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校长朋友对我说。我笑着说：你这是背叛你知道吗？你得抓紧政治学习才行。
1995年5月的一天，在南京的珍珠宾馆里，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我突然对刚刚进行了一次长谈、彼此第一次互相有所了解、现正准备入睡的单位领导说：1989年我出过问题，这一点我觉得应主动向你说清楚。
他大笑起来。见我不解，他说：两年前，你刚来两个月，就有省厅、市局的公安同志找过我了，把你的情况通知了单位，要单位掌握你的情况。
当时我很吃惊。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我走出高墙、重获自由之后，始终有一张我虽然看不见、却有形、严密的网络在监控着我。
四
女儿两岁时，有一次在酒桌上听朋友说“你在监狱如何如何”的话。她未吱声，但记在心中。一天她突然问我“爸爸你坐过监狱？”我大吃一惊，马上想起是朋友多嘴引起的。我懊恼万分：如何对女儿解释？如何让她相信爸爸并非坏人？
我抱起她，说：小姑娘，爸爸不是坏人，你要相信，好吗？等你长大些，能听懂时，我再讲给你听好吗？她未置可否。
在她不满五岁时，有一天，她又问起这事。我说：我说过等你长大些，可以听懂时我再解释给你听。
她说：再过一个月我就要上小学了，你现在说出来试一试，看我能不能听懂。
稍作犹豫，我尝试着解释说：爸爸是因为从事民主运动被关进监狱的。民主就是让老百姓自己看，你觉得谁好呢，你就选谁当领导；谁当不好就另选一个来换掉他。而咱们中国现在的领导不让老百姓选，有错误还不准批评。……。。
女儿叫喊起来：我知道了，那你是反对jXX了——对啦，你原来是反对dXX！哎呀，这事你再也不许对任何人讲了，即使我妈妈你也不要讲。如果你实在想讲，就讲给我听，因为我即使想去公安局告你，也不知道公安局在哪里。说完，女儿对惊呆了的我说：怎么样？就这你刚才还说怕我听不懂？
这时我只好认真给女儿解释说，爸爸不反对任何具体的个人，只是希望把关系到老百姓的事能办得好一些。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朋友。他说决不相信。我告诉他：的确是真的，绝无虚构。
我女儿八个月时学会说话，一岁时可以与人交谈，而且她一开始说话就可以说出较长的句子，还可以不时在句子里用一、两个成语——在她开口说话之前，我用成人的语言，每天和她不停地说话，所以她一开口说话，就直接使用着成人的语言。
五
十三年前，当我还在四堵高墙电网之内的一间黑屋子被囚时，我就想我要把这段生活写成一
本书。但十二年来，我从未动笔写过一个字，六本《狱中日记》也扔在了几千里外一个朋友处。原因有二：写了无法出版——写了是白写，说不定还因手痒而惹祸。我总不能像《红岩》那样、像方志敏那样把自己写成正面角色、把公安干警写成反面角色吧？第二是写出来之后有什么价值？
直到我在网上看到余杰说“我们要战胜内心的恐惧”、杜导斌的“勇敢说”及任不寐的“专制是对人民心内怯懦的惩罚”时，我突然明白我可以写这段经历了，我找到了主题：我要告诉人们，监狱并不可怕，我是面带微笑进去，又面带微笑出来的。我的狱中日记扉页曾自题四个字：爱狱如家。
我要告诉人们：坐监狱一点也不可怕！所以我暂定的题目是《我在监狱里的快乐生活》。
但愿不要写得太长。几十万字写起来很累，但愿我还能坚持下去，把它写完，与大家分享。
是为序。
5日－7月－2002年
第一章：一次文明的抓捕行动
警方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我缉拿归案。
但他们作了充分的准备，有几套预案。并且经历了失败、失望甚至沮丧之后，却意外将我抓获。
那天上午十点多，我上街去了。我家住在离县城大约三公里远的地方。为给母亲奔丧，我回家已蛰伏了几十天，母亲在1989年6月6日偷发脑溢血病故，昨天是母亲的百日祭奠，今天我计划和几位朋友告别，明天就将再次远行。
在街上首先遇见我中学时的一位同班同学，他摆了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摊儿，我站着和他聊了几句。他和我都无法预见，我和他的这次偶然闲聊，使他日后也成为警方的调查对象。
刚走了几十米，正欲去一个朋友家，突然见我妹妹骑自行车迎面冲过来——看她脸上的表情，就知道发生了不平常的事。果然，她大叫：“哥！公安局分三路到咱家抓你了！父亲叫你快走！”说着，她把我放在家里的证件、钱物等塞入我手中，同时说：“快，快点儿！”我哈哈一笑，说：“没事儿，你回家去告诉父亲，就说我没事，让他放心。”妹妹显然因我的平静和坦然而放松下来，但当她调头回家时，从她频频回头的动作和眼神中，我知道她当然不可能完全放松。我就微笑着给她挥手。
到了我计划中第一个告别的朋友处，坐下来喝完一杯茶，谈了我下一步的去向。这时我突然想到，兵分三路去我家围捕、并遭到失败的警方，现在说不定正在向我这个朋友处来呢。我就说，咱俩换个地方说话。
在这个院子，还住着我另一位大学同学，他在外地工作，只有他妻子和女儿在。我告诉我的朋友，咱俩去对面××家坐一会儿，半小时内，我让你看一出蹩脚的警匪片。朋友明白我的话意，两人就笑着移脚对面的同学家。
同学的妻子热情地把我们请进去。我说，你把门打开，再把竹帘放下，我等着看电影。同学四岁地女儿正在午睡，小脸蛋圆乎乎地，呼吸平静。我想起她出生那天，同学兴冲冲跑到我处，大叫“快去我家看我女儿！刚出生地孩子可真是丑呵！”于是我和他又兴冲冲跑去他家——结果遭他妻子迎头训斥：一对傻瓜！我和同学只有围在床边嘿嘿傻笑。
