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真正的审讯才开始了。
这是一次长达十个小时的马拉松审讯，结束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四时以后。
第三章：我在秋夜感到了手铐的冰冷
这是我最难以叙述的部分。我如何能在完全不涉及内容的前提下，只叙述审讯中形式化的“我”和过程化的“我”？或者，借用郑振铎出版《金瓶梅》的办法，以“□”将相关内容隐去？
审讯很自然地开始了。小杨做记录，刘和周负责提问，我的任务是“老老实实交代”。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次审讯的漫长，以为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这件工作就满可以结束了。政保股刘中亚股长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来吗？”
我说：“知道。你们对我今年四、五、六三个月的行为很感兴趣——当然，我觉得我的所作所为太平凡了，甚至不直一说。”
刘股长说：“看来你已经有了心里准备……”
“那当然！”我抢过话头说，“但我肯定不如你们准备得充分。”
现在看来，以这种积极主动咄咄逼人的方式开始迎接这次审讯，固然有我年轻时自负与幼稚的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老奸巨老谋深算藏而不露，至少应尽量沉默放慢语速。但我没有。另一面就是，这种经历，是全新的第一次，我对这种体验怀有强烈的好奇心。记得我当时曾
多次抱怨小杨记录的速度太慢——这使我总得停下来等他。
审讯者和我同样兴奋。本案件的特殊性、重要性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被审讯者的知识水平，对他们来说，都是第一次碰到，强烈的使命感和已经面临的挑战，使他们压抑着的兴奋爆发出来。
整个夜晚，谁也有露出疲态，甚至谁也没有打一个哈欠。我不停地抽烟，抽完我自己地一包后，又把周胜利的一包抽完，他起身出去，从什么地方——也许是他的办公室——又拿来一包。我至今仍能记得那是一包淡黄色烟盒的“公主”烟。这反映了我内心的紧张。作为预审专家，他们一定从我平静、坦然、侃侃而谈的表象，看出了我内心的紧张。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但看不见的拳击比赛。双方都有极大的消耗——如果称体重，在那十个小时内，我的体重至少下降两公斤。
审讯是一种外在暴力强制下的回忆。
四月十五日，那是一个周末。我们的沙龙正在举办活动。这个沙龙其实是以我、一位23岁就从同济毕业的硕士和另外一位律师等三人位核心，凝聚了几十人到一百多人的一个读书沙龙。活动是非正式的，其实是一次周末饮茶活动，由我们三人轮流召集，记得李硕士讲过“波兰危机”，蒋律师讲过“公共关系”和“公司法律”，我讲过一次“社会心理学”和一次“集体无意识”，还有安徽籍的一位陈先生讲过一次“围棋入门”或者“桥牌技巧”，有时就集体阅读《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27日，该报被江泽民在上海永久查封。
4月15日的活动是围绕我的一篇未能公开发表的文章进行的。那是一篇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主要论点是，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是一种逆向淘汰选择——以此时为坐标点，以过去为价值尺度来取舍未来，这种价值取向将导致文化递减式消亡。新颖之处是借用了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的心理分析方法。我朗读完这篇六千字的文章，大家正在讨论时，一位来自湘西的周先生骑着自行车赶过来了。他大声说：“我刚看完新闻联播，胡耀邦今天上午死了。”
于是活动的内容变了，这也是这个松散沙龙的最后一次活动，虽然当时谁也意识不到这一点。相关的人员从此命途多舛天各一方而且永无重聚的机缘。当年才24岁的李硕士现在在深圳一家工程研究院；蒋律师不甘在当事人和法官之间充当行贿介绍人角色，现仅任广州一家企业的专职法律顾问；那位骑自行车的湘西周先生自费到北京读完硕士后，听说开了一家公司；而酷爱围棋或桥牌的安徽陈先生，听说在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当医药销售代表，那是一个道德和法律都异常黑暗的职业。
把审讯比喻为“看不见的拳击比赛”也许并不准确，从双方角斗的方式上看，更像中国式的太极拳，而从双方所处的位置关系看，应是一场猫抓老鼠的游戏才对。猫和老鼠都把智慧发挥到极致，其中也不乏迪斯尼卡通片里的幽默。
当每一个问题提出时，我总是能在第一瞬间就洞悉问题的本质——或者当中隐藏着的问题，或者这个问题只是换个角度，它将出乎意料地指向另外一个故意不说出来地问题。我表情诚恳、滔滔不绝，而且让人觉得我的回答都是未经思索就脱口而出的。我一本正经，其实心里总是忍不住在笑——猫走了很远，才发现掉进一个陷阱。老鼠当然要捂着嘴巴发笑了。每一次的回答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开始总以为这个坑应挖得再深一些，里边藏着许多金元宝。当深挖之后，有时只找到几块瓦片，有时甚至连瓦片也没有。
我每一次都成功地忍住不笑。但我也分明从刘中亚眼神中，一次又一次看到了狐疑。他不信任我。但他并不反对信息量地增大——当然，我也清楚这一点，我的回答并非完美无缺无懈可击，信息量越大出错的概率也越大。但这已经是我当时所能选择的最好的“反审讯方法”了。我也希望他们提更多的问题，从而使我也能从信息的来流中寻找我所关注的人和事的动向。
