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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的思想显然不同于劳伦斯的观点——重个人，轻社会。鲁迅的观念更接近于中国书的传统观念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或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中的流行书的观念——重社会，轻个人。虽然两个人的观念不同，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却又颇有些相似。劳伦斯与自己的师母，德文老师的太太私奔；鲁迅则与他的学生许广平往上海同居。他们都摆脱世俗观念的束缚，突破了先“解放了社会”的“梦”，“只要目前的梦”——“解放了自己。”
由此可见，“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显然是一个由未经证明的假设作出的判断。它既不能为现实观察所证实，也为以上的逻辑推论以及鲁迅自己关于梦的理论和革命实践所证伪。鲁迅在《野草？希望》中说： “我大概老了。”鲁迅通过自己的身体衰老知道实现这一假设的困难。鲁迅在《野草？一觉》中说： “每听得机件搏击空气的声音，我常觉到一种轻微的紧张，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鲁迅由“死”的可能性而一下子觉悟到“生”的迫切性，于是就把“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的逻辑关系颠倒了一下，先解放了自己，再去解放社会。这也无可厚非，只要你的心是真诚的就好，孰先孰后，并不重要。
有人认为，鲁迅只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却始终没有绘出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这是鲁迅思想的缺憾。其实不然，鲁迅清醒地知道，“这么早，这么容易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人们，可仍然有些不确实，在我看来，就不免有些空虚，还是不太可靠。”（冯雪峰《回忆鲁迅》）现在设计出的“黄金世界”的蓝图，也无非是腾口说空话而已，所以鲁迅不去做这种无用功。不作理论思辨，而是以诗赋的风格使用语言，以否定的方式发表“随感”式的思想，这是鲁迅文章的特色，鲁迅不以诗人的思维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是颇明智的，鲁迅毕竟是革命文学家，不善于玄想。
此时的鲁迅是非常痛苦的，作为“人之子”，他已经“醒了”，然而仅仅是醒了而已，醒了之后怎样？他还没有想好该如何走出去，正如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认识到的，这就使人痛不欲生了。鲁迅面临着梦醒之后的选择，十分悲愤，这种选择是煎熬人的，这种痛苦充分地表现在鲁迅定居上海之前发表的文章之中。鲁迅不满意于做“人之子”，做“儿媳妇之夫”，而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伊藤虎丸所谓“个的自觉”。何谓真正的人？知道“爱情是什么东西”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忍受包办婚姻，延续“挣扎”的痛苦，几乎也等于在“吃人”，谁吃谁都分不清了。这是鲁迅《狂人日记》不好懂的地方，后面再说。
爱情并不等同于性欲，也不是人一结婚便可得到的。鲁迅在《寡妇主义》一文中就曾说过： “爱情虽说是天赋的东西，但倘没有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就不发达。”所谓“相当”就是满意、合理；所谓“刺戟”就是有“所可爱”的对象，包办婚姻就不太可能提供这种刺激；所谓“运用”，就是能操作的爱，能享受“敦伦”之乐的夫妻生活，而非性幻觉。鲁迅没有得到正常的夫妻生活，有爱的欲望和能力，却没有所可爱的对象，“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生命的泥委弃在地上”，里比多白白地浪费了，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家庭生活中的一个“悲哀”。鲁迅特别在“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之后又点明“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然后就用了“……”号。当然，除了“……”号以外，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他的悲哀。《呐喊》、《彷徨》、《野草》的绝大部分篇章里都在表达这种悲哀。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是痛苦而沉闷的；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是脱俗而高尚的，但又不能免于“内心的矛盾”。由于鲁迅的性格的缘故，这种复杂的感情产生出来的《呐喊》、《彷徨》、《野草》就很耐人寻味。鲁迅不像郁达夫或郭沫若等人那样喜欢表白性压抑，而是喜欢掩饰性压抑，所以需要一番猜测。
