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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葬了父亲，母亲为了赔朋友的车款，为了她的手术费，没日没夜地工作。而她，伤愈后则拼命读书，一心想快些长大。她很坚强，什么都能忍受，却惟独不能忍受别人的怜悯。
所以，她没告诉任何人路上发生的事故。放学回家，当被同学问起现在为什么坐公共汽车？她谎称父亲出远门了。谎言维持了半年多，直到有一天遇到朱师傅。她见那辆出租车停在路边，一动不动，就像父亲开车过来，等在学校门口。她只有三块钱坐公共汽车，可她全拿出来坐出租车，只坐一站地，然后花一个半小时徒步走回家去。虽然路很远，但她走得坦然，因为没有人再猜测她失去了父亲。
“您一定不知道，您的出租车就是我父亲生前开的那辆。车牌号，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女孩说着，眼里淌出泪花，“所以，远远地，只一眼，我就能认出来。”
朱师傅鼻子一酸，差点儿掉下泪来。
“这块奖牌，我一直戴在身边。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它，我会不会走到今天。还有，您退还我的车费，我一直都存着。有了这些钱，我觉得自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虽然失去了父亲，但我依旧有一份父爱。”说着，女孩从口袋里拿出一枚奖牌，挂到了身上。那是一块边缘已经发黑的金牌，奖牌的背面，有一行小字：预祝你的人生也像这块金牌。
这块金牌，就是十年前朱师傅送给女孩的礼物。
滴水之恩何言报
女孩挽着朱师傅的胳膊走出咖啡馆。看到女孩开车走远，朱师傅将车停在路边，让眼泪流了个够。那个跛脚女孩，那个现在他才知道叫林美霞的女孩，她和自己十年前因癌症去世的女儿，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女儿生前每个周末，朱师傅都去四十中接她。女儿上车前那一句“谢谢爸爸”和下车时那一句“谢谢您，老爸”让他感受过多少甜蜜和幸福？
那块奖牌，是女儿在奥林匹克竞赛中得到的金牌，曾是他的全部骄傲和希望。可女儿突然间就走了，几乎让他猝不及防。再到周末，路过四十中，他总忍不住停下车，似乎女儿还能从校门口走出来，上车，喊一声：谢谢爸爸。
就在女孩坐他车的那段时间，他觉得女儿又回到了自己身边，他的日子还有希望，他又重新找回了幸福！只是，这情形持续的时间太短，太短……
在回家的路上，朱师傅顺便买了份报纸。一展开报纸，朱师傅就看到了跛脚女孩的照片。
她对着朱师傅微笑，醒目的大标题是：林美霞———最年轻的跨国公司副总裁，S市的骄傲……朱师傅吃惊地张大嘴巴，一目十行地读下去。边读报纸，他边习惯地从口袋里掏烟。
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个信封。拿出来看，里面装着厚厚一沓美金。朱师傅愣住了，他想不出，林美霞何时把钱放进了自己外套口袋？就在她挽起自己胳膊的瞬间？
美金中间，还夹着一张纸条：师傅，这是爱的利息，请您务必收下。本金无价，永远都会存在我心里。谢谢您，师傅！
朱师傅的眼睛再一次模糊了。
（刘德民摘自《深圳女报》2007年3月16日）
清水洗尘
●王 聃
一
是在《鲁豫有约》中听到的故事，那一期的嘉宾是于丹。
于丹高中所在的那届文科班同学关系特别好。毕业时大家约定：今年第一场雪时，无论在哪里，哪怕是旷课，大家都得去班上一个男生家聚会。
那年的雪下得特别晚，到了寒假，第一场雪才姗姗来迟。而爱好游山玩水的于丹照例外出旅游了，没在北京。年轻的她当时很不以为然：我们现在才17岁，到70岁以前还有多少场雪呀。这不算错过！
四年后，文科班的同学们才在那位男生家又聚到了一块。大家在一起包饺子时，那位男同学走进里屋，拿出一本日记本说：“于丹，我这儿还有你的东西呢！”大家看着于丹，都不说话。他翻开一页，对于丹说：“这是你的。”是空白的一页纸，皱皱巴巴脏兮兮的，角上写着一个日期。原来，在17岁的聚会时，为了不让于丹错过那场雪，大家想到一个主意：取出日记本，翻开新的一页，写下日期，走到雪地里，让雪“哗哗”地落在本子上，等纸页被覆盖得满满当当之后，再把这一页合上。
于丹没有想到，17岁那场雪，大家竟为她收藏了4年。今天，这位男生代表大家把它还给了于丹。那些遗落在青春年少里的美好，于丹依旧没有蹉跎。
二
很久前的一个冬季，我在叔叔家中度假，当时他家正请民工修缮阳台。
工人一老一少，老的木讷，少的黝黑。劳作过后的黄昏，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总蹲在角落里拿个本子写写画画。
熟识之后，当我再看到他写画时，他信任地把本子递给我翻阅。
是很厚但显然很便宜的本子。每页纸上只有几行字，字迹歪歪斜斜，且大得出奇。如：今天好累，但想起惠芳，我就一点都不累了。如：惠芳，你在家里还好不我好想你啊。又如：今天我路过花市，看到了好多好看的花，今年过年时我一定买一束带回家去……
他有些羞涩地解释：惠芳是他去年刚过门的媳妇——原来这是他空闲时写给新婚不久的妻子的悄悄话，也是他写给爱人的“情书”。他家在边城山沟里，正月未过就进城揽活，年关临近再像候鸟一般飞回去。两地相隔的念想，就只能够写进这样的笔记里。
在这个卑微得像棵草一样的年轻男人面前，年少的我突然有些心悸的感动。对爱情，我想自己就是从那时开始慢慢懂得的。
三
应该是大一下半学期发生的事情了。
某晚夜已深沉，室友们都发出了均匀的鼾声。宿舍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起，没人愿意起来接电话。电话固执地响了又响，不堪被扰的我们恼怒地扯掉了电话线。
