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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还能工作，说话还算得上数，处长职务还没有免（尽管李山林老早就扬言要把我的处长也免了）。处长虽还没免，但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建委都知道李主任发了话：郭光允说话“不算数”。但他李山林还不能做到一手遮天，建委的许多同志也深知我郭光允在业务上、在技术上说话还是“算数”的。我克服了一切阻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如果没有后来程维高垂青李山林，重用李山林，放手让他做坏事的话，如果不是程维高、李真、李山林、吴庆五等人联手让南京二建肆虐河北建筑市场，如果没有程维高授意省委组织部及石家庄市委上演一出“竞选副市长”的丑剧发生，如果……
假如以上的“如果”变成了现实，那么即使我同李山林矛盾再尖锐，也只能算是“茶杯里的风波”，机关里的是非而已。
可惜，历史并不承认“如果”、“假如”，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还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
这个严正的规律，在某些过于“聪明”，换句话说是“聪明得近乎愚蠢”的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程维高的秘书李真如此，李山林也是如此。
这一年，程维高从河南省省长任上调任河北省省长，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主政河北的政治生涯。
一开始从电视上看到新省长，对他的印象是作风干练、精力旺盛。河北的老百姓戏称石家庄是“中国最大的村庄”，这里面既有俏皮调侃之意味，也有暗讽石家庄市容、街容脏乱差的意思。程维高省长在电视上露面、严肃批评石家庄的这一弊病，并着力实施城建改造。
作为一名机关干部，一开始我对程省长是有好感的。
“扩路、拆墙、透绿”，是程维高关于城建改造的一项举措，实施以后，也的的确确见了效果，老百姓感到“路宽了，地绿了”，老百姓的反映也是真心话，干部们对这位新省长的印象是，办事利落，性格强硬，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刘善祥老书记也亲口对我说过，直至1993年程维高任省委书记的那一年里，程维高“还是比较谦虚的，有些问题也听得进同志们的意见”。
我是万万没有料到跟这位尊贵的省级大员日后会有什么矛盾瓜葛的。我受党培养多年，头脑里没有什么封建等级观念。小时候我在蠡县老家仰视冯家宗坟里的石碑时，看到石碑上刻的“二品”“三品”等文字，开始懂得人间还有一种不可冒犯的叫做“官威”的东西，父亲的遗训也叮嘱我为人处世学一个“忍”字。
假如没有“建委风波”之后的环环相扣的因素，那么，程维高为他的官，我做我的一介平民，太平世界，朗朗乾坤，平白无故还会生出什么灾祸不成？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先从南京二建说起吧。
“南京二建”的鼎鼎大名，自程维高被查处之后，几乎在全国妇孺皆知。换一种情况，“南京二建”的这种“知名度”花上亿人民币也是买不来的，可惜没有一个经理人愿意有这种“知名度”，南京二建驻河北的经理朱钧昌后来因经济犯罪被判了20年徒刑，后任经理王建新也因行贿被判6年徒刑。你能说是程维高等人害了南京二建？还是南京二建坑了程维高？
说起南京二建，这个公司刚到石家庄来的时候，还是我给办的手续。当时是一个举报让我知道南京二建的，举报什么呢？南京二建是先拿了工程才进石家庄的，没有在我这里办手续，有人报告到我这里来，我得查一查呀，这种情况按规定是应予清除的。
南京二建一听建委要查他们，那个工程负责人赶快过来了，又是承认错误又是表示要改正，立即补办手续。我想人家刚进来，揽个活也不容易，不能一棍子打死吧，就到施工现场去看了看，考查了以后，觉得施工质量不错，其次他们的态度也好，所以按规定就给他们补办了进石家庄市的施工手续。
这样一来我跟南京二建就认识了，而且还知道他们当时的经理罗××还是我同济大学的校友（罗××在同济大学进修过，算是校友吧）。客观地说，南京二建刚闯河北市场的时候，确实是凭着苦干和灵敏的商业头脑打天下的，他们工程质量也不错，那个时候，我支持南京二建是对的。我冲着校友的面子，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也帮了南京二建不少忙，但我没有要过南京二建一分好处，没有吃过他们一顿饭。热情的罗经理从老家给我捎来板鸭，我一推二推没推掉，河北人也不知道那板鸭怎么个弄法，放在家里时间一长，结果都发霉了。
历史会跟人开玩笑的。一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南京二建的，反而是那个后来跟南京二建沆瀣一气的李山林，而当时的我根据政策规定，反倒是比较维护南京二建的。
这一天，李山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冷冷地说：“我要清除南京二建。”
“清除？南京二建干得挺好，为什么要清除？”我不太理解。
“这帮南蛮子拉活拉得太多了，施工单位意见很大呀！”
“李主任，”我耐心地解释，“清除恐怕不太合适，有规定，一个施工单位年人均承揽工程不得超过70平米，超过这个范围，咱们可以叫他退了。控制可以，清除不太好。”
李山林眼一瞪，武断地说：“我不管，你必须起草文件，把南京二建给我清了！”
他又强调一句：“省建委就是这个意见，我是在执行省建委的命令！”
