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说，如果对丈夫的治疗进展顺利，正如事先向他们指出的那样需要拖上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夫，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把他们的住房整修一下，倒也合适。浴室里的一条管子早就该移动一下了，厨房里的泄水盆得换个地方，厕所的墙壁需要贴上瓷砖，而饭厅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房间必须重新加以油漆：改换色调（她已经考虑过选择什么色调），并且一定要有金色的滚边，现在这很时髦。对这一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并不反对，但马上出现了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虽然工人是按国家的派工单派来的，他们凭单子领取报酬，可他们还必定向住户勒索（不是要求，而硬是勒索）额外的钱。这并不是说舍不得钱（不过，也可以说是舍不得！），而是一个更为重要和更为令人气恼的原则问题摆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面前：凭什么要掏出钱来？为什么他自己除了领合法的工资和奖金，从来不要小费和外快？而这些不知羞耻的工人拿了工资还想要钱？在这个方面让步等于放弃原则，是对整个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不可容忍的让步。每当接触到这类问题，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总是非常激动：
“你说说，卡芭，他们为什么这样不珍惜工人的荣誉？为什么我们在通心粉厂工作的时候就从来不提任何条件，从来不向工长要什么‘小费’？再说，这种想法还会跑到我们的头脑里去吗？……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往坏的方面滑下去！这跟受贿有什么不同？”
卡色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随即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要是不给他们钱，要是一开始或者中途不给他们“摆一桌”的话，他们必定会报复，必定会在活儿上捣鬼，让你后悔莫及。
“有人讲给我听，一位退休的上校非常坚持原则，他说：额外一个戈比也不给！结果工人们把一只死老鼠塞在他浴室的排水管里，弄得下水不畅，还散发臭气。”
就这样，关于修房子的事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妥。不论接触到哪一个方面，生活都是复杂的，非常之复杂。
他们还谈到了尤拉。这孩子长大了以后性格十分内向，缺乏鲁萨诺夫勇于进取的那股子劲。他学的是法律，应当说专业不错，大学毕业后又给他安排了很好的位置，不过，应当承认，他不是干这一工作的材料。无论是确立自己的地位，还是结交有门路的人物，他都一点也不会。这次出差，说不定会捐出漏子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很不放心。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则为儿子的婚事操心。开汽车是爸爸硬叫他学的，单独的住宅也得由爸爸帮他去弄，可是在婚姻问题上怎样关心和指点他，使他不犯错误呢？要知道，他是那么没有心眼儿，即使一个纺织女工也能把他迷得晕头转向，暗，就算他不可能遇上什么纺织女工吧，因为他从来不去那些地方，可现在他是在出差呀，能打保票么？要是他轻率地走了草草登记结婚这一步，那就不仅仅是毁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而且也是毁了全家的业绩！申佳平的女儿就是这样，她差点儿嫁给医学院里的一个同班同学，可那青年家是在农村，他的母亲是个普通的集体农在庄员，不妨设想一下：申佳平家的住宅，他们的室内陈设多么阔气，一些负责干部经常到他们那里去做客，突然间餐桌旁出现了这个包着白头巾的老太婆——他们的亲家母！鬼知道这算是怎么回事…，谢天谢地，总算在社会关系这条线上查出未婚夫的问题，才救了他们的女儿。
阿维叶塔，又叫做阿拉，则是另一回事。阿维叶塔是鲁萨诺夫家的明珠。父母不记得她什么时候给他们带来过烦恼或麻烦，当然，上小学时的淘气不算。她长得很漂亮，既聪明能干又富有朝气，能够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生活。不论在大的事情上，或者在小节方面，她都不会走错一步，所以，对她用不着处处留意和操心。她呢，只是由于自己的名字至今还在埋怨父母，说什么不该玩新的花样，现在就叫她阿拉得了。但是身份证上写的阿维叶塔·帕夫洛夫娜。再说，这名也很美。寒假快结束了，星期三她就会乘飞机回来，而且必定会马上赶到医院里来。
名字的事，可真不好办：生活的要求经常在变化，而名字却永远也不能改变。现在，连拉夫里克也为自己的名字在抱怨。目前在学校里还没什么，叫拉夫里克就拉夫里充好了，谁也不会拿他开心，可是今天他就该领身份证了。那上面会怎么写呢？拉夫连季·帕夫格维奇。当初父母的确怀有这种想法：让他跟一位部长、斯大林的不屈不挠的战友同名，并且在各个方面向他看齐。可是你瞧，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要说出‘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这个名称来，就得极其小心才行。好在拉夫里克一心想进军事学校，而军队里是不按本名和父名称呼的。