三天后的凌晨，室友小李的父亲突然来到我们宿舍。还未说话，这位风尘仆仆的父亲冲上来就抱着小李哭了：“娃，听说你这地震了，是不？”
原来，几天前学校当地刚发生了一场地震．李伯伯那天在家中电视上恰好看到这条新闻。身处西部偏远省份的他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刚巧我们扯掉了电话线。不明所以的李伯伯心急如焚，连夜借了400元钱，赶来看儿子。
他摸黑走了20里崎岖山路，天亮后搭坐三轮车到乡上，乘中巴到县城，再坐长途客车奔赴火车站，之后赶乘最早的一趟火车……抵达我们学校时，天尚未破晓，李伯伯蹲在楼外直到宿舍开门。整整三天，千里旅途，除了两瓶水和自家带的几个馍，他竟什么都没吃。
小李扑在衣着有些褴褛的父亲怀里，呜咽得像个小孩。我们几个，也都泣不成声。
（逸 人摘自《杂文报》2007年8月9日）
“不是我，而是风”：80年代生人的怕和爱
●吴志翔
每一代人的手里都有过一手好牌，那就是他的青春。但并不是每一手好牌都能打出最大的价值，很多时候，好牌砸在自己手上了，或者干脆就自我牺牲成就了别人。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个人梦想曾经被人造神话和宏大叙事的光焰所覆盖，70年代出生的人，则始终在类似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精神与物质的冲突”之类的永恒二元张力中受到撕扯，备感焦虑，等到“醒悟”过来的时候青春已飘然远去。
刘小枫在那篇《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里写道，他们那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最终却幻灭于理想的脆薄和不可靠，受伤于从伪神圣中生长出来的蛮横和无理，转而开始珍视每个人在其生命历程中发出的“怯生生的呼唤”。而当80年代生人登上这个光怪陆离的巨大“秀场”时，这个社会已经完成了一个必要的清毒过程。很多过于玄虚的、不切实际的；甚至是虚假观念的障碍被沸腾的生活蒸发了。可以这么说，80年代生人不必再经历那种身心、灵肉的拉锯战，可以轻装上阵，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现实主义的怀抱。他们似乎不再愿意加入任何与“伟大”有关的行军方阵，不太可能被某些看上去很美的东西所诱骗了。
80年代生人怕什么？
他们怕诗歌朗诵。那抑扬顿挫的语调，那含着眼泪的抒情，那牛犊子般的温柔，曾经被视为美的大本营，如今却会让他们汗毛直竖。在慷慨激昂的高调抒情与口齿不清的低声呢喃之间，他们宁愿选择后者。他们几乎偏执地认为，类似于诗朗诵之类的东西，无非是用一种真善美的姿态来贩卖假大空，所以反而会得到一个“恶心”的评价。诗朗诵以及一切显得无比真诚的文艺腔，都不再能感动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被煽情，不会被感动，只不过那种煽情或感动的根源不是什么“形而上学台词”，而只是更切身的个人遭际，比如眼见某位自己喜爱的选秀歌手被淘汰，他们就会哭得像个泪人。在哭泣时，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变得更崇高了，变得真善美了，因为眼泪不复是精神性的，哭只不过是一种有益健康的生理现象。
他们怕没有个性。在这个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匀质化、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的世界上，每个渴望引起注意、想要获得发展空间的人，都需要拥有鲜明的身份识别标志。这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不使自己淹没在滔滔人海中。一个人可以没有德性，但不能没有个性。自卑的人努力追求与别人一样，自信的人则强烈希望与别人不一样。80年代生人是个从小就被告知即使一无所有、一无所长也要自信的群体。没有自信也要装出自信。所以他们说话习惯于去掉那个“们”字，他们说话更喜欢“我”字打头。“我行！”“我能！”“我可以！”“我选择，我喜欢！”“我的地盘我做主！”当然，像染黄毛、穿酷装、纹身之类的身体修饰属于很小儿科的玩意儿，玩街舞、玩滑板、玩攀岩、玩角色扮演、玩Cosplay、玩视频、玩游戏、玩赛车……这些时尚相对有点“技术含量”，似乎更能彰显自己的个性。个性化生存发展到极致往往就是沉迷于“恶搞”，从“一个馒头”到“后舍男生”，那铺天盖地的恶搞和戏仿当然是为了好玩，但同时却也折射出这些聪明的80年代生人本能地懂得，想在这个秩序化的社会里赢得一个冒头的机会，需要像病毒一样无孔不入无恶不作，在覆盖着他们的庞然大物上面下蛆，制造漏洞，孳生缝隙，获得证明自身存在的一线阳光。
他们怕冷落身体。身体曾长期被精神殖民，伴随着身体美学的凯旋，80年代生人也摆脱了对身体的羞耻感，开始堂而皇之地自恋起来。他们开始用心打理、推销、利用自己的身体。且不说满眼的美女在尽情展露自己的性感，摇曳出无限风情，连“芙蓉姐姐”“天仙妹妹”“二月丫头”以至“Ayawawa”之辈都成了时代荧屏上醒目的镜像，无论是褒还是贬，她们无不因为身体的在场而存在。包括很多男人，也毫无愧色地以所谓“男色”而赢得足够多的资本，如忧郁的“极地阳光”Acosta和满嘴“咩咩咩”的阴柔郭敬明以及大量的“快乐男生”“好男儿”，这些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