我拿起水果刀削好一个苹果，说：“等莎莎醒了，就告诉她，这是她叔叔专门为她削的。”同学妻子问我：“你今天怎么啦？”我说：“等下次再见时，说不定莎莎已长成大姑娘啦”。同学妻越发不解，我哈哈一笑，故意不作解释。
我无法预计我在监狱的高墙里将要待多久。
等了快一个小时，我预想的警方包围、埋伏、破门而入却扑了个空，岂不知我此时就在他们身后二十多米处隔着竹帘看热闹的情景并未发生。我不免有些失望，觉得他们真是太笨了。全县人都知道我最好的朋友是谁，他们怎么就找不到我？
其实妹妹刚才还告诉我，警方是兵分三路包围我家的。我已清晰地想出了那个场面：一队人马上到我家屋后的山上，负责外围警戒，高瞻远瞩，周围情况一目了然。另外两队分别从两个方向对我家实施突然的合围袭击。公路在我家门口一个大转弯，从我家出发，两个方向都可走到县城，只是在县城的不同地点。他们在我家扑空后，正在和我父亲谈话时，妹妹伺机从另一个方向离开，避开他们地目光，借辆自行车抢先到城里，并很走运地碰见我。没有亲眼目睹紧张而失败地抓捕行动，我只有放弃了。我和朋友向同学妻子告别后，一边散步一边走到城外的河边。这时我实话告诉朋友，县城里，警察们现在正忙得满头大汗，恨不得把全城翻个底朝天。他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有点急了。我说：抓的人是我又不是你，你急什么？
他只好陪着我继续在河堤上散步。
“下一次散步，也许是多年之后了。我今天要好好享受阳光和河水的哗啦声，还有杨树叶飘落时的轻盈。”我说。
差不多走了两公里远，也几乎是从城西绕到城东了，中间还有几次坐下来聊天。这真是一次很不错的散步。
我说：“现在进城去。”
朋友说：“监狱毕竟不是人可以住的地方，我建议你还是设法逃走。”
“你真的以为我能逃脱吗？他们上午在我家的失败和此时在城里的茫然无措，只是暂时的——相反，你陪着我此时的闲庭信步，才真正是暂时的。现在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中国之大定然不会有我永久藏匿之地。王军涛在武汉等地的藏匿就是例证，当然我此刻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如果长期藏匿，唯一的后果就是让灾难波及那些好心的人，王军涛在武汉的躲藏终于连累了二十七个人共同受难。
我必须承认，我确实想过如何逃走，我的内心在激烈斗争，一个我强烈要求马上逃走，另一个却说：老兄，别逃了，没用的，你不可能逃掉。当时的每一分钟，我都可能跳下河堤，涉水而去，逃之夭夭。
但我始终面带微笑，好象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朋友只好陪我进城——沿着东环城路，我再次走到城里。生活一如既往，看不出任何异常的迹象。我顺路又拜访了两个朋友，告诉他们我可能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朋友照例要留我吃饭，我笑着说，等我下次回来吧，你一定要准备一瓶好酒。
沿东环城路走到北新街，再沿北新街自东向西走去。
这条街既是本县最重要的一条街道，同时也是省际之间的国道，交通繁忙。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及县看守所都在这条街上，同时我两年前离开这个地方时所任职的那个部门，也在这条街上，在那里有一间我住了四年之久的宿舍。那是我阅读、写作和与朋友聚会的地方，我总是对那些聚集在我宿舍的朋友们说：这是全县唯一的言论自由之地。朋友们也曾把我的宿舍称作“第二图书馆”，言下之意：除过县图书馆，就是我这里藏书最多了。1986年底本地区最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就在此地策源。我甚至有一个习惯，离开时不锁房门，以便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入，那是我把刘晓波的《与李泽厚对话》复印一份放在桌上，以便谁都可以随时来阅读的日子。
在这条街的另一处，还居住着我当时的恋人。那是一个戴眼镜的小姑娘，看她那瘦小的样子，我把她叫做“蚊子”。两年后的这次重回故乡，我曾与她有一次相遇。她个头长高了，也丰满了。我从人行道上走过时，她突然从屋里走出来。我一惊：好漂亮的姑娘！我笑着说：小姑娘，你长大啦！她飞红了脸，说：“我宿舍在506号！”说完就跑开了。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朋友都笑了起来。
两年前我可给她写过很多爱情诗的。
后来曾听人说，我在监狱里时，她多次哭着说要去看我。这当然是不会被允许的。她终于读懂那些诗啦。真是一个好姑娘。
入狱那天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在这条被称作北新街的大街上长达350米的散步途中，未能与她相遇。
我在这座小城里，也算是一个“名人”吧，虽然离去两年，此次在特殊情况下回来，基本不公开露面，但在几百米的路上，总要碰见百十个相熟的人和你打招呼。就在我走到县农业银行大楼前时，碰见一个熟人，握手，说话；正说间又有熟人路过，于是也停下说话。只要我停几分钟，就可能聚拢七八个人来握手、打招呼、站下来说话。当时正是这样，有七八个人停下来和我说话。
我听见有人喊我名字。
我本能地转过头。两个我不认识地男子，离我十多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