要是私下里消声问：这样做都是为了什么呢？由佳平夫妇之间也在这样想，不过不向别人说罢了：就算贝利亚是个两面派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有夺取政权的野心，那好吧，尽可审问他，尽可把他秘密处决，但是把这件事向普通老百姓宣布又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动摇老百姓的信念？为什么要在他们思想上引起怀疑？其实，本可发一个秘密文件到一定的级别，把整个问题加以解释就行了，而报纸上就说他因心肌梗塞而逝世。还可以举行隆重的葬礼。
他们也谈到了最小的女儿玛伊卡。在这一年里，玛伊卡所有的5分都黯然失色了，她不仅失去了优秀生的称号，从光荣榜上被除名，甚至连4分也没得多少。问题都是因为升入5年级引起。前几年一直是同一位女老师教她。她了解码伊卡，也了解家长；玛伊卡的学习成绩非常出色。可是这一年里，各科老师有20个，每个每周来教课一次，连学生的面孔都不认识，只是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而已，至于对孩子会带来怎样的损害，孩子的性格会受到何等摧残——难道这一点他会考虑？然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决计不惜代价，一定要通过家长委员会把这所学校的秩序整顿好。
他们就这样无所不谈地坐了不止一个小时，但都谈得没精打采；谈话的内容，每个人心里都觉得不着边际，这一点他们心照不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情绪十分低落，不相信他们所谈论的人和事有什么现实意义，他什么也不想干了，甚至觉得，此时最好能够躺下身来，让肿瘤贴在枕头上，蒙起头来睡觉。
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之所以极力维持这席谈话，是因为今天早晨收到她弟弟米纳伊从K市寄来一封信，这封信几乎把她的手提包烧穿。战前，鲁萨诺夫夫妇住在K市，在那里他们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在那里他们结为伉俪，所有的孩子也是在那里生下来的。但战时他们疏散到这里，此后再没有回K市，住房也就转给了卡芭的弟弟。
她明白，此时此刻，这类消息丈夫不会感兴趣，但是今天带来的这个消息，就连对知心的朋友也不能讲。要把事情的原委和经过说给什么人听听，全城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对象。结果是，她在这里竭力安慰丈夫的同时，其实自己也需要得到支持；她无法待在家里，把这个消息闷在自己心中。孩子们之中也许只能对阿维叶塔说明一切。对尤拉，无论如何也不能讲。即使要告诉阿维叶塔，那也得先跟丈夫商量。
可是丈夫跟她在这里坐得越久，他就越显得萎靡不振，使她愈发感到没有可能同他谈这个主要的问题。
就这样，时间渐渐到了她该走的时候了，于是她开始从购物包里把带来的食品—一掏出来给丈夫看。她那皮大衣袖子镶着褐色狐皮的翻口，大得几乎伸不进全张开着的袋口。
看见了食品（他的床头柜里还有不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马上想起对他来说比任何吃食和饮料都重要的事情，其实今天一开始就该先谈那件事。他想起的是恰加——样树菌子！他焕发了精神，开始向妻子述说这种奇迹，述说那封信、那个医生（说不定是江湖骗子）的情况，还对她说，必须马上想好给谁写信，请他在俄罗斯帮他们收集这种菌子。
“要知道，在我们那边，K市郊区，白禅树到处都是。这事让米纳伊帮我办办能有什么难处？！你马上给米纳伊写信！还可以给别的人写，我们岂不有一些老朋友，让他们也操点心！让大家都了解我的处境户
正好，他自己提到了米纳伊和K市！此时，卡芭把手提包的搭锁卡喀卡塔地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却没把那封信掏出来，因为从弟弟写信的用辞来看，调子是低沉的。卡芭说：
“你知道，帕沙，让K市那边的人纷纷议论你是否妥当，这应好好考虑一下…休纳伊来信说……不过，这可能还不是事实……说……罗季切夫……在他们那边城里露面了……好像是被……恢复了名誉……这可能吗？”
在她说出又长又令人讨厌的“列一阿一比一利一季罗万”（恢复名誉）这个词儿和瞧着手提包的搭锁低头掏信的时候，正错过了那一瞬间，末能看到帕沙的脸是怎样变得比床单还白。
“你怎么啦？？”她惊叫了起来，丈夫的神色比这封信本身更使她害怕。“你怎么啦！？”
他靠在靠背上，以女人式的动作用她那头巾把自己裹紧了些。
“也许这还不是真的！”她那有力的双臂即刻抱住他的肩膀，一只手还拿着手提包，仿佛正尽力把它往丈夫肩上套。“还不一定有那么回事！米纳伊自己也没看到过他。不过，人们在议论…”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煞白的脸色渐渐消褪，但他浑身乏力，腰部、肩膀和两手都没有力气，而脑袋则被肿瘤扭得侧向了一边。
“你告诉我做什么？”他痛苦地说道，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难道我的痛苦还太少？难道我的痛苦还太少？……”接着，他牵动胸部和头部，做了两次没有眼泪的抽泣。
“略，原谅我，帕申卡！原谅我吧，帕西克！”她抱住他的肩膀，自己也在发抖，摇晃着梳成雄狮式的古铜色曹发的脑袋。“要知道，我实在是没了主意！难道说如今他会从米纳伊那里夺去一间屋子？不，这样下去会导致什么结果？我们已经听到过两起类似的事情，你还记得吧？”
“还管它什么屋子，让他要回去好了，那该诅咒的屋子，”他回答她，声音像是哭泣，又像是耳语。
“屋子有什么罪过？往后米纳伊怎么能挤得下？”
“你倒是为丈夫想想吧！你想一想，我会怎么样？……关于古宗，他信上提到没有？
“没提到古宗…如今要是他们都开始一个个地回来，那会怎么样呢？”
“我怎么知道！”丈夫压低了嗓门回答说。“他们有什么权利现在把那些人一个个放出来？……怎么能这样不近人情地作践人呢？…”
第十四章 审判
鲁萨诺夫本来指望这次会见会使他精神上得到鼓励，不料心里反而更难受了，还不如卡芭别来。他扶着栏杆，摇摇晃晃顺着楼梯往上走，身上愈来愈觉得发冷。卡芭穿着大衣不能送他上楼，因为一名女护理员专门站在那里把守，对家属挡驾，于是卡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