在那年4月15日的几日后，我在北上的列车上，那是在京广线。我以某新创刊的杂志的特约记者的身份去北京。午夜，我走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吸烟。我点上一支烟，一个人站在那里。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几年来，在东西南北的奔走中，我已十分熟悉这种声音。窗玻璃之外，是无边的黑暗，偶尔有一两点灯火一闪而逝。当我收回目光无意中扫视车厢时，一股巨大的悲哀袭上心头。
硬座车厢里坐满了互不相识的乘客，他们闭着眼睛，脑袋靠在座背上，也许睡着了，也许并未睡着。脑袋随着列车奔驰的节奏，在轻轻晃动。如果从一个外籍乘客的角度去看，这些中
国人一律面黄肌瘦，汗珠挂在他们的脸上，身上衣衫破旧，但都紧紧抓着自己简陋的行李。最为重要的是，所有苍黄的脸上，一律没有表情。我看到的只是枯瘦、麻木与僵硬。眼泪不知不觉涌上我的眼眶。生命在中国就是这样低贱和卑微！既不知道去要求基本的做人的权利，也不知道应承担的基本的做人的义务。
就在这一瞬间，绝望彻底将我击倒。
我怀疑我正在进行的行动的意义了。
当我把烟吸完时，我告诉自己，我所看到的景象，正是我行动的出发点，非但不应因此而放弃，相反，应更加坚定地去努力。
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再次升起时，列车正要靠近长江，将要穿越武汉。这时我从列车上的广播中听到，上海已将《世界经济导报》查封。
感谢审讯者的提问，它使我得以反复回忆几个月前的一切。在审讯中我不能说的，此时也不能写出；在审讯中我坦然说出、并已记入我的刑事档案的，此时也不能写出。我要告诉人们的，仅仅是我的内心感受。
到达北京的当天，我在《日记》中写到：“这是我记的最后一次日记。已经记了十年的日记，应该在今天结束——今后的行动，已不适宜再记日记了。”当然，我此刻并不知道，几个月之后，我将再次在狱中开始并又写了一段时间的日记。
审讯终于在凌晨之前结束。小杨已经写了厚厚一摞共53页的《审讯笔录》。我看《审讯笔录》、改正错别字、逐页签名并捺指印——在每一个涂改处都捺上指印，又花去了一个多小时。
“记录无误。”我写完，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说不必了，但我坚持写下日期——我没有忘记已经是第二日了，审讯笔录开始的日期还是前一天的。前后日期的变化，表明这是一次漫长的审讯过程。
和我预想的一样，他们把审讯笔录理整齐，加入文件夹后，从另一个文件夹中拿出一张纸，送到我面前。
这是一份《收容审查通知书》。写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85年第50号文件精神，决定将我以反革命煽动罪收容审查。这时我才在公安局长应该签名的地方，看见盖着一个正方形的印鉴：夜影踪。原来“黑局长”的“黑”字是个“夜”字——这是多音字吗？我至今还不清楚。
“收审”是公安机关广泛采用的一种强制措施，记得作家蒋子龙还写过一部《收审记》的小说，但我在当时的《刑法》和《刑诉法》中从未找到过“收审”的法律依据，此刻我终于明白了，其依据就是公安部的这份秘密文件——它从未向社会公开过。
在小杨把笔递给我，要我签名时，我向刘中亚提出：请给我说明我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收审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我表明，根据今天的审讯内容，我的所有言行，均未违反刑法规范。我同时还要求他说明收审的期限及审批程序——我想把它作为法律知识搞明白。刘拒绝了我的第一个要求。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何时依法通知亲属？刘这次明确告诉我在明天上午通知，其实也就是今天上午了。后来我见到了那份由我弟弟签收的《家属通知书》，并知道他们那天上午在我家进行了第一次搜查。
在后来的一次审讯中，就收审的合法性问题，我和周胜利曾进行过一次“准学术”的法律讨论。我的观点在1997年才得以验证——新《刑法》和新《刑诉法》颁布之后，公安部的这份文件终于得以废除。此是后话。
我在《收容审查通知书》上签下我的名字。
我看见周胜利从抽屉拿出一副手铐，他走过来。我马上站起来，笑着伸出双手。他走到我面前，笑了一下，说：“不好意思，咱们也算是熟人了，按说都不必戴这个，可是按规定……”我也笑着说：“不必客气，请吧！”
我感觉到了不锈钢手铐的冰冷，尤其是在初秋的这个凌晨。
我把双手移到眼前，仔细观察手铐的结构和质地。结构看不明白，但我由衷地夸奖说：“钢材的质量很不错！”
周胜利像好朋友一样说：“我送你去吧。”
当要往出走时，我发现西服是披在肩上的，我要求暂时打开手铐，让我穿好衣服。周说不必了。我马上明白，他怕我耍什么诡计，于是就不再坚持。
下楼，出公安局大门，左手方向，沿一堵高墙和县人民医院之间的小巷前行60米，进一个绿色铁门，就是看守所。我曾来这里看过县中队打篮球，小伙子们的球技不错。那时中国人还看不到NBA。
门口站岗的战士打开铁门，让我们进到院内。左手走不远，绕到一排平房背后，到一间亮着灯的屋子里。值班的是一位叫平福安的管教干部。办完登记手续，打开手铐，让我交出身上所有物品、并一一登记，包括我的裤带和鞋带、拆下裤腰上的金属挂扣，犹豫了一下，未收走我金属框架的眼镜。正在这时，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冲进来两名县中队的年轻战士，他们刚走近我身边，老平就斥责：“去！出去！也不看看是什么人！”小战士讪笑着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