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老人无可奈何，呆呆地站在那里。
突然，咔嚓一声，随着一声惨叫，一个沉重的物体从楼梯上滚落下来。
房主人从呆愣中醒了过来，慌忙对老伴儿说： “一定是我们的儿子把这家伙打倒的。快给警察打电话……”
很快，警察们赶来了。在楼梯口，警察发现了摔伤了腿躺在那里的陌生人。
“哪有这样的人，学习也不点灯，害得我一脚踩空。真晦气。”陌生人一副懊丧的样子。
上楼搜查的警察很快下来了。
“警长，整个楼上全搜遍了，没有发现第二个人，可房主人明明在电话中说是他儿子打倒的强盗，是不是房主人神经不正常”“不是的。他们唯一在上学的儿子早在数年前的一个冬天就死了。可他们始终不愿承认这一事实。总是说，儿子在楼上学习呢。”
谁也没有再说话。屋里很静，屋外也很静。那白色的小精灵依然悠悠然地飞落下来……
（梁 裕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外国微型小说选》一书）
尊重自己的尺度（外一篇）
◎徐百柯
吴组缃（1908—1994）被称为一位智者。在他的弟子刘勇强眼里：“吴先生非常敏锐，很有智慧，聊起天来，滔滔不绝、神采飞扬、妙语连珠。”
他同时又被称为一位勇者。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吴先生的“尺度”．也始终一以贯之。“他从不会因人而变、因事而变、因时而变。”北大中文系教授孙玉石评价道，“他有一个导师应有的尊严，他尊重自己的尺度。”
1929年，吴组缃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次年转人中文系。毕业后，在清华研究院继续学习，但没读完研究生就离开了。他的传记记述到此往往语焉不详。就此，吴先生的弟子张健曾特意向他探询过其中原委。
据吴先生说，读研究生期间，他曾选了国学大师刘文典的六朝文学课。在学期作业中，他骂六朝文学是娟妓文学，刘教授非常生气，就给了他一个不及格。但刘教授同时也托人带口信给他，说只要他改变观点，就可以让他过关。当时，吴组缃已经结婚生子，全家要靠他的奖学金生活。一门课不及格，就意味着拿不到奖学金，而拿不到奖学金，全家人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继续学业。但吴组缃硬是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结果不得不中断学业，经人介绍到中央研究院供职。
和吴组缃有过长期交往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方锡德讲过一件小事：20世纪40年代，吴组缃曾应聘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当时是在学期中间，校方希望他开半学期的课，但要支付给他整学期的薪水。吴组缃当即表示：“这样怎么行我明明只上了半学期的课，怎么能拿你们一学期的薪水”
“文革”期间，吴组缃自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军宣队召集的一次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仍然坦率直言：“想起这场革命，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当时许多人很为他着急，怕他挨批，因此劝他承认这个说法不妥，以便了事。但吴组缃执意说这就是他的原始感觉，最终也没有改口。
1985年，刘勇强考取吴组缃的博士生，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先生，就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正好有一个外地学者来拜访吴组缃，拜访者编了一本清代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的选注本，想请吴组缃题签。但吴组缃看后，直率地对那位学者说，自己认为他对纪昀的看法并不妥当，所选的篇目也不理想，因此，不能题写这个书名。
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因此被很多人称为“诡辩派”的鼻祖。有些时候，吴组缃倒确实像是一个“诡辩家”：尊重自己的尺度，很多时候固然需要原则和勇气，但另一些时候，则需要机敏和智慧。
吴先生烟瘾很大，茶几上随时一字排开数十只形形色色的烟斗，以备轮番取用。子女多次劝他戒烟，但他总是不接受劝告，而且还发明了一套“以毒攻毒”的理论。张健就曾当场领教过“这个固执、可爱的老头”，振振有词地对子女们阐述他的“以毒攻毒”论。
吴先生的儿子吴葆刚一直认为，“父亲对事物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一次，他告诉父亲杂志上讲竹笋虽然好吃，但主要是纤维，并没什么营养。他父亲立刻反驳道：“熊猫只吃竹子，可是长得胖乎乎的，怎么能说这东西没有营养呢”
“他时常会流露出一种纯真之心。”刘勇强回忆说。有一次，他陪吴先生经过未名湖，看见有个女孩儿用小石子打水漂。于是吴先生很认真地说：“这怎么能行呢如果人人都这样，岂不是要把湖填平了”
季羡林曾经这样描述他这位老友：“池塘边上，一个戴儿童遮阳帽的老人，坐在木头椅子上，欣赏湖光树影。”
现在，池塘边的木头椅还在，只是戴儿童遮阳帽欣赏湖光树影的老人不见了。
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人，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及校务长、美国驻华大使。
这是一个奇怪的洋人，他在中国很有名，在自己的祖国却默默无闻。
1949年8月2日，这位73岁的瘦高个老人，黯然离开中国。8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该文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从此，“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失败的符号。
