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的时候，却发现根本找不到管这些事情的人。
政府职能过于向经济倾斜，政府过多介入经济事务的现象，当然有其历史原因。在改革开放之前，政府是整个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者，政府职能的转型需要一个过程。而在改革之初，由于民间经济力量的缺乏，政府不得不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企业家的角色。但在市场体制基本确立，民间经济力量不断发育，国企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再需要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情况下，政府过多介入经济活动的含义和作用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实际上，在今天，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已经越来越多地由利益所驱动。这种利益驱动，既有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层面的，也有来自官员个人的动力。近几年为社会议论纷纷的“圈地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近几年，由征地造成的社会冲突大量增加。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政府直接介入造成的征地模式。一份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土资源部联合调研组完成的报告《关于完善征地制度的调研情况及政策建议》显示，按照目前的补偿方法，一亩耕地在沿海省市的大部分地区一般只有每亩3万～5万元左右的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及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到村集体手中，而真正到农民个人手中的一般只有1万元左右。若是铁路、公路等基础建设，每亩征地补偿费只有5000～8000元。而据有关专家测算，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地方政府占20％~30％，开发商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失地农民只得到5％~10％。于是，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造就了大约4000万失地又失业的农民。据调查，目前东部沿海地区的失地农民中，1／5以上农民的生活水平已明显下降。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民难以为土地补偿安置费寻求有效的增值渠道，再加上土地被征用之后，有的由原农村人口转为城市居民户口，从失地的农民转变成了城市中没有失业保障的失业人员。这个后遗症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缓解。而诸如城市拆迁等问题，也都是与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分不开的。
在另一个方面，当政府职能过分向经济倾斜的时候，其公共职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侵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当政府的职能过多地集中在经济上，而且GDP成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的时候，政府官员势必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发展经济特别是GDP的增长上。在一些地方，甚至将官员的政绩集中在招商引资这样的单一指标上。在有的地方，几乎每个领导干部都有引资的指标，甚至政法、宣传、共青团、妇联等部门也都有必须完成的“定额”。完不成任务就摘乌纱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公共职能受损害就是必然的。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本来应当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事业都处于衰败之中。其二，政府本来是制定规则、维护秩序的机构，但在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用破坏规则的方式来追求片面的经济增长政绩。如某省甚至出台正式文件，规定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超过追诉时效的，司法机关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另一个省也规定，政法机关对非公企业法定代表人需采取强制措施或对非公企业、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财产进行扣押或查封，若涉及年纳税额在500万元以上、200万~500万元、50万~200万元的非公企业和省、地、县确定的重点非公企业，必须分别报省、地、县政法委协调同意后执行。也就是说，为了发展经济，犯罪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容忍的。同时，由于政府过多介入经济事务，就必然会为官员的腐败提供机会。
多中心时代也意味着价值观的多元化。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社会中的价值观单一到这样的程度：一件事情只有有利于经济增长，才有存在的合法性；一个事物只有能换来金钱，才能证明其价值。而其他的价值大都处于“失语”或理不直气不壮的状态。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国家发改委提出的“小黄金周”建议，即每周休息两天改为休息一天，剩余的一天一起移至月末，加起来就够每月实行一个四五天的“小黄金周”了。而理由也是为了旅游和拉动内需。甚至民主和社会公平等为人们公认的价值，也只有在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才能理直气壮地提出，经济增长甚至还可以成为容忍腐败和诸如卖淫等丑恶现象的理由。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在开始正视人类的生活是丰富的、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有价值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这些价值都应该成为我们在社会发展中追逐的目标。从贫困到底层？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一部分从贫困到底层？
从贫困到底层？
改革与利益格局的调整有两层具体的含义：一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二是经过调整的利益格局固化为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国的改革已经有了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历程，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历程中，它走过了从利益格局的调整到利益格局开始固化为社会结构的完整过程。而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今天的利益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社会下层群体的形成过程和结构位置。
短暂的平等化效应
如同苏东国家的改革一样，在中国改革的最初阶段上，也曾出现过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当时在苏东和中国进行的多项调查都表明，在改革初期，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明显在缩小。从中国的情况来说，这源于市场机制为下层群体提供的机会以及“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在失败者形成之前先行造就成功者。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下层最早在改革中受益。这突出表现在，在农村改革中，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了。在1978~1985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增加到3976元，平均每年增长168％。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152％。在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当时甚至出现所谓“超分配”的现象）。同时，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边缘性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分无法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被释放的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展个体经营，从而使得这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中的受损者几乎不存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
相对剥夺开始凸现
但市场化改革为下层群体带来的机会是短暂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改革的潜力实际上已经基本释放完毕，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进入相当缓慢的阶段。在1986~1991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42376元增加到70855元，平均每年增长108％，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27％。在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农民收入一度有所提高，在1992~1996年期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78399元增加到192607元，平均每年增长251％，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56％。尽管这一阶段曾经被人们称之为农民收入增长较快阶段，但实际上这样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
在城市中，由于受制于改革的滞后特别是国企的低效率，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普通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并不快。有资料表明，从1986~1992年间，国有企业职工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非国有单位。这段期间，国有企业单位职工人均收入由2633元增加到3594元，增长率为365％；城镇个体劳动者人均货币收入由2484元增至5915元，增长率为1381％。由于国有企业长期亏损，到1994年时，全国就已经有100多万退休职工领不到、领不够或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约有400多万在职职工不能足额领到工资。由于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构成了城市从业人员的主要部分，他们收入增长的缓慢导致整个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较低速度。
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出现的共同富裕局面开始发生变化，改革中受损者开始浮现，但这种受损（主要是农民）基本是表现在相对的意义上。从90年代初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加快，市场经济开始活跃，部分个体工商户、早期的私营企业主和90年代初期的下海人员（原来主要是干部和知识分子），收入和财富增加迅速，贫富差距也就从这时开始拉大。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达到038，已经接近04这个警戒线。
掠夺之手重塑利益格局
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城市中一个相当规模的贫困人口的出现，是始于90年代中期；地方和基层财政的恶化，是始于9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增加的进一步放缓，是始于90年代中期；而人们所关注的贫富悬殊的严重化，也是始于90年代中期。
学者们经常谈论一个问题：在过去20多年改革和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人均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GDP的增长水平。1980~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4％，分别低于GDP年均增长速度40和35个百分点。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这种背离更突出地是发生在90年代之后。根据有关专家的计算，20世纪80年代中GDP年均增长率，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和75％。GDP年均增长率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的差距不到两个百分点。但在90年代，两者之间的差距达到将近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差不多只有GDP年均增长率的一半。而且，从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贫困人口，中国城市贫困人口1990年是130万，而1995达到1910万人。二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出现了绝对下降的现象。世界银行最新一份《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准入、政策改革及灭贫策略》的报告指出，通过对中国84000居民的调查，发现中国入世三年来农村家庭的整体平均收入减少了07个百分点，部分赤贫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更急跌6个百分点。
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扩张并不断蚕食初级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皮奥雷等提出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即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两个市场和部门——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并且这两个市场之间很少发生人员流动。在我国，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主要表现为由城市劳动力构成的初级市场和由农民工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