多名学生及其家长于水火之中而不顾！
“新世纪”雪崩怒潮
江岸区法院6号法庭。这里鲜见法庭的安静、肃穆，倾诉的、探询的和咒骂的声音不绝于耳。来的大部分是学生家长，正依次排队等待申报登记。等待了3年，他们的耐心早已耗尽，当初捶胸顿足的痛楚也已渐渐蜕化为隐忍和倾诉，或者无言的控诉。但是，沉默一旦被点燃，即刻就会汹涌成愤怒的海洋。
吴华香一直站在大声嚷嚷的人群中间。她沉默的样子看上去有点心神游离，只有知情人明白，那是一种血被抽空了的感觉。15万元，下岗多年做生意的积累，是一分一分攒起来的那种“原始积累”。所有的辛苦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孩子的将来。对她这样的工薪阶层，教育是惟一能够让孩子命运上升的阶梯。
在1995年前后的时间里，“贵族”学校一度成为城市家长们热辣辣的艳羡对象。而彼时的新世纪在江城堪称“最好的贵族学校”，名人和资本的最佳拍档。一咬牙，吴华香将儿子送进了新世纪。像所有望子成龙的父母一样，眼巴巴地指望儿子前程似锦，一片坦途。
然而……那些日子对吴华香来说，如同梦魇。她向我回想起当时的细节，表情显得有些艰难。这些片段想必在她的脑子里早已过滤了无数遍：……学校停课停学……校门被堵，孩子翻院墙回家……欠钱封门……
让她痛心的是孩子，临近考试却失学了。她到处托人帮孩子转学，好不容易转到水果湖中学，又得重新交赞助费和学费。儿子很不适应，成绩也受了影响。
新世纪的倒闭直接导致学生们失学一个月到半年不等，大部分学生的学业都被耽误。比失学更可怕的是，由此给学生造成心灵上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家长们手中都拿着一份《私立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新生入学合同书》，内中罗列了四种入学收费方式：交纳赞助费入学，数额从7500元到3万元不等；存款入学，一次性交费18万元，毕业时本息（计加每年的活期利息）全部返还家长；储蓄入学，在学校指定银行一次性存入30万元（期限为一年），学校免收小学1—6年级赞助费，期满后银行按活期计息一次性本息全部返还家长；一次性交费入学。
但是，合同上的承诺刹那间变成一纸空文。一位姓李的家长，手里拿着三份类似的入学合同书，愁眉不展。她和两位亲戚的孩子全都就读于新世纪，入学时分别一次性交纳10万元教育储备金，建校费3万元。
“当初说得好好的，孩子高中毕业时，学校归还10万元储备金，不计息，赞助费不退。哪个晓得从1999年孩子毕业开始，我们向学校要求归还储备金，腿都跑断了，就是讨不到钱……”她的语气绝望而无奈。
在多次上门后，她终于得到学校的承诺：学校现在没有钱，不过可以分次返还。之后，好不容易拿到一张9万元的转账支票，到了银行却发现无法兑付！
她的手上还攥着那种无法兑现的转账支票。被“套牢”的绝望、被欺骗的愤懑在她脸上复杂地交错呈现。
而另外两个孩子，还没等到毕业就都失学了。
“不用说，两个孩子的费用全都打了水漂！”她摊开手，做了一个无助的手势。
在新世纪的“雪崩”事件中，刘道玉堪称一位悲情人物。
1994年3月8日，由刘道玉担任会长的“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在武汉成立了。“路石”的名字，是刘道玉亲定的，寓意自己甘愿做教育改革中一颗小小的铺路石。而创办和具体操作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就是他身先士卒、继续进行教育改革的一个尝试。
这位不甘寂寞的老人一直仰慕先贤，渴望一方舞台，施展自己的教育理想。
新世纪的办学理念的确表现了许多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按照创造教育原则，培养学生的个性、创造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根据“因材施教”的观点，课程均采取了“异步教学”法，让每一个孩子天天都能品尝到成功的感觉，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然而，胜景难再。
有传言称，在新世纪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学校正式宣布关闭，当时，校长刘道玉流下了眼泪。
我依稀能揣测刘当时的心情，但期间复杂的况味也许只有他自己最能体会。我辗转打听到他家里的电话，但几乎没有一次接通。
里铭，70多岁的老太太。孙子在幼年就成为孤儿，拿着儿子留下来的几万元积蓄，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凑齐了13万元，把孙子送进了新世纪。
“我的眼泪已经哭干了，绝望之余我给刘道玉写了信，说你把我一家给害了，我这个老婆子半生坎坷，想不到晚年还落了个这样凄凉结局，背了一身的债……”里老太眼里滚出一颗泪。
“刘道玉在这个过程中，后来的法人代表已不是他了，签名也不是他了。而且其中有些签名还有仿冒伪造他的笔迹的。说他要承担多大责任的话，也不大可能。他在办校过程中确实起了比较好的作用，后来毕竟年纪大了，不能身体力行了。”律师客观的评判中透着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