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使学院的固定资产总值相当于建校50年来固定资产总值的1。5倍！万里在短短的时间里探索出了一条国办高校在不增加国家财政投入的条件下，如何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办学、促进学校自主发展的新路。
这种“国有、事办、民营”模式的特点是，所有权与办学权分离，学院的国有性质不变，但改变了投资主体，适度引用市场或民营机制，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在教育界，“万里模式”被称之为“杂交稻”，意即既能享受公办学校的体制优势，又能运用民办学校的灵活机制。
如果说国有民营二级学院作为公立大学内部的一个子系统，一直在教育界颇受争议的话，那么万里学院的尝试则为公立大学民营化率先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版本，这种独特的模式在公立大学办学体制改革中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民办教育学者邬大光对万里模式的现实意义做了这样的解读：“公共产品民营化，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始终归属于公共产品，公益性成为教育的最高原则或惟一原则。万里学院的出现，已经使教育的公共产品出现了一条裂缝。对于这一现象在中国的走向，目前还很难给出一个令人接受的结论。”
教育民营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近年来在国内的教育界也听到类似的呼声。但邬大光的发问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公立大学改制预示着公立大学的改革方向，还是预示着公立大学的危机？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步履维艰，是否会落到公立大学的身上？对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部分公立大学是否会像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那样，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中，逐步迟出历史的舞台？公立大学是否只有找到一个类似于万里集团的‘托管方’，才能走出困境？”
冲破体制之枷徐亚芬的孤独
头顶无数光环的徐亚芬却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是来自荣誉、鲜花造成的“成名累”，而是来自万里模式在教育界的不可类比的独特性。
确实，它不同于一般的公立学校：
引入市场经济的成本概念。严格成本核算，按高效、精简、勤俭的原则使教育资源得到最佳配置，降低了办学成本。
接受市场经济的评价机制。既有政府部门认可，更听从学生和家长的信息反馈，接受市场和社会的监督，据说每个新加盟万里的教师，都要进行转轨教育，这对于习惯于在国立学校工作的教师来说是个痛苦的过程，需要“嬗变”和转化。
把握市场经济供求规律。万里创办各类学校都选择了最佳时期，就是得益于对市场的准确把握，每一次决策都依托严格的市场调研、市场预测，预测社会的需求，预测家长对价格的心理承受能力，等等。
建立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在万里工作的老师都希望学校严格管理，消除学校的“短板效应”。大家将万里当成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载体，万里人深深懂得一条真理：如果学校因1％的教师工作懈怠而导致学校声誉低下，就可能导致99％的职工利益受损。
同时，万里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办学校：
坚持所有收费都纳入国家财政专户，然后按教育用途逐项下拨，从制度上保证所有办学经费100％用于教育。作为集团一把手的董事长没有财务签字权，做到了有权的不管钱、有签字权的总裁受制约，在源头上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
所有办学所形成的固定资产都登记为国有资产，这是坚持办学的公益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办学的固定资产成为国有资产大大激发了教师的成就感、安全感、归属感，使学校能够健康发展。
倡导以教师为本的管理理念，将国有的事业单位编制与民办学校的灵活用人机制有机结合，有别于一般的私立学校视教师为“打工仔”的偏颇。倡导教职工心态的“绿色”氛围，万里强调多研究“物”（事物的客观规律），少研究“人”（人际关系），使学校无线无派，包容性大。
在民办教育界，鲜有人认同万里模式是属于民办教育。理由很简单，万里享受了政府的优惠政策，它的发展也得益于国有资源的融入。
北京教科院王文源副研究员则反驳道：“我认为万里是一种很成功的、很值得推广的模式。但是现在民办教育界对此存在着争议，认为万里不是真民办，不能代表以后的发展方向。这恰恰是一种狭隘的观念，他们总认为只有完全是自己发展起来，不要政府一点参与才是真正的民办。其实真正的民办还是应该根据机构的设立主体或办学者是非公/非政府来确定。万里的投资主体肯定不是公，虽然政府给了它一块资源让它去开发、利用。浙江省政府对它十分支持，一是给它学校，让它用民营机制去开发；二是在全国民办教育中它是惟一注册为‘国有事业单位’的教育机构。所以它享受了体制内的优势，成功了，我觉得中国的民办教育恰恰应该走这条路。”
他认为，由于政府资源有限，所以应该有选择、有目的地让有效的资源投入到有发展前景的学校中去，这符合我们整个教育的发展现状和财政状况，也符合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现状。
