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害怕。他的脑袋已不是正中地支撑着了，而是微微偏向了一边。
儿子去把换下来的衣物统统收进手提箱里。妻子把钱藏进包里，惴惴不安地望着丈夫：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冷呢？…刚才应该带一件厚长衫。我会送来的。对了，这里有一条小围巾，”她把围巾从他衣兜里掏了出来。“围上好了，免得着凉！”她裹着褐色狐皮领和皮裘，身体显得有她丈夫3信粗。“现在你到病房里去，安置一下。把吃的东西都放好，好好看看和想想，还需要什么，我坐在这儿等着。待会儿你下楼来告诉我，傍晚我就会把东西都送来。”
她并没六神无主，她总是把什么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不愧为丈夫的生活伴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怀着感激和痛苦的心情看了看她，然后看了看儿子。
“这么说，尤拉，你要走了？”
“是晚上的那趟火车，爸爸，”尤拉走到跟前说。对待父亲他保持尊敬的态度，但是毫无热情，即使是此刻，与留下来住院的父亲离别，也像平时一样，一点也不激动。他对待一切都是漠然的。
“那就走吧，孩子。这可是你头一回出差去办重要的事情。一开始你就要保持公正的口气。不能心肠太软！心肠软了反而会害了你自己！要永远记住，你不是尤拉嘈萨诺夫，不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你是法律的代表，明白吗？”
尤拉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反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此刻很难找到更确切的话来说。米塔不知所措，急着想走。
“我和妈妈还要在这儿等你的，’尤拉微微一笑。“你先上去看看，别急着告别，爸爸。”
‘您自己能走到那里吧卢米塔问。
“我的天，人家勉强站得住，难道您不能把他扶到床前吗？把兜子带去！”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像个孤儿似地望了望自己的家人，拒绝了米塔的搀扶，自己牢牢地抓住栏杆，开始上楼。他的心怦怦直跳，而这还决不是因为登高。他沿着梯级往上走，犹如被押上那个……怎么称呼它呢……像讲台似的高处去砍掉脑袋。
护士长提着他的兜子，抢在前面跑上楼去，在那里她向玛丽亚喊了几句什么话，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没走完第一段楼梯的时候，米塔就已经从楼梯的另一边跑了下来，并且迅速走出大楼，以此向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表示，她的丈夫将会在这里得到怎样精心的护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缓慢地登上楼梯拐弯处那宽阔的平台，这样的平台只在古老的建筑物里才有。在楼梯中间的这块平台上，放着两张有病人的床，旁边还有床头柜，居然一点也不影响人们上上下下。其中一个病人情况不妙，心力衰竭，正在通过氧气袋输氧。
鲁萨诺夫竭力不看他那没有转机的脸，扭过身去望着上面继续攀登。但在第二段楼梯顶上等待着他的也不是令人振奋的景象。护士玛丽亚站在那里。她那黝黑的神像式的脸上既没有笑意，又没有问候的意思。她个子很高，又瘦又扁，像个士兵在那里等他，而且马上就通过楼上的穿堂间在前头带路。从这里开始，有好几个门，凡是不挡住门的地方都有病床，上面躺着病号。在没有窗子的拐角上，一盏经常开着的台灯照亮了护士用的一张小写字台，还有她的配药桌子，旁边墙上挂着一个带毛玻璃和红十字的壁柜。他们从桌子旁边走过，再经过一张病床跟前，玛丽亚就伸出瘦长的胳膊一指：
“从窗子那里算起第二张床。”
话音刚落她就匆忙走开，这是一般医院令人不快的特点：不站上一会儿，也不聊几句。
病房的门经常是敞开着的，但尽管是这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进门时还是感觉到潮湿、浑浊和混杂着药品的气味，对他这样嗅觉灵敏的人来说，这使他很难受。
病床都垂直墙壁而放，排得很挤，狭窄的通道只有床头柜那么宽，即使是病房中间的通道也仅能容两个人擦肩而过。
在这中间通道里，站着一个穿粉红色条纹睡衣的矮敦敦的宽肩膀病人。他的整个颈脖都用绷带包扎得很紧很厚，纱布几乎碰到了耳垂。绷带的白箍使他那褐发蓬乱、木呆呆的沉重脑袋不能随便动弹。
这个病号正在声音沙哑地讲什么故事，其他病号在床上洗耳恭听。鲁萨诺夫进来时，他整个身躯，连同跟身躯牢牢连在一起的脑袋，转向了鲁萨诺夫，以毫无同情的眼神打量了一下，说道：
“暗嘿，又来了一位癌友。”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认为没有必要理睬这种不拘礼貌的讲话。他感觉到此刻整个病房都在瞧着他，但他根本不想相应地也打量一下这些偶然与他同住一起的人，甚至连招呼也不想打。他只是在空中摆了摆手，示意那个揭发病号靠边站。那人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走过去后，又把整个身躯连同铆结实了的脑袋转了过去。
“喂，老兄，你得的是什么癌？”他问，声音含混不清。
已经走到自己床前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听到这一问话，简直像滑了一跤。他抬起眼睛盯着那个无礼的家伙，竭力不使自己发作（但他的肩膀还是抖动了一下），庄重地说：
“什么也不是。我得的根本不是癌。”
揭发鬼鼻子里吭味了一声，接着就让全室都听见他的议论：
“嘿，傻瓜一个！如果不是癌，难道会安排到这里来？”
第二章 念书不能增添智慧
住进病房的第一天晚上，仅仅几个小时的工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已经感到十分可怕了。