后来兄弟失和，鲁迅被迫搬出八道湾时，曾经建议朱安回老家绍兴去住，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朱安不同意，因为一旦回老家就等于被休，娘家人也要受人轻视，朱安恐怕会与祥林嫂同一命运，所以回老家无疑是死路一条。鲁迅写《祝福》说明他很能理解这一点，他们仍然住在一起。再后来，鲁迅和许广平恋爱，常来常往，以后在上海同居，朱安不仅不妒忌许广平，而且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颇示好感”。朱安勤俭治家，一心一意地服侍鲁迅的母亲。鲁迅逝世以后，朱安继续照料鲁迅母亲的生活，直到老人87岁逝世，朱安代鲁迅为母送葬，完全尽到了一个长媳的责任。朱安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是很感动人的。朱安说她自己是“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她实实在在地是“陪着做一世牺牲”。鲁迅对朱安，也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好好好地供养他，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认为朱安与自己一样都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故始终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待之。
第二部分狂人无意间吃了谁的肉？（1）
鲁迅没有明确说出自己对母亲的不满，但是从鲁迅的发出第一声“呐喊”的小说《狂人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 狂人的“大哥”即是影射鲁迅的母亲，“字缝”里隐藏着鲁迅对母亲的强烈不满，满纸全都是控诉包办婚姻“吃人”。封建礼教在家庭中的表现之一是包办婚姻，鲁迅的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仍可以用冰山的形象作比喻： 礼教、家族制度都只是冰山的一角，海水下的大部分冰山则是包办婚姻。下面试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据周作人说，狂人的模特是鲁迅的表兄，认为同事要谋害他，乃逃到北京来避难。鲁迅留他住在绍兴会馆，他一清早就来敲门，说今天就要被杀，声音十分凄惨。鲁迅带他去医院，路上他看见背枪站岗的警察，吓得面无人色。据说他的眼神十分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地显出狂人的特色。后来鲁迅找人把他送回家乡，病也就好了。周作人又说，鲁迅很喜欢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大概也有意思要学他，如说赵贵翁家的狗看了他两眼，这与果戈里小说里所说小姐的叭儿狗有点相近，后来又拉出古久先生来，也想弄点热闹，可是写下去时要点都集中于礼教，写的就单纯起来了。这篇文章虽然说是狂人的日记，其实思路清彻，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能写的出来的，这里迫害狂的名字原不过是作为一个楔子罢了。鲁迅说是受益于读了一百多篇外国小说。周作人说： “这许多作家中，豫才最喜欢的是安特莱夫。”有论者说，《狂人日记》借鉴了鲁迅非常欣赏的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小说的《墙》，里面的“我”是一位觉醒的麻风病人，并有庸众吃觉醒之人的描写。周音、李克臣《试论鲁迅从〈狂人日记〉与安特莱夫的小说的〈墙〉》： 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4期。两者“在许多地方都很相似”。除了艺术形式上的相似之外，主要是思想的相似。“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小说对鲁迅创作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讳莫如深，近年来，人们开始突破禁区。”安特莱夫离鲁迅的潜意识还远得很，竟然也讳莫如深！这里要强调的不是鲁迅与安特莱夫的相似之处，而是不同之处，也是鲁迅的更深刻之处，有两点： 一是亲人互吃；二是我也吃人。
虽然《狂人日记》是在谴责四千年中国文化吃人，但是“我”对于某一种吃人者却颇有几分宽恕。这最积极的吃人者不是外人，而是我的大哥和我的母亲，甚至我自己也是吃人者。为什么强调吃人主要是亲人之间互吃？鲁迅特别痛恨的是自己的包办婚姻，而包办婚姻既然是尊父母之命，吃人者当然是家中的长辈。鲁迅把怒火集中射向他们：
……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 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
“大哥”，很明显是影射鲁迅的母亲。她吃人的方式就是为鲁迅包办了一场无爱的婚姻。吃人者与被吃者的关系竟是如此亲密，所以特别可悲，可怕。封建礼教是意识形态，不能直接吃人，必须借助于家族中的长者进行。被吃的晚辈，或浑然不觉，或觉醒了也无法摆脱，即所谓“无路可走”。否则醒了而无路可走，在逻辑上就有困难——不限于包办婚姻，在许多事上都有——除非是没有完全醒，否则怎么会既醒了又无路可走呢？于理上讲不通。从事上看就可以发现，所谓“梦醒了”就是欲摆脱包办婚姻而不可得，鲁迅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门婚事，可谓“醒了”，他要求退婚，然而母亲却坚持不能退婚，对于鲁迅来说，岂非“梦醒了无路可走”？所以这种状态是“人生最苦痛的”。
“布满了罗网”，即包办婚姻的利害关系网。人一旦进入其中，连制造鲁迅的包办婚姻的母亲自己也无法摆脱，只能用亲情逼鲁迅就犯。鲁迅为了照顾各方面的情面、情理，只轻微反抗，而后就自动放弃了，所以称为“自戕”。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正因为吃人者是自己的母亲，为了孝敬母亲，鲁迅也就只好“自戕”——硬着头皮拜天地，进洞房，然后就是长期的爱的寂寞和痛苦。后来鲁迅对中国的孝文化发起猛攻，由此及彼，由个别而普遍，进而全面否定中国文化。潜意识的反作用力巨大而不可估量。
最可怜的是我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狂人认识到“大哥”（母亲）就是吃人者，当然是了不起的“一大发现”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一大觉醒”。但是能拿她怎么办呢？除了在《新青年》上“诅咒”之外，也还要在家中“劝转”她，才有实际意义。母亲只是糊涂，面对“从来如此”的习惯势力，她也“无法可想”，无论醒与不醒，她都是要坚持以包办婚姻“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