然而，历史学者林孟熹告诉我们：“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父亲是美国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母亲也是美国人。但他出生在杭州，从小说的是杭州话，11岁时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邻里小孩嘲笑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1904年，年轻的司徒雷登像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杭州，开始从事传教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大请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大学生宣布罢课。学校里的多数外籍教授反对学生罢课，而未南下的学生与中国教授们坚决不许开课，双方严重对立。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他是绝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司徒雷登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是否也来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抗战期间，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曾被囚禁达4年之久。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曾为燕大学生、时任燕大教员的冰心这样赞扬自己的校长：“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据近年披露的史料，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前夕，曾与中共高层秘密接触，甚至计划好了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事宜，但最终被召回，未能成行。
不论司徒雷登当时的政治倾向如何，但他在那个历史转折关头，力图避免使中国与美国乃至西方完全隔绝所做的努力，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晚年寂寞而凄凉，被国务院下“禁言令”，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因患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与失语。
他的遗愿之一是将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不过这一心愿未能实现。
2005年1月3日下午，未名湖畔，一只寒鸦掠过临湖轩；那是当年司徒雷登校长为年轻教员冰心和吴文藻主持婚礼的地方。
（刘垦摘自中央编译出版社《民国那些人》一书）
射象
◎＇英＇乔治？奥威尔 ○董乐山译
在缅甸的毛淡棉，我遭到很多人的憎恨——在我一生之中，我居然这么引起重视，也就仅此一遭而已。我当时担任该市的分区警官，那里的反欧洲人情绪非常强烈，尽管漫无目的，只是在小事情上发泄发泄。没有人有足够的胆量制造一场暴乱，但只要是有一个欧洲妇女单身经过市场，就有人会对她的衣服吐槟榔汁。作为一名警官，我成了明显的目标，只要安然无事，他们总要捉弄我。在足球场上，会有个手脚灵巧的缅甸球员把我绊倒，而裁判（又是个缅甸人）会装作没瞧见，于是观众就幸灾乐祸地大笑。这样的事发生了不止一桩。到了最后，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年轻人揶揄嘲笑的黄脸在迎接我，待我走远了，他们就在后面起哄叫骂，真让我的神经受不了。闹得最凶的是年轻的和尚，该市有好几千个，个个似乎都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是站在街头，嘲弄路过的欧洲人。
这使我十分恼火，也使我不解。因为那时我已认清帝国主义是桩邪恶的事，下定决心要尽早辞职滚蛋。从理论上来说——那当然是在心底里——我完全站在缅甸人一边，反对他们的压迫者英国人。至于我所干的工作，我是极不愿意干的，这种不愿意的心情非我言语所能表达。在这样一个工作岗位上，你可以直接看到帝国主义的卑鄙肮脏：可怜巴巴的犯人给关在臭气熏天的笼子里，长期监禁的犯人面有菜色的脸，被竹杖鞭打后疤痕斑瑗的屁股——这一切都使我有犯罪的感觉，压迫得我无法忍受。但是我无法认清楚这一切。我当时很年轻，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不得不独自默默地思索着这些问题，在东方的英国人都承受着这种沉默。但是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国已濒临于灭亡，更不知道它比将要代替它的一些新帝国要好得多。我只知道我被夹在中间，我一边憎恨我所为之服务的帝国，但我又生那些存心不良的小鬼头的气，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使我无法工作；我一方面认为英国统治是无法打破的暴政，一种长期压在被制服的人民身上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又认为世界土最大的乐事莫过于把刺刀捅人一个和尚的肚子。这样的感情是帝国主义正常的副产品，随便哪个英属印度的官员都会这么回答你，要是你能在他下班的时候问他。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很能间接地说明问题。这本是一件小事，但它使我比以前更清楚地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真正本质——暴虐的政府行为处事的真正动机。有一天清早，镇上另一头的一个派出所的副督察打电话给我，说是有一头象在市场上横冲直撞，问我能不能去处理一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