一个出乎意料、莫名其妙、对谁也没有用处和好处的坚硬肿瘤，像钩子拖鱼似地把他拖到了这里，并且扔在这张又窄又小、铁网吱轧作响、垫子薄得可怜的铁床上。自从在楼梯底下换好了衣服，告别了亲人，上楼走进这个病房，先前的整个生活就仿佛砰然关上了大门，而这里突出的俗不可耐的生活简直比肿瘤本身还使人感到可怕。再也不可能选择令人愉快、得到慰藉的景物看了，而只能看那八个此时似乎跟他平起平坐的沮丧可怜虫——八个身穿褪了色的、破旧而又不合身的粉红色条纹睡衣的病人。要听，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只能听这些临时凑在一起的人的无聊谈话，话题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毫不相干，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倒是宁愿命令他们住嘴，特别是脖颈缠着绷带、脑袋被夹住的那个令人讨厌的褐发鬼。大家总是直呼他“叶夫列姆”，尽管他已不年轻。
然而这个叶夫列姆怎么也安定不下来，他不躺在床上，也不离开病房，而是心神不定地在病房中间的通道上来回走动。有时他会眉头紧皱，像被打了一针似地扭歪了脸，捧住了脑袋。然后又继续走动。他这样走动一阵之后，正好在鲁萨诺夫的床头停下来，隔着床头架子把自己那不能弯曲的整个上半身俯向他，探出一张宽阔、阴郁的麻脸，提示说：
“如今一切都完啦，教授。回不了家啦，明白吗？”
病房里很暖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穿着睡衣、戴着绣花小圆帽躺在毯子上面。他整了整金边眼镜，以素有的严厉眼神盯了叶夫列姆一眼，回答说：
“我不明白，同志，您到底想要我干什么？再说，您为什么要吓唬我呢？要知道，我并没问您什么问题。”
叶夫列姆只是恶狠狠地吭嗤了一下鼻子；
“是啊，你问也罢，不问也罢，反正是回不了家。眼镜你倒是可以送回去。还有新睡衣。”
说完这番粗鲁的话，他便直起不能转动的半截身子，又在通道上走动起来，真是鬼迷心窍。
当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能够让他住目和自重的，但要这样做，此刻他却缺乏自身素有的意志力，而听了这个缠着绷带的魔鬼这番话，他更是地气了。需要的是支持，可别人偏偏把他往坑里推。不过几个小时的工夫，鲁萨诺夫就似乎失去了自己的整个地位、功绩和未来的宏伟蓝图，变成了只不过是对公斤重的白净而温热的肉体，连明天自己会怎样都不知道。
大概忧思在他的脸上反映了出来，因为叶夫列姆在这之后的往返走动中有一次停在他对面，已用平和的口气说话了：
“即使能回家，也呆不了多久，到头来还是得回这里。虾很喜欢人。它要是把什么人错住，那就到死也不会放开。”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精力给予反驳，于是叶夫列姆又继续走动。这病房里谁会去制止他！大家都心情沮丧地躺着，有几个还不像是俄罗斯人。靠另一面墙，由于炉台突出的缘故，只放了4张床，其中隔着通道与鲁萨诺夫脚对脚的一张，是叶夫列姆的床，其余3张床上的病号都还很年轻：靠近炉子是一个皮肤黝黑、头脑简单的小伙子；一个拄拐棍的乌兹别克青年；靠窗户那里，是一个瘦得像绦虫一样的青年，他蜷缩在自己的病床上，面色蜡黄，呻吟不停。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面的一排，左边躺着的是两个少数民族病号；接下去，靠门那里是一个推平头的俄罗斯少年，个头很高，正坐在那儿看书；鲁萨诺夫右边靠窗的最后一张床上坐的好像也是一个俄罗斯人，但这样一位邻居不会使你感到高兴：他长着一副强盗的嘴脸。他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大概是因为有一道疤（从接近嘴角的地方开始，沿着左颊的底部几乎一直拐到颈脖）；也可能是由于他那蓬乱的黑发有的朝上竖着，有的向旁边翘起；又有可能是由于他那总是生硬而粗暴的表情。这个强盗也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快把一本书读完了。
天花板下的两盏电灯已经开着，光度很强。窗外已经变得晦暗。病号都在等晚饭。
“这里岂不就有一个老头，”叶夫列姆还在唠叨，“躺在楼下，明天要动手术。还是在1942年的时候，就给他切除一只小虾，医生对他说：‘没关系，自由自在地生活吧。’懂吗？”叶夫列姆仿佛是劲头十足地在说，可是声音却让人觉得似乎是在给他自己开刀。“13年过去了，他连这家医院也不记得了，酒也喝，女人也搞——你瞧，一个乐天的老色鬼。可现在他那只虾长得那么大！”叶夫列姆甚至得意地吧瞎了一下嘴，“恐怕要直接从手术台送太平间吸。”“行啦，这些不妙的预言已经足够了！，他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甩手就转过脸去，他不敢相信那是自己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没有威严，那么可怜巴巴。大家都默不作声。还使人心烦的是对面一排靠窗的那个老是翻身的瘦弱青年。他坐也不是，躺也不是，蜷着腿用膝盖顶住胸口，怎么也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姿势；他的脑袋已经不是倒在枕头上，而是搁在床架子上了。他呻吟不已，声音极其微弱；从他那扭歪的脸的表情和抽动可以看出他疼痛难忍。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转过脸也不再去看他，把脚伸进拖鞋里，开始心不在焉地察看自己的床头柜，一会儿把放满食品的底柜的小门打开又关上，一会儿把上面那摆着梳洗用品和电动刮脸刀的小抽屉拉出来又推进去。叶夫列姆把两臂十指交叉在胸前，依然走动着，偶尔会像针扎似地打个寒颤，此时他口中念念有词，仿佛是在超度亡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