8年后，当我站在万里国际学校气势恢弘的现代化校舍前，看着绿草坪上孩子们雀跃的身影，设施先进的教学楼、试验楼和艺术馆，想起万里裂变型的产业发展之路、颇具轰动的成长效应，不禁暗自纳闷：是什么支撑着徐亚芬作出了当初的承诺？她后悔过吗？
现在的万里是一个拥有数以亿计的财团，但万里人始终信守着当初的承诺：这几亿资产全部归国家所有。“这是一群搞党务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没有国家一分钱拨款的情况下，以教养学，用滚雪球的方式积累资金来办学。这是一群无私的真正致力于教育事业的人。”浙江教委副主任黄新茂作出如是评价。
就在众多的民办学校为产权归属的政策制约深深困扰时，“万里模式”也在业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说，万里的出现和徐亚芬个人的人格魅力、思想风格息息相关。从办学者的思想境界来说无疑是可钦佩的，但从教育产业的发展来说，这种“杂交稻”难以大面积推广。毕竟，教育不是创办者几个人的短期行为，它需要几代人的传承接替，发展过程难免曲折兴衰，现有产权不明晰，很可能构成将来的法律纠纷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当我就此向徐亚芬提出疑问时，她的态度却很坚决：“即便是民办教育立法，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产权归个人。产权归属的私有化会损害教育的公益性，投身教育者从一开始就应具有奉献精神。”
对于办学资产必须严格作为国有资产，徐亚芬表现出近乎固执的态度。她认为，首先，家长在付学生的集资时，含有捐款成分，所以办学资产应该为国有资产；其二，因为办学效果具有滞后性，如果学校经营不善导致倒闭，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收拾这个烂摊子，所以不能形成办学兴旺时由董事会收费，出现问题时由政府承担的局面。
“因为办学具有公益性质，所以政府对学校不收税，而且有些企业家兴办的学校，政府都予以减免该企业税款，如果办学资产归个人所有，或以盈利分红，那么政府就应收取相当税金（国外就分营利学校和非营利学校，营利学校政府规定要收取税金）。因此，万里尽管没有国家投入但办学形成的所有固定资产都应该成为国有资产。”她再三强调道。
徐亚芬坦言，在各种场合的民办学校会议上，她的观点常常使其成为“异类”。但她笃信，只要民办教育的相关政策到位，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精品”，“万里模式”会在全国遍地开花的。
《促进法》的出台终于给了云遮雾罩的产权问题一个清晰的说法：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产权归投资者所有；停办之后，产权归属国家。其实，万里独特的“民办归公”模式在民办教育界不乏同行者，远在江西的蓝天学院在于果的遗嘱里早已成为国家财产，这种个人精神支撑下的产权模式在一个制度化的环境中没有倡导、效仿的必要，但我们有必要对这种精神、情操永远保持一份深深的敬意。
冲破体制之枷加州之旅
如果熊全龙没有那趟加州之行，如果他去了加州没有到罗斯密学区，如果在小小的学区里没有遭遇那个日裔领导人……
可是，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在长兴，这个宁静的浙北小城，人们突然面临着众多的造访者——教授、专家、记者、官员；纷至沓来，欣喜、惶惑之余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起来。他们不知道，一场自长兴而起的“头脑风暴”正悄悄席卷中国教育界。
而那个“如果”命题，事后再三地被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们在不同场合嗟叹、击掌以至扼腕。
是什么成全了熊全龙，成全了长兴？
2000年11月，时任长兴县教育局长的熊全龙是带着满脑子的问号赴美国加州考察的。
作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和浙江省的“教育强县”，长兴教育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困扰。其中最突出的是，教育发展仍滞后于经济发展，现有的公办教育资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满足长兴人对基础教育和优质教育的需求。
“长兴要普及15年教育，如果单靠政府投入来迅速解决教育资源匮乏问题，难度很大啊！”刚刚上任不久的熊全龙对问题症结早已了然于胸，意欲“痛定思痛”来个“休克疗法”。一条可能的路径就摆在面前：给民办教育添把柴，让火烧起来！摆脱观念束缚，热忱拥抱民间资本！
那时，环顾长兴，依然是公办学校的天下，只有清泉武校和华盛中学两所民办学校，也只是初具规模，不大起眼，招生很困难，哪里能与公办学校分庭抗礼呢。说扶持，没有人去上学，怎么扶持？
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没有人愿意上职高，职高入学率相对于普高只有0。73∶1，而省里规定的标准是一定要达到1∶1。
如何打破这种“非均衡”？如何激活这潭止水，让它快速流动起来？
2000年11月2日，熊全龙随教育考察团到美国罗斯密学区考察，内容是了解高中以下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情况。当时正值加州大选前夕，在一些需要全民表决的问题中，该学区的一位日裔女领导人的讲话吸引了他：“公立学校能不能得到经费，将取决于学生家长是否愿意把学券交给学校……”
据说，这位日裔女士的英语讲得还不大流利，翻译很费了些功夫才领会了其意。熊全龙的脑子却琢磨开了。
“我发现当地教育的财政拨款方式和中国不太一样。在中国，学校多属公办，各级政府用公共资金开办学校，老百姓去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