我不知李山林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但如果真是“省建委的命令”，这个“命令”也未免太蛮横、太排外了。
我始终没有起草这个文件，很明显，在当时，“清除”南京二建的决定肯定是错误的。我扛着没有去执行所谓“省建委的命令”，倒不是出于我和罗经理的同学私谊，我只是认为，这样做不符合改革开放的方针，断然清除是地方保护主义，是排斥竞争。原则上讲，这里面有个宏观调剂问题，只能控制，不能清除，不能断人家的生路。
第一部从“茶杯风波”到人代会“大戏”（4）
历史有时也真是奇怪，我在这场波折中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先是依原则维护了南京二建，并给予了合情合理的照应；接着对方给我“报之桃李”，想给我铺一条改变命运之路，而我没有领情；再接着是李山林同南京二建“亲密携手”，以程维高为后台，横行河北建筑市场，而我郭光允不知不觉变成了他们的对头。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是矛盾变来变去，人物的角色也转换来转换去。我也始终成为其中的介入者和见证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矛盾双方的内心是没有变的：一方面是一成不变的私欲；一方面是良知和操守，而后者的“不变”才导致了前面的戏剧性变化。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罗经理一直对我印象很好，跟我几乎是无话不谈。南京二建后来“贴”上程维高的“商业秘密”就是这位校友告诉我的，他把南京二建欲图在河北“做大”的每一步“战略”都给我说了，说的话又直率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老郭，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拉老程做我们的后台。我们先给老程装修房子，联络感情——现在已经装了两个月，然后……”
罗经理又关心地对我说：“老郭，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是个小干部。就凭咱们的校友关系，我一定帮你飞黄腾达。等我们给老程的装修工程快结束的时候，你一定要跟我去老程家，谈谈工程质量啊，指点指点啊。你又懂这个，这样，你就能跟老程搭上话了。然后……”
总之，前前后后，罗经理给我说了五六次这样的话。
我为什么没有动那脑筋呢？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高超的判断和洞若观火的圣明，罗经理给我描绘的前景确实有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力：更远大的前程、更开阔的舞台、更高的充实感和满足感，一个曾被剥夺了几次提拔机会的小干部哪里会不向往？然而我脸皮薄，对热情的校友那种赤裸裸的“设局”感到本能的别扭和不安。
我的真实心理就是这样的。客观上我职务太低，用这个办法获得被领导欣赏和提拔的机会，岂不要被人戳着脊梁骨骂？程维高要提拔我，先要跟市里说说话，然后到省里，省里接着提。这种手法不是靠本事，不是靠上面真的认为你工作不错才提拔的，而是靠这种小动作，想想是多令人害臊的一件事啊！——平时我也跟同志们议论“跑官”、“讨官”等不正常现象，也叹息过忧虑过，背地里也骂过李山林等人的得志猖狂和不仁不义，怎么一轮到自己，反而变得是非不明了呢？
我不高超，甚至有些“迂腐”，但本能的羞恶之感让我在“天赐良机”前却步。
校友特别糊涂，那个星期天，他骑着破车子到我家来了。
他把我叫出门，一把抓住我的手：“快走！”
我问：“去哪里？”
“哎哟我的老兄，你又糊涂了！快装修完了，老程今天在家，机会难得！你无论如何得跟我去！”
“别别，算了吧……”我忙不迭地摇手。
我这校友急了：“老郭，你怎么那么上不了台面呢？快跟我去！没事的，你要不好意思，还有我呢！”他伸过手就来拽我。
我一边局促地闪避，一边真诚地对校友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就是上不了这个台面，算了……”
尽管校友连推带搡，只差没把我扛走，到末了他也没把我“动员”去，只好很遗憾地走了。
南京二建的朋友给我搭的“登天”云梯，我没有去爬，然而这架梯子既然存在，自然有别人使出浑身解数去攀援。我这样说，并非我心理不平衡而自我炫耀，我也不会以这段经历去傲物，去自恃高洁，我承认我有知识分子的柔弱性（但决不是软弱），必要的时候，我也会悲天悯人，得过且过，到此为止，我忌讳于承认这段经历，永远噤口。
这一段插曲使我这个小人物成为信息“交汇点”，在南京二建问题酿发矛盾时，我能有充分的依据去斗程维高。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说到这里，必须交代一段我同红军街4号院（省委领导住地）的渊源。其实我和我爱人也是省委大院的常客，我有亲朋好友也住在那座大院里，其中一位是河北省的老省长刘秉彦，我一个平民百姓怎么会跟刘秉彦很熟悉呢？刘老资历老（他是建国以后惟一一位没有参加过长征而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我党高级干部），又是我一位本家远房堂亲郭春原的同学和同事。
我管郭春原叫堂大爹，我的这位堂大爹也是一位老革命，参加过在我党党史上很著名的高蠡暴动，1937年任蠡县县委书记；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常务副市长，在轰动一时的刘子善、张青山案中受牵连，被错误地开除党籍（不久后被甄别平反）。而刘秉彦省长曾在我堂大爹领导下的蠡县县大队任区小队长。还有一位河北的原